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谈诗》之第十五:写诗要用“诗家语”(之一) 写诗要用“诗家语” 像杨慎一样“胶柱鼓瑟”的人还有沈括。杜甫《古柏行》曾这样描写诸葛亮庙里的古柏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沈括《梦溪笔谈》中却说:四十围是直径七尺,却有二千尺高,这不是太细了吗?老诗人杜甫描写古柏树又高又大,故有“四十围”、“二千尺”之语,这分明是文学上的夸张,这难到能用数学公式来计算吗?在自然科学方面,沈括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对于文学创作和欣赏,沈括却是个“门外汉”,他一点儿也不了解“诗家语”! 什么是“诗家语”呢?所谓“诗家语”,就是“诗性语言”。它是诗家用凝练、含蓄、委婉、曲折以及音乐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主观情志的“诗性语言”,也有人称之为“诗语”。 “诗家语”之说,出自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王荆公改诗”之故事。《诗人玉屑》卷六中记载: 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日斜)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 中国传统诗词,有其产生、演变,并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唐宋时代,随着“近体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诗歌的语言结构及其表达形式。到了宋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理论走向“专门化”、“学问化”的时代。“诗学”这一概念,正是北宋中期以后,才逐渐地流行并成一种专门的“文学术语”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改革家,他是宋代诗坛的巨擘,也是“诗学”研究者的先驱。王安石将我国古典诗歌中关于词语创作中的某些特殊表达称之为“诗家语”,这说明北宋诗人已经自觉地将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通过归纳与总结,逐渐上升到了理性认识的层面。我们可以这样说:“诗家语”概念的出现,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它使中国传统诗歌语言有了不同于散文语言的充分理由;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则是我国诗歌整体表达的形式上,充分体现出它的独特性与独创性。 什么是王安石所说的“诗家语”呢?我们还是从《诗人玉屑》卷六中那则“王荆公改诗”的故事说起吧。 王安石将王仲的诗句“日斜奏罢《长杨赋》”,改为“日斜奏赋《长杨》罢”,从形式上看,没有改变一个字,只是将“赋”与“罢”二字作了“换位”处理。按照文理上看,原诗句“日斜奏罢《长杨赋》”应该说更顺畅一些。但细细推敲,王安石的修改“日斜奏赋《长杨》罢”却改得确实有道理。理由如下: 第一,《长杨赋》本为汉代著名赋家扬雄的名作,王仲借此自喻,表现出他应试完毕后自得与自信的心情。但是,原诗“日斜奏罢《长杨赋》”句,只是一个简单的动宾结构,“长杨赋”三字也显得过于直露。王安石改动后,使得“日斜奏赋《长杨》罢”这句诗,因其“奏赋”二字不但增加了动作(奏)的层次,而且还使后边的名词(赋)更加凝练与老到,这的确是一箭双雕。 第二,在名词《长杨》后面增加了一个“罢”字,使原诗句的动宾结构,变成了动宾﹢补语的结构,从而使语言在精练的同时,丰富了结构上的变化。 第三,“赋”与“罢”二字,都是去声,诗句中用谁作句尾,这是与格律无碍的。但“赋”字是“合口呼”,发声较为沉闷;“罢”字为“开口呼”,声音响亮而高昂,这样恰恰与诗人当时的的精神面貌相吻合。 基于以上三点可知:一字之调整,的确能显示出诗坛巨擘王安石的“老辣”手段,这不得不令人佩服。所以说,王安石将王仲诗中的“日斜奏罢《长杨赋》”改为“日斜奏赋‘长杨’罢”,并将其改定后的诗句界定为“诗家语”,并说“如此乃健(这样才好)”。由之可知,王安石关于“诗家语”命题的提出,为我国古典诗词奇特而特殊的组合结构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并且突出了诗歌语言艺术表现上的这种“独特魅力”。 我们再看看为什么说王安石修改后的诗句比原来的诗句好,而且还成了“诗家语”呢?与原来诗句相比,修改后的诗句有三处变化,它们是: 一是语序发生了变化。“罢”和“赋”二字前后交换了位子。 二是词性发生了变化。“赋”由名词变成了动词,“奏” 三是谓语的构成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动补结构”(“奏罢”--动+补)变成了“偏正结构”(“奏赋”--形+动)。 这些变化,打破了原诗句那种平淡无奇的散文结构,变成了奇特生动的非散文结构。从修辞学上讲,原诗句“日斜奏罢《长杨赋》”,平铺直叙,过于直露,是散文的修辞方法。修改后的“日斜奏赋《长杨》罢”,“奏赋”二字,增加了动作,赋予了形象,是诗词的修辞手法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探讨、研究“诗家语”,是离不开我国传统诗词的特点的;我国古典诗词的特点,必然要求有特殊的语法方法来表达。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一书中曾说过:“律诗为字数及平仄规则所制约,要求在语法上比较自由;词既以律句为主,它的语法也和律诗差不多。这种语法上的自由,不但不妨碍读者的了解,而且有时候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艺术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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