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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外谈诗》之第十五:写诗要用“诗家语”(之一)

2016-01-17  杏坛归客

《门外谈诗》之第十写诗要用“诗家语”(之一)

 

写诗要用“诗家语”

                                       ---诗性语言,情溢于辞(上)

 

      《门外谈诗》之第十五:写诗要用“诗家语”(之一)

 

 开讲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

 杨慎《升庵诗话》卷八中说:“唐人绝句,今本多误字,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杨慎真是胶柱鼓瑟”啊,一点儿也不懂“诗家语”!杜牧《江南春所言“千里”者,是写广袤千里的江南,到处莺歌燕舞,到处花红叶绿;千里江南水村山郭处处飘扬着酒旗,无数楼台寺院宠罩在烟雨之中。此诗名曰江南春是指整个江南的春色起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气势宏大且切合题意,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门外谈诗》之第十五:写诗要用“诗家语”(之一)  
                     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杨慎一样“胶柱鼓瑟”的人还有沈括杜甫《古柏行》这样描写诸葛亮庙里的古柏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沈括《梦溪笔谈》中说:四十围是直径七尺,却有二千尺高,这不是太细了吗?老诗人杜甫描写古柏树又高又大,故有“四十围”、“二千尺”之语,这分明是文学上的夸张,这难到用数学公式来计算吗?在自然科学方面,沈括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对于文学创作和欣赏,沈括却是个门外汉”,他一点儿也不了解“诗家语”!    

什么是“诗家语”呢?所谓“诗家语”,就是“诗性语言”。它是诗家凝练、含蓄、委婉、曲折以及音乐性的语言表达自己主观情志“诗性语言”,也有人称之为“诗语

“诗家语”,出自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王荆公改诗之故事。《诗人玉屑》卷六中记载: 

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日斜)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 

 这里引用王安石“诗家语”,是指诗词创作时的“独特用语,当然可以如散文般的“直说”。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杜甫《石壕吏》)“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白居易《卖炭翁》)在通常情况下写诗词,尤其是写中国的旧体诗,由于受到韵律与体制的限制,还有所谓“诗味”的要求,不能像散文那样所以,中国传统的词,一定写得凝炼、含蓄,委婉、曲折,要使用“诗家语”。您如果不懂得不熟悉这种“诗家语”,是很难读懂古人所创作的诗词,更遑论自己出合格的、耐人寻味的旧体诗词

中国传统有其产生、演变,并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唐宋时代,随着近体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诗歌的语言结构及其表达形式。到了宋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理论走向“专门化学问化的时代诗学”这一概念北宋中期以后,逐渐流行并成一种专门的“文学术语”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是宋代诗坛巨擘,诗学研究的先驱。王安石我国古典诗歌中关于词语创作中的某特殊表达称为“诗家语”,说明北宋诗人已经自觉地将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通过归纳与总结,逐渐上升到了理性认识的层面。我们可以这样说:“诗家语”概念的出现,从狭义的角度说,它使中国传统诗歌语言有了不同于散文语言的充分理由;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则是我国诗歌整体表达的形式上,充分体现它的独特性与独创性。

 

        《门外谈诗》之第十五:写诗要用“诗家语”(之一)
                        宋代诗坛巨擘安石

 

什么是王安石所说的“诗家语”呢?我们还是从《诗人玉屑》卷六中那则“王荆公改诗”的故事说起吧。

王安石将王仲的诗句“日斜奏罢《长杨赋》”,改为“日斜奏赋《长杨》罢”,从形式上看,没有改变一个字,只将“赋”与“罢”二字作了换位”处理。文理诗句日斜奏罢《长杨赋》”应该更顺畅一些。但细细推敲,王安石的修改日斜奏赋《长杨》罢却改得确实有道理。理由如下:

第一,《长杨赋》本为汉著名赋家扬雄的名作,王仲借此自喻,表现出他应试完毕后自得与自信的心情是,原诗日斜奏罢《长杨赋》”,只是一个简单的动宾结构,“长杨赋”三字也显得过于直露。王安石改动后,使得日斜奏赋《长杨》罢这句诗,因其奏赋二字不但增加了动作的层次,而且还使后边的名词更加凝练与老到,这的确是一箭双雕

第二,在名词《长杨》增加了一个“”字,使原诗句动宾结构,变成了动宾﹢补语的结构,从而使语言在精练的同时,丰富了结构上的变化。

第三,“”与“二字,都是去声,诗句中用谁作句尾,这是与格律无碍的。但“”字是“合口呼”,发声较为沉闷”字为“开口呼”,声音响亮而高昂,这样诗人当时的的精神面貌相吻合。

基于以上三点可知:一字之调整,的确能显示诗坛巨擘王安石老辣手段,这不得不令人佩服所以说,王安石将王仲诗中的“日斜奏罢《长杨赋》”改为“日斜奏赋‘长杨’罢”,并将其改定后的诗句界定为“诗家语”,“如此乃健(这样才好)”由之可知,王安石关于“诗家语”命题的提出,为我国古典奇特而特殊的组合结构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并且突出了诗歌语言艺术表现这种“独特魅力

 

    《门外谈诗》之第十五:写诗要用“诗家语”(之一)

 

我们再看看为什么说王安石修改后的诗句比原来的诗句好,而且还成了“诗家语”呢?与原来诗句相比,修改后的诗句有三处变化,它们是:

一是语序发生了变化“罢”和“赋”二字前后交换了位子

二是词性发生了变化赋”由名词变成了动词,“奏” 由动词变成了形容词

三是谓语的构成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动补结构(“奏罢”--动+)变成了偏正结构(“奏赋”--形+动)。

变化,打破了原诗句那种平淡无奇的散文结构,变成了奇特生动的非散文结构。从修辞学上讲,原诗句日斜奏罢《长杨赋》”,平铺直叙过于直露,是散文的修辞方法。修改后的日斜奏赋《长杨》罢,“奏赋”二字,增加了动作,赋予了形象,是诗词的修辞手法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探讨、研究“诗家语离不开我国传统诗词的特点的;我国古典诗词的特点,必然要求有特殊的语法方法来表达。王力先生《诗词格律》一书:“律诗为字数及平仄规则所制约,要求在语法上比较自由;词既以律句为主,它的语法也和律诗差不多。这种语法上的自由,不但不妨碍读者的了解,而且有时候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艺术效果。

                                (未完待续)

 

《门外谈诗》之第十五:写诗要用“诗家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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