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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报上登了，某“著名作家”病逝，去了真正该去的地方。看着报上的那些过分的美誉，我不好说什么，只有苦笑。也许，现在的人都不需要真相了，一说起真相，就像遇到吃人的老虎一样，全地警惕、恐惧、害怕起来。
为了避免对号入座，我小心地不说出“著名作家”的大名，不说出他（或她）的性别，也不说出其生于何年何月，让“著名作家”成为一个比较虚拟的人，反正都已去了，不再过分打扰他（或她）了。 某“著名作家”在作协，其实就是个有“特殊使命”的人。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的作协组织形式，小到我们的稿费制度，全都是照搬前苏联，而前苏联的作协中，其实有1/3的人员负有“特殊使命”。有些历史资料透露了这一点，深入下去，你便可查到相关的蛛丝马迹。 当时，某“著名作家”刚参加革命工作，就从事地下党学生工作，解放后发表作品，在文联、作协工作，正好，像这样苗正根红的年轻人，正适合在文化部门负其“特殊使命”。 党的“特殊使命”，我不太清楚是怎么弄的，我想可能要分等级，像“著名作家”在文化部门负其“特殊使命”，这种等级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吧，所以大多时候，“著名作家”在文联或作协，干的就是日常组织工作，如担任创作辅导部干事、创作委员会秘书、刊物领导小组成员、文联党组书记、作协主席等，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或她）竟还有其他身份。 “著名作家”平时还是要写点作品的，否则与“著名作家”身份不符，容易穿帮。但写出的作品实在不怎么样，所以自己也承认：“不是专门写作的，只是在作协办事儿的。” “办事儿”，这句话看似含糊其词，其实非常值得玩味，只是一般人不清楚罢了。有时，他（或她）也要向真正的著名作家请教，那个真正的著名作家就住在离作协不远的地方，他这样教育“著名作家”：“人多想好事，多学别人的长处。”著名作家为什么要教育“著名作家”“多想好事”呢？这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上世纪80年代，我也向这位真正的著名作家请教过，他对我传授经验说：“要多看外国名著。”这当然很好理解，不像“多想好事”那么多弯弯绕。 使“著名作家”成名的作品，最值得一说的，是他（或她）那篇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报告文学，报纸吹嘘“撰写的纪实文学在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发表，举国震惊”。什么是报告文学？应该是“真实”的故事。但什么又是“撰写”，这又与“杜撰”沾边了。 根据现在发掘出的历史真实，那些“水牢”什么的，原来竟是杜撰。早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xx就提出了水牢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刘文彩的侄子）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冷xx虽没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家的水牢，然而让上级有关部门深受启发，遂于1954年移花接木设计了“冷xx坐刘文彩家水牢”的方案。据上报大邑县委的《农业合作化展览总结》一文，设计这个方案的目的是通过冷xx 被“解放”前后的鲜明对比，“以达到‘想过去，看现在’的目的”。 到了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冷xx也开始由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地主的罪行，而演讲稿则完全由主管部门提供。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著名作家”根据这些莫须有的东西，杜撰出“水牢”的报告文学，从而使他一举成名的。 1981年9月15日，冷xx正式隐退，同年在接受陈列馆人员调查时称：“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说完话的3年后她去世。那么，在虚假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东西，难道不是杜撰吗？ 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知道“著名作家”负有“特殊使命”呢？我没有天眼通，当然不知道。这完全是他（或她）自己说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中叶，“著名作家”到郊县一青年作者处，该青年作者受宠若惊，连忙设宴款待。酒过三巡，“著名作家”微有醉意，当然也因得意，于是一古脑地讲了出来。当时省内有另一个青年作者，思想稍有激进，曾在70年代因写日记等文章被说成“反动”。“著名作家”在酒桌上提到这个青年作者时，给这位思想稍有激进的青年作者定性说：“此人犯过错误，不可重用。”在那个文学青年要想出头成功就要靠作协的年代，文坛大佬一句话，就可把一个文学青年打入十八层地狱。 之后，在酒精的作用下，“著名作家”意犹未尽，便开始在招待他（或她）的青年作者面前“抖包袱”，吹嘘自己的双重身份。而那个青年作者认为自己攀上高枝，之后便在其他人面前吹嘘，于是我们才知道，原来“著名作家”在作协里的另一个特殊面目。 再后来，经济主导社会，文学遭到冷落，“著名作家”的另一身份更是显得没那么重要，人们渐渐忘记了他（或她）。有时，喜欢吹嘘的他（或她）在一些会议上滔滔不绝地述说往日辉煌时，甚至还免不了遭人烦。现在他（或她）终于闭嘴，让我们听不到其声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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