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语言的造型功能苗雨时 一切艺术的共同特征就是形象化，而它们所创造的形象又多是生活的幻象。但由于塑造艺术形象的方式和使用的材料不同，不同艺术种类的形象也就有了明显的差异性。诗歌的造型不同于绘画、舞蹈和雕塑，它不使用色彩、线条、人体动作和物质材料，而主要使用语言符号，因此，诗的形象不具有直观性和直接性的品格，而具有很强的间接性。语言本来是抽象的、概括的，但因为词语的共义性，作为传递信息的符号，除了传达概念之外，也能传达生活的表象。语言的这种独特的表现性所创造的形象，虽然是间接的，但是它是从心灵发出的，所以也能作用于读者的知觉和想象。 苏珊·朗格曾说： 诗歌语言的象似性。诗歌语言的能指本身是一个物象或表现一种物象，这样就造成了诗歌的意象为语象。特别是中国的文字 以上两点，使诗歌语言超越了一般语言的媒介性质，而有一种独立成象的品格。正如特伦斯·霍克斯在研究诗歌语言的特点时所说的：“语言艺术在方式上不是指称性的，它的功能不是作为透明的‘窗户’，读者借此而遇见诗歌的主题。它的方式是自我指称的”。在诗歌中，语言总是与意象联系在一起，言在、象在、情在。诗歌意象总是语言意象。例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 这里“山”“水”的意象，由于和“神”、“仙”、“情”、“梦”联系在一起，就不再是实在的，而是虚幻的了。这虚幻的“山”“水”只存在于语言之中。 诗歌语言的个性化知觉。诗人在诗歌中所抒发的感情，总是独特的具体的，或者说是个性化的，要把它表达出来，诉诸于语言，就必须捕捉与其相适应的词语，这词语也应该是个性化的。每一个词语，不仅有它的字面意义，而且也有它的心理涵义，字面意义是言语对事物的命名，心理涵义是言语对主体的表现。或者说，字面意义即一个词语的“语义”；心理涵义即言语主体对这一词语的艺术知觉或“语感”。诗人的对语言的艺术知觉和语感，为了表达某种特殊感情的需要，它也存在着显著的个性差异性。词语的字面意义，只是为诗歌语言提供了类的属性，而个性化的知觉语言，则被赋予了独特的形象化、情绪化、意向化的色彩。 例如，同样是“草”，不管在那里出现，人们不会认为是“花”或“树”，草就是草，但是在不同的诗人的笔下，它的涵义就千变万化了。有： 如果说，语义是语言对事物的本质的抽象化概括，那么语感涵义，则是语言对于事物具体形象的概括，而这种概括又是和诗人自我感受的特殊性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同为青草，却有各不相同的姿态。诗歌语言的创造性，也就体现在具有个性的“语感”的运用中。 诗歌语言的低度抽象。任何词语都是抽象，但抽象的程度不同，有高度抽象也有低度抽象。因为抽象的基础是表象，表象的重复和积累而上升为概念，但概念与表象的距离不同，高度抽象的概念，距离较远，如一些科学上的用语，低度抽象的概念距离较近，它还带有若干感性特征。正是这类语言成为创造诗歌形象的重要手段。试对比两首诗： 黄庭坚并不是没写过好诗，但这首诗却违背诗歌的创作规律，“以议论为诗”。其大意是：周成王小心翼翼，类似文王、武王，是个好皇帝，他的大臣周公、召公虽有意见不同，但并不妨碍他秉公办事。我们现在用人要“至公”，不要看他是不是出于我的门下。诗的意思还可以，但全是说理，全是议论，没有一点形象感。这恐怕是由于它使用的多是一些高度抽象的概念。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昧同嚼蜡。”而白居易的诗，则用较为具体的语言，绘声绘色，状景抒情，因此给人一种真切的画面感。 在现代诗创作中，也有一种强调描述语象的要求。本世纪初的意象派强调“直接处理无论主观的或客观的‘事物’”’，强调“视觉上具体……阻止滑到抽象过程中去”。新时期以来，我国“新生代”的诗歌，运用“生活流”的手法，也有此种倾向。还是举一个外国诗的例子——威廉斯的《巨大的数字》： 诗人用非常具体的抽象化极低的语言，来描绘他所见到的情景，使读者感受到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场面。特别妙的是他强调指出了“数字5”，这一具体数字，把救火车一般程度已经非常低的情况再降低，降低到了个别性。这样，语言的形象性就触发了我们生活的深层感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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