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回说到张居正“夺情”一事引发了朝廷纷争，吴中行、邹元标等人纷纷上疏谏言批评张居正无视伦常、肆权妄为，却都遭到张居正打压。戴孝办公、锐意改革的他仕途还是那么顺利吗？ 1 首辅的勋业 在皇帝的客客气气和首辅的半推半就中，张居正得以顺利“夺情”，仍然主持着内阁的工作，主持着明朝国家机器的运行。 但是，张居正虽然被“夺情”，虽然没有回到家乡“守制”，却采用了“戴孝”办公的方式，也就是穿着丧服办公，表示在北京为父亲“守制”，既尽孝子之道，又尽人臣之义。并且请求在这二十七个月的“守制”时候，朝廷停发自己的俸禄。 尽管在外界看来，张居正这些举动不过是掩耳盗铃、不过是自欺欺人，用时下的话说，是在作秀，是把天下人都当作傻子。如果可以继续占着原来的位置，在工作岗位上“守制”，这个守制早已失去了它的意义，这种“孝子”未免太容易做了。何况，你这个首辅一年有多少额外收入，这点俸禄又算得了什么？ 但站在张居正自己的立场，他这样做却是为了“忠孝两全”，并因此而获得了一定的心理平衡。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言官批评的声音微弱了，各种公开的杂音也消失了。为了报答朝廷，张居正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为大明王朝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夺情”之后张居正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清丈土地。 从万历六年开始，用三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对农田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丈量。结果，清查出了三百多万顷没有交税的农田。而从弘治年间开始，一百年来，向国家交税的农田不过四百多万顷。仅此一项，使得明朝政府所能收到的农业税大大增加，并为下一步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依据。 ▲ 万历八年汀州府(福建)长汀县归户由帖,即政府核查土地后向农民催交农业税的由单 第二件大事，改革税法。 从嘉靖后期开始，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福建的一些地方官员鉴于税收紊乱、逃税漏税严重，开始改革税法，把各种名目的税收合并起来，按照农田、财产及丁口的多少，计算出各家各户应该交纳的税额。它的好处是人们可以知道自己一年该向官府交纳多少税，官员和吏员的额外盘剥不方便了。由于统一了税目，把税收合并成“一条”，所以人们形象地把这种收税的办法叫做“一条鞭”，又叫“条鞭”。 万历九年，也就是农田的丈量行将完成时，张居正将“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各地，并且由过去征收实物税，改为统一征收货币税，也就是改收白银。这个措施就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赞不绝口的张居正的赋役制度改革。 当然，“一条鞭”法还有其他的内容和比较复杂的操作方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我们这里不一一介绍。 除此之外，在治理黄河、防范蒙古、镇压各地动乱等等问题上，张居正也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相应措施。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张居正为首辅的十年，所承担的责任和所做出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的前任高拱和徐阶。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一个尽心尽责、认真办事的张居正，看到了一个不能容忍任何扯皮拖沓、任何敷衍塞责的张居正。但人们似乎也看到，这既是“夺情”之前的那个认真负责又精明强干的张居正的延续，又是一个笼罩在“夺情”阴影之下的张居正。 2 毕竟是外人 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吴中行、邹元标等人虽然受到了廷杖，贬出京师，却被舆论称为“五君子”，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而这“君子”的对立面，不言而喻，那就是“小人”了。所以，虽然棍棒常常能够在一时压制住道义，但道义却总是能够长时间对施暴者的心理造成压力。而且，施暴者越是和施暴对象关系密切，越是同样在乎道义，这种心理压力就越大。 决定施暴的万历皇帝、司礼监太监，他们和吴中行、邹元标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他们眼中，吴中行、邹元标们不过是朝廷的打工仔，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马牛骡驴。而具体施暴的锦衣卫校尉，他们只是执行朝廷的命令，至于打谁，和他们无关。 但张居正就不一样了，吴中行、赵用贤是他的学生，艾穆是他的同乡，邹元标更代表着文官的未来。特别重要的是，张居正本来就来自他们之中。说得绝对一些，张居正和吴中行、邹元标，以及一年前受到惩罚的刘台一样，也是大明王朝的打工仔，只是他是更加资深的打工仔，并且因为打工有成效而进入了最高层的领导圈子而已。如果有机会，吴中行、邹元标同样可能前进到他这一步。 不仅如此，张居正和吴中行、邹元标们一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和道德理想，都是希望致君主为尧舜、致天下于太平，都希望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都希望民众在大明王朝的领导下安居乐业。他们只是在治国的理念上、在对道德的理解上、在对利弊得失的考量上发生了偏差、发生了分歧、发生了矛盾。 维护道义的吴中行、邹元标等“五君子”载誉而去，实施暴力的皇帝和司礼监太监心安理得，道义亏损的代价却要由张居正来偿还。 ▲ 张居正 此时的张居正，或许正是在这样压力之下，既出于对反对派的耿耿于怀，又出于对“五君子”的内心愧疚，还出于对朝廷的感恩，他要做出样子来，让那些反对他夺情、反对他继续在内阁任职的人们看看，同时也让给他撑腰的皇帝和司礼监看看，我张居正该留还是该走？如果我走了，我回老家守制了，还有谁能够干得这么出色、干得这么出彩？ 但是，一个政治家在处理国家事务中一旦有了赌气的成分，一旦过于想表现自己对于国家的贡献，问题也随之产生、负面影响也随之显现。 于是人们看到，还是原来的那个张居正，却变得更加固执、更加急躁，变得更加不近人情、更加听不得不同意见。他对万历皇帝的期望越来越高，对万历皇帝的要求越来越严，这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更加富有戏剧性。而对于张居正自己、对于万历皇帝、对于大明王朝，却是带有灾难性的。 小世宗万历皇帝十岁继位，到张居正夺情时，已经十五岁了。虽然对张居正极其尊重、极端依赖，但小世宗万历皇帝的身上却流淌着老世宗嘉靖皇帝的血液，极度的自尊和高傲的个性，使得他也越来越顾及自己的面子、越来越在乎自己的权威。但是，在母后、冯保、张居正的联合管教之下，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万历皇帝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面子，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权威。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这种感觉也就越来越强烈。 对于太后，万历皇帝孝顺有加，这也是明朝皇帝共同的优秀品质。他们可能不上朝，可能不亲政，甚至可能胡闹，但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皇帝对自己的生母不敬重、不孝顺。 对于冯保，万历皇帝有比较深厚的感情，从小到大，这个冯保都陪伴着自己，小时候抱，稍长时扶，再大了教，就像一个贴身长辈、一个贴身的家奴，事事小心，就是一条狗，也会产生出感情。当然，如果这条狗变得不太听话、变得和主人耍心眼、变得让主人讨厌，这个感情也就会发生变化。 “三座大山”之中，惟独张居正是外人，他既是万历皇帝的众多老师的领班，又是国家事务的首辅。万历皇帝对他更多的是敬重，是学生对老师的敬重；是信赖，是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信赖。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很难说得上有太深的感情，因为毕竟是外人。但太后却偏偏要往这个外人身上压担子，要提升这个外人在万历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每当小皇帝犯了错误，太后在处置之余，免不了要加上一句话：你怎么老是这样不懂事，要是让张先生知道，看他怎么教训你! 这其实也很正常，学生可能并不怕自己的父母，却怕老师。父母可能会为你护短，护你的短也是护父母的短；但老师不是，老师甚至可以在同学面前揭你的短，让你抬不起头来。所以学生害怕老师常常甚于子女害怕父母，于是有些父母在管教子女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把老师抬了出来，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也更加高大。但这个形象的高大之中，却悄然添加一个“怕”字，使得学生更怕老师。而在这个“怕”中，往往就产生出“恨”。怕有多深，恨也将会有多深，甚至更深。 小世宗万历皇帝和张居正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状况。 3 小皇帝的难堪 关于万历皇帝如何对张居正毕恭毕敬，关于张居正如何对万历皇帝严格管教，有许许多多的记载，但至少有两件事情，使得万历皇帝十分的难堪。 第一件事发生在万历五年，发生在“日讲”的时候。 明朝从正统时期开始，由于皇帝大多是少年即位，所以大学士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读书制度。亲政之前，皇帝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定时读书，类似现在的上课。上课分为“经筵”和“日讲”两种方式。 ▲ 经筵进讲图 “经筵”每月三次，时间是初二、十二、二十二，仪式十分隆重，由一位有爵位的勋臣领班，内阁、六部、都察院及国子监等衙门的长官都要出席，故为“盛典”。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公开教学”。它既是对指导皇帝读书的讲官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展示皇帝平时的认真学习和学业有成。 “日讲”顾名思义是每天的必修课，早朝结束后在文华殿的穿殿进行。但在隆庆六年，张居正为了照顾当时十岁的皇帝，把明朝开国以来皇帝每天上朝的制度改为三、六、九上朝，一个月上朝九天，而这九天也就不日讲了。这样一来，本来皇帝每天要做的两件事情：上朝、日讲，被张居正改革成一件事了，每逢三、六、九“上朝”，其他时间“日讲”。这些改变也是反对派批评张居正改变“祖制”的重要内容。因为它使皇帝可以更加闲散、更加无所事事。 日讲不像经筵那样讲究形式，却非常认真，在某种意义上是为经筵的公开教学作准备。“日讲”的时候给皇帝讲课的是翰林院的讲官，通常是四至六人，但翰林院学士和内阁大学士照例也参加。 这一天讲官给皇帝讲《论语》的“乡党”篇。讲官读了一句：“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意思是：国君让孔子接待使臣，孔子的脸色立即变得庄重起来，步履也加快了。这是形容孔子对待工作的态度。在这里，讲官读“勃如”，万历皇帝跟着读，却读成了“背如”。 皇帝这个“背如”刚刚读出，就听得有人厉声喝道：“当作‘勃’字!”这个声音如同晴天霹雳，炸在了文华殿。万历皇帝被这突如其来的斥责声吓了一大跳。不仅皇帝，陪着皇帝读书的内阁大学士、翰林院学士，以及在一旁服务的宦官，也都大吃一惊。是谁敢这样厉声斥责皇帝？当然只有一人，首辅张居正。 谁也不明白，张居正为何在一个读音上对万历皇帝这样声色俱厉。是想表现自己的权威，还是因为学生丢了他的人？ 这个事情在万历年间流传十分广泛，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张居正太过份。这一年万历皇帝十五岁，这个年龄在现在应该是初中三年级或高中一年级，正是个性发展、逆反心理极强的时候。张居正完全无视皇帝正在长大，还是把他当作十岁即位时候的皇帝，甚至把他当作幼年时的皇太子。 其实，一个字到底是读对还是读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是张居正对待皇帝的态度，确实太过分。而这种过分竟然成了习惯，这就是要命的事情了。 另外一件事情使万历皇帝更加难堪，也可以看出问题更加复杂。 万历八年十一月冬至后的一个傍晚。已经十八岁的万历皇帝虽然已经“大婚”，娶了皇后，却和往常一样，身穿便服、腰悬佩剑，在一帮宦官的簇拥下，出了皇帝住的乾清宫。但并没有去皇后的坤宁宫。 去了哪里？皇帝一行来到皇城内的西城饮酒。几杯酒下肚，万历皇帝想听曲子。当时有两个慈宁宫的宦官在场，都是唱曲的高手。他们放开嗓子唱，但皇帝听得不耐烦，因为他们翻来复去，唱的都是老调子。皇帝让其唱新曲。什么叫新曲，就是舒缓缠绵的流行歌曲。用我们三十年前的观念，那是靡靡之音；用正统儒家的观点，那是亡国之音。 关于明代的新曲、万历时期的新曲，我们可能会专门用一集来叙述。这里先说这两个慈宁宫的宦官，不知道是真的不会唱，还是怕唱了会追究责任，说是腐蚀皇帝，于是都说不会唱。其他的宦官反复劝说，这两个宦官就是不唱。皇帝一怒之下，拔出佩剑，就要取这两个宦官的首级。陪同的宦官见事情闹大了，连忙劝阻。最后，把这两个宦官的头发割下，以代首级。 当时有一部小说通行很广，这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曹操行军，号令不得践踏农田，违令者斩。结果自己的马惊了，践踏麦子。曹操便把头发割下来，以当首级，全军悚然。万历皇帝学的也是这个，但他不是割自己的头发，而是割下不唱新曲的宦官的头发。 虽然没有听到新曲，却效法了古人，皇帝当夜尽欢。 ▲ 慈宁宫花园 但乐极生悲，第二天太后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她把皇帝召来，喝令跪下。太后当着宦官、宫女们的面，责怪皇帝乘夜酗酒、酒后失德。越说越生气，竟然把皇帝这些年的种种不是一一数落出来。堂堂的小世宗、十八岁的大男人，竟然被数落得泣不成声。太后仍不解恨，声称： 天下大器，岂独尔可承耶？((于慎行：《谷山笔麈》) 皇帝这个位置，在我大明朱姓子孙中，难道就你一人可以坐吗？如果你干得不好，照样可以把你废掉! 数落了儿子仍不解恨，太后又把张居正牵扯进来。她让人通知内阁，谴责皇帝酒后失德的行为。 张居正闻风而动，严厉处置了陪同皇帝喝酒、游玩的宦官，并且草拟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文字，说皇帝“夜游别宫，宴处无节；释去法服，走马持兵。”(《明神宗实录》卷106)批评皇帝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同时，代皇帝草拟了一份深刻的“罪己御札”，也就是检讨书。向谁检讨？向太后检讨，向内阁检讨。 人们都认为，是冯保向太后打了小报告，才使太后知道这件事情。但人们却忽略了，两个被割发的宦官，是慈宁宫的宦官。这慈宁宫的主人是谁？慈宁宫的主人就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 我们曾经不断地在说，万历皇帝对母亲是孝顺的，但对于母亲的严厉管教和不给面子，儿子是否就一点想法也没有？却也未必。虽然表面上恭恭敬敬，不敢对母亲耍态度，但以小世宗的性格，拿母亲宫中的两个宦官出气，却也不是没有可能。否则，这个事情也太凑巧了，随行的宦官那么多，皇帝为何偏偏逼着慈宁宫的两个宦官唱新曲？而且，不唱就要斩首，不斩首也得割发代首？按理说，皇帝的如此胡闹应该不是第一次，太后为何这一次如此震怒？是否她已经感觉到了儿子对自己的不满，感觉到了儿子在打狗给主人看？所以，她不但要严厉教训儿子，还要张居正帮他一直惩治和羞辱皇帝。 冯保告密，皇帝忍了；太后责骂，皇帝认了；张居正谴责，他也表示服了。但这件事情，以及类似的事情产生的仇恨却在皇帝的心中深深地埋藏下来，自己还年轻，来日方长，看谁熬得过谁？ 4 秋后算帐 万历皇帝其实并不需要熬多久。转眼就是万历九年，张居正病了。到第二年，病得更加沉重。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认真负责了一生的张居正，与世长辞。而在这同一天，因为弹劾张居正而被贬谪到广西的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也死在了贬所，据说是无棺无廓、衣不遮体。不知道是纯属偶然，还是溟溟之中真有天意？ 万历皇帝其实一直在关心张居正的病情。对于张居正的死，皇帝的心情应该十分复杂。一方面，这些年来的国家大事，都是张居正扛着，张居正一死，感到陡去了依托。另一方面，张居正的死，又使他感到如释重负，感到有些庆幸，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终于自塌其一。 对于张居正的去世，最感到悲哀的应该是两个人：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 张居正一死，冯保失去了最重要盟友。还没有等到他回过神来，江西道监察御史李植上疏，参劾冯保“当诛十二罪”。冯保有十二大罪状，每一个都是死罪。万历皇帝正在等着时机搬掉第二座大山，等着踢开冯保这条已经不怎么听话的狗。既然御史的弹劾疏来了，万历皇帝当即下旨，说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只是因为有点苦劳，免于死刑，发往南京闲保。(《明神宗实录》卷131) 三座大山去了两座，第三座也就是这两个座的共同靠山李太后感到事情严重。她过问此事：听说冯保被皇帝弄到南京去了，这是怎么回事？万历皇帝回答得很坦然：“老奴为张居正所惑，无他过，行且召还。”(《明史·宦官传》)这句话既是搪塞，又是试探。他在试探太后对张居正的态度。冯保只是我们家的一条狗，兴不起什么大风浪，主要是受到张居正的教唆，不怎么听话了。 ▲ 李太后 太后怎么办？太后毫无办法。张居正和冯保的一死一贬，使太后失去了帮手。中国有句老话：儿大不由娘、女大不能留。十多年来，太后对儿子的管教不可以说不严，但儿子的桀骜不驯早已表现出来。现在儿子做了十年的皇帝，又娶了皇后，是大人了，母亲更不好多管。而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随着小世宗个性的日渐展现，太后对他开始有所忌惮，不敢管了。 太后既然不敢管，皇帝就放开手了。 据《明史》记载，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和冯保的清算其实早就在筹划中，也可以看出这个小世宗的城府和心计。一位名叫张诚的宦官由于和冯保交恶，被冯保放逐在外，万历皇帝便让其暗中调查冯保和张居正的交往。张诚自然添油加醋向皇帝揭露张居正和冯保的相互勾结，特别说到两家都是富可敌国。万历皇帝动心了，在将冯保放逐南京的同时，抄了他的家。抄出多少？记载是：“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称是。”(《明史·宦官传》) 清算冯保是清算张居正的信号，对张居正的弹劾书也雪片般地堆到了万历皇帝的面前。 陕西巡按御史杨四知首先发难，在冯保被处置的第七天，上疏论张居正十四大罪行，核心是十六个字：“贪滥僭奢，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明神宗实录》卷131)三个月后，张居正所有的荣誉称号被剥夺，接着是儿子和亲属、亲信，还有当年闻风而动对刘吉落井下石的官员们，都受到牵连，或贬谪，或罢官。到了万历十二年四月，朝廷派出刑部和锦衣卫联合抄家队，兵分两路，抄没张居正在北京和在江陵的家产。总共抄得黄金1万多两、白银10多万两，以及珠宝奇玩若干。仅及冯保的十分之一。 张居正老家的官员表现得极其可耻，在北京抄家队来到之前，派兵封了张府，禁止出入。等到京城的抄家队伍抵达张府时，已经有十多人活活饿死。张居正的长子张嗣修因为不堪忍受严刑逼供，自缢身亡。张居正因为学生、同乡对其进行弹劾，曾经自叹不如严嵩；而严氏被抄家时，也没有发生江西当地官员落井下石之事。张居正地下有知，恐怕又多了一层哀叹。 万历十二年八月，万历皇帝诏告天下，数说了张居正的种种不是，关键是二十个字：“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只是因为念其“效劳有年”，才免于“斮棺戮尸”。(《明神宗实录》卷152) 一时之间，张居正由治国之能臣、大明之栋梁，变成了招权纳贿、威逼其主的乱臣贼子。 四十年后，痛定思痛的明朝高层重新对张居正的一生作出评价： 居正以长驾远驭之才，当主少国疑之际，卒能不顾诽誉，独揽大权，综核吏治，厘剔奸弊。十年来，民安其业，吏称其职，虽古贤相何以加。惜其褊衷多忌，小器易盈，怙宠夺情，本根已断，卒之身死名戮，祸至丧家。若其才其功，则固卓乎不可及矣。(《明神宗实录》卷152) 这段评价，对张居正进行了真正的“盖棺定论”，既高度赞扬了张居正的才干和贡献，也指出悲剧发生的原因。 但是，发生在张居正身上的悲剧，也是明朝和中国古代社会的悲剧。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之下，在明代的后期，散漫成风、谋求私利成风。你要干事，就必须要求人们认真办事并舍弃一些个人利益，这就需要有铁腕。但力度一过，就是功高震主或者威福自操，这就是悲剧的开始， 更大的悲剧还在于，从成化、正德以来，明代多元化的社会正在形成，经济趋向繁荣、思想趋向自由、文化趋向昌盛，张居正“尊主权、一号令”的施政方针恰恰与这个大趋势相背离，钳制言路，容不得任何批评；关闭书院，对自由讲学进行打击。而以暴力推进“夺情”，不管有多大的理由，都在向社会的道德底线进行挑战。 天下任何事物，一旦持之过甚、操之过急，都容易走向他的反面。张居正的执政如此，对张居正的清算也如此。随着对张居正清算的推进，明朝社会开始进入蔑视任何权威并因此而走向涣散的时代。尽管此后仍然有人前赴后继像张居正那样为国家鞠躬尽瘁，但整个国家已经无法形成统一意志，这却是张居正自己和对张居正进行清算的人们所意想不到的。 作者：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编排：@蔡文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