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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怎样的人 朱自清是这，是那，我都没有异议。我说一句话，想来别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朱自清是个男人，然后才是这，是那。 假定这世上或某一个区域内，男人和女人一样的多，所有的男人都可以看到别的女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男人看女人，总要比看男人多些，至少也多一个。如果再加上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看到的女人就要更多些。作为男人的朱自清，也不会是例外。 基于这样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理念，写一篇这样题目的文章，对受人敬重的朱自清先生，该不能说是轻亵或诬谤。 先看看朱先生是个怎样的人。若好色成癖如郁达夫，或是风流倜傥如徐志摩，这样的研究——请允许我用这样庄重的字眼，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好色成癖的男人，会疯狂地追求女人；风流倜傥的男人，女人会往他身边凑。惜乎身高一米五七的朱先生，跟这两类人都不沾边。 朱先生是个内向的人，腼腆的人，从品行上说，绝对是个正人君子，且不是鲁迅笔下的那种型号的。看看他讲课，就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忠厚人了。 他那时是矮矮胖胖的身体，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像个乡下土佬。打的是扬州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台起，便总不断的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讲台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过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的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先想好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的作答，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舒下来。（《杭州第一师范时代的朱自清先生》） 这是朱先生北大刚毕业，在杭州第一师范教书时的情形，他的学生魏金枝记下的。后来当了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情况是不是好了呢？没有好多少。下面是他的学生吴组缃的回忆： 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地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佩弦先生》） 有这两三件事，说朱先生是个怯懦的人，也不为过吧。 只有这样的人，看看他是怎样看女人的，才有意味，才有认知上的价值。 他的婚姻状况 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常常制约着，或是怂恿着他对女性的态度。怂恿也是一种制约。 朱先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一九一六年考入北大预科，当年寒假里回扬州老家结婚。妻子武钟谦，是扬州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朴实，文静，在《杭州第一师范时代的朱自清先生》的文章里，魏金枝说：“至于我们的朱师母呢，也正和朱先生是一对，朴素羞涩以外，也是沉默，幽静。除开招呼以外，不大和我们搭腔，我们谈着，她便坐在床上做活。”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夫人在扬州家中病逝，三十二岁，遗三子三女。朱先生与夫人同岁，都是一八九八年出生。 第二次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与陈竹隐女士在上海结婚。陈是四川成都人，少先生七岁，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为齐白石、溥西园的弟子，工书画，善度曲。这第二任夫人，可说是一位新时代的新女性了。婚后随夫北上，住在清华园里。抗战爆发后，朱先生独自赴长沙，又转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陈由北京赴昆明与丈夫团聚。抗战后期，带着孩子住在成都。 对武钟谦夫人，朱自清的心里，始终充溢着真挚的情爱，《给亡妇》可说是一曲爱的颂歌。现在要说的是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若是刚刚去世，痛不欲生，秉笔为文，自在情理之中。但愿是这样，然而不是这样。文末标明一九三二年十月，是武去世三年之后，又是新婚三月之内。未及百日，如此痛悼亡妇，可以说是对亡妇的一个交代。文中有“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之语。是不是也有一点“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的意思在里面呢？ 单就这篇文章来说，这样立论不免轻率，从此后朱先生的《日记》中寻按，就不能说无影无踪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也就是《给亡妇》一文写罢不久，朱先生“在平伯处打契约桥牌，并吃晚饭，归时竹似怒”。此后夫妇间小的龃龉，在日记中时有所见。有时纯属记事，却不能说没有怨怼之意，如“竹病中延一中医诊治，竹信中医甚笃，然中医诊金昂甚”（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又如“晚竹谓予近太懒，为之惕然”（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 有没有大的龃龉呢。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全的朱自清的日记，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全集》中的第九、十两卷。全翻过了，没有。删节太多了。一部分在《新文学史料》上初发时，陈竹隐夫人就删去一部分，轮到儿子朱乔森编全集，又删去一部分。朱乔森还说，“所删的其实并不多。除一九二四年的那一本外，需删之处只是删除了几句话或一段话，从未有一整天的记载全部删除的。” …… 我并不反对删除。我要说的是，删除了就说删除了，不要说没有删除。明明删除得干干净净，还要说什么“从未有一整天的记载全部删除的。” 且看这样一例。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记： 补记在城中日记，记昨日系一长段，写后心甚舒畅。又想起一事，七嫂爱七哥而七哥冷落异常；我爱隐而隐无意中冷落，情形正相反，岂天地间无佳偶乎？然何以论少谷夫妇？总之忍耐终不可缺。 “昨日系一长段”，昨日即一月二十八日，一长段呢，却只有日期、星期和那个“晴”字了。是夫人删去的，还是儿子删去的？舍间有全套《新文学史料》，查一查便可知晓。不费这个神了，反正是全部删去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删去的是夫妇之间的一场大的龃龉。 这绝不是要揭谁家的隐私，我还不至于这么卑劣。我是要探究一个品行方正的好人的妇女观，而且要全部利用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夸饰，也绝不遮掩。可以不杜撰，但绝不会不考证。精明和诚实，同属优秀的品质。 有一个时期，朱自清对他的夫人，似乎已不止是怨怼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二日记： 入城至吴宅，吃牛肉锅，极美。食毕跳舞，余兴致先不佳，后较好。舞得非常生，只一次合上拍子。竹跳甚多，其履不佳，一胫常外歪斜，又身子不直，显得臀部扭得厉害，然甚刺戟余也。 徐志摩一度对陆小曼失望后，曾在日记中写道：“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可不可以把这句话转用在这儿呢。还是不要吧。那就都让一步吧，你也得承认，朱陈之间的关系，不像一些传记里说的那么好。 抗战后期在昆明，朱先生那么艰难地活着，冬天甚至披着赶车人穿的光皮板子（俗名一口钟）御寒，这在当时的大学教授里，是绝无仅有的。樽节下来的钱，乃至是借来的钱，按时寄往成都。若是武钟谦夫人，再苦也是要和丈夫在一起的。 说了这么多，只是提供一个背景，并廓清一些阻障，毕竟，写朱自清眼里的女人，不应当只说他的两位夫人。纵使夫人是他眼中最常见到的女人。 他眼里的女人 或许是生性太腼腆，或许是心里太忧伤，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朱先生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的记载。篇幅关系，更是学力所限，我不打算再做什么分析与辩证了，谨略加挑选，按时序胪列，请读者自个儿品味其中的情致。先录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日记中的一段话，作为引子，也可说是朱先生的妇女观吧： 对女子之我见。西洋女子已得独立，故服务之观念强，抚慰丈夫方面甚佳。曰女子服务之观念过强，以至失去独立之人格。中国女子只事争独立，为丈夫服务之观念全废，此盖过渡时代人之命运欤！ 下面是他日记中的记载。引号里的是原话。 一九二四年九月五日，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 在宁波，“访萼村，见一女客，甚时髦，两鬓卷曲如西洋妇人也”（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第二天，“与萼村同到丹生家。丹生夫人甚健谈，人甚飞动。而在其处便饭，菜甚佳美！” 一九三一年八月，经苏联赴欧洲度假，九月四日车过柏林，“车中有俄妇甚有致，与其夫俱，亦翩翩。打桥，其夫妇桥甚精，有记分纸，殆亦甚好之也。” 就是不甚喜欢的女人，只要风度好，他也很是欣赏。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伦敦，邀请周先生在顺东楼进晚餐时，遇见两位中国女士，“她们说上海方言。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听到上海话了！她们的作风举止也是一副上海派头，我对她们既讨厌又赞赏，这真是自相矛盾啊。”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在德国游览期间，“车中遇一医生（Cadness）小姐，活泼可爱，不似英人，使人颇有好感。”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六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 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乘火车去南开学校讲演，“车中遇方令儒女士，尚有姿态。”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因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钜哉。”陶夫人即沈性仁女士。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参观一个画展，“今日来名人甚多，余姗亦在，其笑如吴三妹也。”余姗当为俞姗。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参加一个文学讨论会，会后有饭。“吃饭时，桌上的饼甚美。后遇淑芳小姐，真是个才华出众的女士。” 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上午宋夫人及廖二姐来访竹，适竹去医院，因留客谈。宋夫人打扮得很漂亮，听说她已四十三岁，可还是显得那么艳丽。夫人的职业为果树栽培，这方面的书我一点没读过，没有研究。约等二小时得见竹。”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早访魏，饭于卢冀野家……晚卢约饭，菜甚佳。座有俊升、刘钟明、建功、傅君。卢夫人甚和蔼。”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参加绍谷晚餐会，甚愉快……有不少年轻人，罗、程、张之女儿容貌平常，但张小姐甚纯洁可爱，而其父却谈吐粗俗。莘田唱昆曲，嗓音甜美，一如张小姐。”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下午应唐庆永夫妇之邀，至其家跳舞与桥戏，并进晚餐。跳舞颇尽兴，但很累。今日虽进食不多，然胃不适，归途吐水。恐系饮咖啡二杯所致。至唐家遇翟君夫妇，翟妻甚美。” 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读《宋元戏曲考》，书中舛误甚多。出席张达卫先生与刘承兰女士的婚礼，应邀作证婚人。遇张信孚太太，彼颇善交际。” 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贺俞平伯父亲寿，送一红色降落伞做幔幛，“平伯侄女郭小姐甚美。宿许家，居室轩敞，庭院宽阔。”许家为俞平伯岳家。 越到晚年，这类记载越少了。路遇的美妇人，已视而不见。同事的妻子，多已上了年纪，可欣赏的，只有作为晚辈的小姐了。这也是情理中事。关注什么，不光是兴趣所致，也得看精力济也不济。 抗战后期，朱自清独自在昆明生活，还差点闹出“绯闻”。且看这样几条记载： 在钱家午餐。我在餐桌上又被钱太太让得进食逾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在钱家午餐，面和菜均佳。（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 端升晚餐后留此长谈，培源认为我可能会捎信给钱太太，我应下决心不去访问周家。（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日） 还得诠释。钱，即钱端升，政治学家，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周培源，物理学家，当时在西南联大从事理论研究。朱先生所在的国文系，初到云南，在蒙自上课，后来迁回昆明，朱先生居住的文学研究所，仍在乡下，上课则在城内。先前夫人在，饭食还正常，待夫人回成都后，只好在朋友家起火，一回到城内，便只能在朋友家“蹭饭”了。好在他人品与人缘都极佳，请饭的朋友很多。他和钱端升是北大预科时的前后同学，好同学的情分总要比一般同事重些，常在钱家用餐，也就理所当然。来往多了，难免会让人说些闲话。到一九四二年暑假，朱先生在清华任教又满了一个五年，按清华惯例，教授的教满五年有一年假期。朱先生家眷在成都，已是五月份了，放假后就要回成都。这一分别，就是整整一年。故此，周培源才会说出“会捎信给钱太太”这样令朱先生反感的话。 这篇文章就这样完了。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朱先生这样的忠厚长者，人格上、生活上更丰富些，或者说更丰满些。 本文节选自韩石山著《民国文人风骨》，陕西人民2009版。该书从翔实的史实，从生活中的小事、细节处剖析人物个性，展现人物全貌。十四位民国文人由作者娓娓道来，细致生动，鲜活有趣。可敬、可佩，可亲、可感，读后只会觉得，他们不是活在历史里，而是我们中的一员。 韩石山，1947年生于山西临猗。曾任《山西文学》主编，以小说成名，文学评论也被推为“刀客”，做现代文学研究更是多有独家见解与成果，先后出版《徐志摩传》、《李健吾传》、《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民国文人风骨》等。 更多“民国那些事儿”点击订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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