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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梁思成和林徽因到广胜寺，记述道：“一年多以前（1933），赵城宋版藏经之发现，轰动了学术界，广胜寺之名，已传遍全国了。”此“宋版藏经”，实为“金藏”，金代所刻大藏经。对其刻印和流传，需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因为没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大藏经，即佛学经典的总集，也作“一切经”。佛经的引入和翻译，在唐代盛极一时。唐末以来的雕版印刷术，使大规模刻经、印经、传经的理想成为可能。但佛经卷帙浩繁，刻印大藏经，非一般力量所能实现，往往赖皇帝、官家完成。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诏命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刻佛经全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告成，雕版13万块。因始刻于开宝时，后世称《开宝藏》。经版后存于汴梁（今河南开封），或在靖康之变（1127）时散佚不存，所印经卷现存不足10卷。辽代兴宗（1031—1054）时在《开宝藏》的基础上编修、刻印《契丹藏》，又名辽藏，历时30余年刻成。雕版、印本失传已久，1978年修理山西应县木塔时在塔中发现50轴残卷，是存世的孤本。 在版式、内容、印刷、装裱等各方面能够重现《开宝藏》初刻印本和部分《契丹藏》刻本原貌的，只有这“金藏”了，而且它是历代刻印大藏经中存帙卷数最多的印本，绝大多数为孤本。这也为后世刻印大藏经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母本。除了版本和学术上的价值，还体现着传法和护法宏愿数百年一以贯之、薪火相传的意义。“金藏”的最初经版，是民间私人募刻，大约在金代皇统初年由潞州（今山西长治）崔进之女法珍发起。相传她断臂劝募刻经，令人动容，甚至有信众变卖家产资助刻版。明代陆光祖万历十二年（1584）所作《嘉兴藏刻藏缘起》：“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 约在金皇统九年（1149），在天宁寺（在今山西运城）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经版雕刻，金大定十三年（1173）刻成。大定十八年（1178）崔法珍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嘉许，在圣安寺设坛为她授比丘尼戒。后来崔法珍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并因此受封宏教大师。 金末元初，金藏部分经版毁于兵火。约在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耶律楚材（1190—1244）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辖官员协助并在民间劝募，同时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补雕后的经版基本上恢复旧刻原版的内容。 元中统二年（1261）一部补雕印本大藏经被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赐存在广胜寺，每卷卷首加刻、附装《释迦说法图》并题有“赵城县广胜寺”，故名《赵城金藏》。
史克门摄，约1932年 1932年前后史克门到广胜寺的时候，曾拍摄过上寺前殿佛像的照片，当时这殿中存放着《赵城金藏》，还有一部《洪武南藏》（又称《明南藏》，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奉敕在南京开刻的大藏经）。但他并没有发现这些经卷，甚至也没人对他提及。显然，寺僧不待见并处处提防这个陌生的外国人，而史克门的兴趣可能是在方便处理且更有市场认知度的佛像上。 广胜寺上寺前殿佛像 史克门摄，约1932年 1933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常务委员范成法师（1904—？）在广胜寺发现金藏并公诸于众。1934年，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渐居士（1871—1943）命其高足弟子蒋唯心前往广胜寺校验。10月3日，蒋唯心在大风中冒险登舟舍命强渡黄河，不幸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此后落得眼疾数十日不愈。10月5日，他到达广胜寺，先考察寺之建置，两日后开始检阅经卷，他“居寺之客堂，于藏经处尚近，每日搬运经箧，舒捲收藏，皆二僧代为之，前后历四十日，毫无倦容，可感念也。”（2015年10月7日，我正写此段，大缘分） 广胜寺金藏初时（元代至元九年，1272）在上寺，至明代万历年间已迁往下寺。明万历二十年（1592），解州静林山万寿禅寺（在今山西运城）僧悟顺曾抄补若干卷；清雍正九至十一年（1731—1733）广胜寺又集僧俗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抄补。但是后来管理乏人，金藏散佚日甚，庙会游众至有攫经覆瓿补壁之用者。金藏在广胜寺下寺，保存在前殿（毗卢殿）。1934年，蒋唯心看到“殿中供如来像龛，两壁立诸天像数十尊，间有颓毁。大藏经昔尝庋于像前，作雀鼠巢穴。”梁思成、林徽因称“殿内佛像颇笨拙，没有特别精彩之处。”显然这是1928、29年间寺僧修缮佛殿时新塑的佛像，这次修缮也掩盖了1926年或之前寺僧盗卖殿内壁画的痕迹。也是在这次修缮中，金藏被移往广胜寺上寺前殿（弥勒殿）。 “民十七年（1928），赵城邑绅张奇玉君见而惜之，乃乘上寺整理田产之便，复迁山顶，存于塔院前之弥勒殿。”据蒋唯心所记：“殿内近庋大藏经，故堵塞正门，以为秘藏。”“藏经之橱凡六，置于弥勒殿西壁，首末两橱南北向，故全体环列作曲尺形。橱内各纵分四行，每行叠七箧（首尾两橱各十箧）。箧阑四格，各着经一帙。箧制沉重，非壮夫不能举，故橱外无门，仅于两纵行间覆以木条加键而已。（殿之东壁复有六经橱，明南藏本在焉，橱制无此古朴也）”明万历和清雍正年间寺僧两次补抄金藏，即根据此《明南藏》抄录。补抄本现存约200卷。但那部《明南藏》今何在，无从查证。 经蒋唯心查检，《赵城金藏》“依千字文编帙，自‘天’字至‘幾’字，凡六百八十二帙。‘幾’字帙收万善同归集、示功德圆满之意，旧刻殆即止于此。今检各帙完整者极少，有全帙俱缺者。综计原应有七千卷，今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盖已残十之三矣。经皆卷子式，黄裱赤轴，长短大小略有参差。”在整部《赵城金藏》中，没有断臂募资、刻经弘法的崔法珍的名字，可见其发心高尚。蒋唯心赞叹感慨道：“此藏卷轴之富，工事之巨，原刻历三十载星霜，补雕劳十余路僧众，创此伟业者，宁遂湮没不彰乎？理决其不然也。” 蒋唯心将考察、论证的情况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于1934年12月发表于南京《国风》杂志第5卷12号，1935年1月南京支那内学院印发单行本。这让世人充分了解了《赵城金藏》的历史和价值，在学术界和佛教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殊不知，这部殊为珍贵的“天壤间的孤本秘笈”也随即陷入内忧外患，引起各方鬼怪的觊觎。 据说： 赵城当地一些市井无赖，想方设法从广胜寺偷出数百轴经卷，运到北平高价出售，许多藏书家和古玩店不惜重金买它一两卷置于案头玩赏。北平图书馆善本部有远见卓识，陆续从私店手中收购了191卷。 接踵而至的是日本人，“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派人来到广胜寺购买金藏，出价每尺1元、总价银元22万，遭到拒绝。后来一些日本和尚多次窜入广胜寺，企图出高价购买金藏，也没有得逞。但这些情况接连发生，让寺僧忧心忡忡。为防止不测，住持力空和尚决定把金藏封存在广胜寺上寺的琉璃宝塔中。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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