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鞠图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第一期中,有一件元代著名画家钱选(款)纸本设色《蹴踘图》卷引起了许多参观者的关注。我虽然久闻此画之大名,但也是平生初见。《蹴踘图》又名《宋太祖蹴踘图》,原画据传为南宋苏汉臣所作。海外私人收藏一件文徵明《蹴踘图》轴,构图与钱选之作一模一样。《蹴踘图》描绘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匡义及赵普等开国功勋在玩蹴踘(古代“花式足球”)时的场景。此事在《宋史》和宋代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当是史实。 吴湖帆旧藏钱选《蹴踘图》左有钱氏题跋云:“《蹴踘图》旧藏秘府,今摹图之,若非天人□命应莫观之,言何画哉。吴兴钱选舜举。”款旁钤“舜举”“霅溪翁钱选舜举画印”等三印。吴湖帆在卷首裱绫上题曰: 钱舜举蹴踘图真迹。霅溪翁画,元初冠冕,松雪以师礼事之。其所作人物,直继道子、龙眠,此图旧藏王弇州许。湖帆秘笈。 吴湖帆又在卷后拖尾纸上跋曰: 玉潭当宋元之交,以书画相尚,将宋贤刻画转启元人潇洒法门,故房山、松雪、子久、贞素诸家咸推之宗师。其真迹之流传迄今者,盖亦仅矣。余所见《山居图》三卷及故内《秋瓜》而已,若《梨花》《紫茄果》亦熟闻,惟人物更罕。此《蹴踘图》尤为名迹,观其题句可以想象也。前月余正病卧榻,友人持至与子久《富春剩山》同来,阅之,觉身心俱快,病若半失。静淑展之而笑曰:“大黄一钱可以霍然。”为检商彝相易,置之枕畔者旬日乃付装。时戊寅十二月病起识之,坐观者内子潘静淑,同署时在梅景书屋晴窗。吴湖帆识。 戊寅即1938年。检阅吴湖帆《丑簃日记》1938年11月26日(农历,下同)可知,《蹴踘图》与黄公望《剩山图》卷、元人方从义小卷、明人杜琼册页一帧、宋元人册页四五帧,均为汲古斋老板曹友卿求售之物,吴湖帆“一并收之,然所费殊骇”。后将祖传王之母黎方尊和四足敦以五千金(银元)卖掉,以支付此批购画之款。但其中《剩山图》的价格应该占全部画款的五分之三四左右。而《蹴踘图》原来应该是某本册页之一,俗称“失群单页”(取“失群单雁”谐音)。 沈尹默跋曰: 霅溪翁所摹《蹴踘图》,匪唯笔意超尘,即题语亦简远有致。 湖帆道兄以余为翁乡人,属为跋尾。爰缀数行,以志向往。廿八年四月二十日,吴兴沈尹默。 《丑簃日记》1939年4月8日中有云:“尹翁极赏钱舜举《蹴踘图》小卷,云此种画法真真古雅,非俗眼可识,洵确论也。” 冯超然题写观款曰: 己卯七月既望晋陵冯超然吴兴张葱玉同观。 己卯即1939年。《丑簃日记》1939年4月14日中有云:“葱玉送余归,在此观赏钱舜举《蹴踘图》,欣赏不置。此卷去年盖葱玉先见,交臂失之者也。”原来张珩先见到《蹴踘图》,但是并没有买,可能是认为真伪有疑。故所谓“欣赏不置”,恐怕是吴湖帆自夸之语。查阅《张葱玉日记》1939年4月14日和7月16日(既望)日记,均无关于《蹴踘图》“欣赏不置”的文字记录。 张大千跋曰: 己卯十一月十日,将还青城,于登舟前数小时,来与湖兄作别,犹得观此巨迹。平生眼福,消受不浅也。题名卷尾,以记欣幸。大千弟张爰。 吴湖帆最后压卷跋曰: 聚识人间混等伦,岂殊凡翼与常麟。一朝龙凤飞天去,搃是攀龙附凤人。 青巾黄袍者,宋太祖也。对蹴踘者,赵普也。青巾衣紫者,太宗也。居太宗之下乃石守信也。巾垂于前者,党晋也。年少衣青者,楚昭辅也。嘉靖己酉七月十四日徵明识。 按:嘉靖廿八年己酉为公历一千五百四十九年,越今三百九十六年矣。余曾见文氏摹钱氏本题此诗记,因录入。甲申冬日,吴湖帆。 甲申即1944年。吴湖帆用了近五六年时间,终于将钱选《蹴踘图》卷“包装”完毕,从而使一件疑似钱选之作,成为了罕见“名迹”和“巨迹”。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湖帆将《蹴踘图》卷卖给了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来入藏上博。 1985年3月30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在上博对《蹴踘图》进行鉴定,因为谢稚柳“回避”,谢辰生则不参与鉴定,所以剩余五人中,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三人鉴定结论为:“存疑。”启功的鉴定结论为:“伪。”杨仁恺当时没有提出鉴定意见,但在杨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第二册)中有记录说:“此卷人物旧,不同于《和靖观梅图》,似拙非拙,题款较画为佳。作为真,根据不足;作为伪,亦嫌不足。”但杨先生还是给了此画两个“Ο”,表示是真迹。但此图上的钱选跋记之字,显得较“弱”,不似钱氏真笔;“霅溪翁钱选舜举画印”也似不真,有谁见过元初之印色,至今仍如此“印泥鲜丽”(吴湖帆《丑簃日记》中语)者?故文徵明《蹴踘图》有可能即是此图的“母本”。 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中,记录的鉴定结论为:“真迹,精。”这的确令人颇为不解,当时五个鉴定者中,已经有四人对《蹴踘图》的真伪表示了“存疑”和“伪”,那为什么鉴定结论却依然是“真迹,精”?劳氏的记录文字中还说:“卷后‘张葱玉’同观的字是徐邦达写的,原吴湖帆将此三字刮去了。”细看卷后“己卯七月既望晋陵冯超然吴兴张葱玉同观”中,“张葱玉”三字确实有明显的刮挖和补写痕迹,而有可能是徐邦达在上博作鉴定时所补写。 吴湖帆当年为什么要将好友张葱玉的名字刮去而“后快”呢?这的确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因为不论是在吴湖帆的《丑簃日记》,还是在张珩的《张葱玉日记》中,均可知吴、张两人早年交往甚密,吴对比自己稍小一辈的张珩非常器重,对其的评价和褒扬甚至不在吴门弟子徐邦达和王季迁之下。我个人认为,吴湖帆晚年之所以要将《蹴踘图》卷后的“张葱玉”观款名字刮去,或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吴氏晚年对张珩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或怨忿。 1949年以后,吴湖帆开始陆续变卖自己的藏品,有些卖给私人藏家,而有些则卖给了公立文博机构。吴氏藏有一卷王蒙(款)《松窗读易图》(今藏浙江省博物馆),上世纪50年代初想售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但是当时在故宫博物院负责书画鉴定和收购的张珩认为王蒙此图非真迹,所以坚决不肯购买,这件事前前后后在北京“闹”了一年多时间。而张珩当年的某些话可能传到了吴湖帆耳里,所以对此非常不满和难堪。他或许心想:“我现在已经‘沦落’到以卖藏品为生了,而你居然还如此不讲情面。”两人的恩怨或由此产生。当了解这些吴、张的恩怨往事之后,也就不难理解吴湖帆为什么要将“张葱玉”三字刮去而“后快”了。 吴湖帆与张珩,皆是近百年来一代鉴赏麟凤。前辈流风余韵,后学仰止。而隐藏在《蹴踘图》卷背后的恩怨往事,有时比鉴定其真伪更能吸引观赏者。我们在鉴赏古书画时,必须要仔细耐心观看,不可遗漏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走马观花或匆匆浏览,皆鉴赏之大忌,实与未看等也。 (作者为书画鉴赏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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