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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明代年号
洪武 —— 日月重开大宋天
元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即吴王位，在纪年上以至正二十七年为吴元年，次年朱元璋称帝，“洪武”成为明朝的第一个年号。有明一朝在年号的制定程序上，通常是由翰林儒臣预先拟定几个备选方案，而后呈奏新君从中选择其一作为正式的年号。唯独 “洪武”是个例外，它是由朱元璋本人亲自创制的。国初兵事正盛，与众多开国君主所取的年号一样，洪武便有张显武事之威的意思，从字面看亦不失淮右豪杰之气。
洪武时期在年号的使用上颇有讲究，记述洪武之前事只书写干支，以回避朱元璋曾称臣于韩宋政权使用“龙凤”年号的尴尬。不直书吴元年、洪武元年，而以“原”字代“元”字，探究其原因，一方面开国之初在故元国号 “元”字的使用上比较敏感。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就是避朱元璋名讳，这一点也体现在铸币上，明朝铸币的钱文只书“通宝”而不书“元宝”，此一影响深远，直 至清朝后期才又有“元宝”钱文出现。
建文 —— 纪年革除之谜
“建文”与“洪武”两相对应，昭示建文君臣结束武力纷争迎来国家文治的良好愿望。有意思的是，建文帝名朱允炆,年号中的“文”与御名“炆”不仅读音相同且字形相似，本应在避讳范围之内，然建文一朝却用之不忌长达四年之久，这倒未必是建文君臣的粗疏，朱允炆生性宽仁不过于计较罢了，不似其祖父的严厉，比较洪武时代在年号上的严格避讳，建文一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或可见一斑。
建文四年七月，朱棣“靖难”功成即皇帝位，下诏曰：“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此举实为权宜之计，朱棣以战争手段夺取政权，登基之时离新年改元尚有数月时间，从感情上说他绝对不能接受在这段时间里使用已被推翻的朱允炆的年号，因此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以为应急，同时又可标榜自己是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多少掩饰一下篡权的阴影，可谓一举两得。但朱棣并没有相应的追 溯建文元、二、三年为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也没有明令禁止使用建文年号。事实上在靖难战争中，朱棣所上表章、燕师檄文等皆书建文年号，（对比正德十四年宁王叛乱便废除正德年号改以干支纪年。）至朱棣称帝后仍每每直呼建文君、建文年号，可见朱棣本人对建文二字并不忌讳。
永乐初期残酷清洗建文旧臣以至政治气氛一片肃杀，群臣不得不谨言慎行，为与 建文政权划清界限往往刻意回避建文年号，诸如称呼建文朝为“革除朝”、称呼建文帝为“革除帝”、而建文某年便成了“革除某年”；或相应的将建文元、二、三、四 年改称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年；永乐之后编撰的《明实录》也回避了建文二字只书“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尽管朱棣并没有要求臣下非得这 么做，但在事实上还是默许了这种年号使用上的混乱。是以朝廷虽无革除之旨，而臣下却自行革除之实，相沿成习后建文年号再也无人敢用，直到万历二十三年朝廷从杨天民、牛应元议才正式恢复建文年号。
永乐 —— 一帝一年号始为定制
从汉武帝创制年号到明朝之前的历代帝王，多数皆改元两次以上，在年号的制定和更换上仅凭帝王个人一时之间的喜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频繁改元既繁琐又毫无实际意义。其间虽然也有唐高祖、唐太宗那样终生只用武德、贞观年号不曾改元的，但 终究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或传统沿袭下来。洪武之后明朝除英宗复辟改元外皆是一帝一年号。然而真正使一帝一年号固定下来相率沿袭的并非在洪武，而在永乐一朝。《明史考证》引黄佐翰林记卷七云：“太宗即位，始用永清，后乃用永乐，自是每朝纪年，不复再改矣”。至此免去了年号频繁更迭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年号 多少又恢复了它本来设立时的意义。
天顺 —— 明英宗的奇异年号
先说天顺之“异”。景泰八年正月，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发动“夺门之变”迎英宗重登帝位。复辟后的朱祁镇没有恢复先前的“正统”年号，而是改元“天顺”，明朝皆一帝一年号唯英宗一帝两纪年，是以天顺异于寻常。
天顺之“奇”早在明朝之前，“天顺”二字的组合在历史上就不止一次出现过——辽穆宗即位时群臣上尊号曰天顺皇帝；在金代天顺第一次作为年号出现，山东红袄军领袖杨安儿——“僭号，置官署，改元天顺”。（《续资治通鉴》）近在前朝的元 出帝阿速吉八年号天顺，便是通常所说的天顺帝。天顺受欢迎的程度不仅是在中土，就连安南后李神宗的年号也是天顺。
比这更“奇”还是在本朝。景泰七年秋，钱塘妖道李珍自称唐太宗之后，往苗疆煽动苗人造反，得武当山道士魏元冲、苗人首领执银辅佐自立为帝，年号天顺，后攻打天柱时被明都指挥湛清生擒，解往京城处死。不出数月南宫复辟正用此天顺年号！时人便有嘲讽石亨等辈武夫无识，徐有贞虽为文臣不学无术，区区一年号竟至错漏百出，不仅与前朝重复更与草寇同号。当然，以天顺为年号朱祁镇自有其用意。景泰之“泰”暗含“天”字，若按从上到下的书写方式则天顺之“天”在上，景泰之“天”在下，朱祁镇无非想通过这样的小动作来贬低景泰帝以显示自己方是天命所 在。天下人未必不识英宗用意，只不过不齿于石、徐等辈构陷己巳忠良，遂借题发挥一泄愤懑罢了。
嘉靖 —— 从“绍治”到“家家皆净”
正德十六年三月朱厚照崩于豹房，过去的正德时代对臣僚们而言或许是个噩梦，在国丧悲怆的外表下群臣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喘口气了，更主要有了新君朱厚熜使得大家充满对国家前景的憧憬。正德帝无后，朱厚熜乃兴献王朱祐杬之子，一般来说以 外藩入继大统本身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商高宗、汉文帝那样的贤明君主，更何况朱厚熜可谓根正苗红，已故的兴献王乃仁君明孝宗之弟，喜好诗书不慕奢华，因而声名颇佳，人们没有理由怀疑这样一位贤王调教出来的朱厚熜会不好。
此次内阁拟定了三个年号：其一“明良”、次“绍治”、次“嘉靖”。（此为《列朝年号辨误》的记载，若按《万历野获编》所载则“绍治”、“嘉靖”同，无“明良”。）“绍治”的寓意十分明显，在世人心目中先皇孝宗乃明中叶唯一一位值得称道的皇帝，那是一个君臣和谐天下治平的时代。孝宗年号“弘治”，“绍治”即表达了对弘治中兴的继承。与“绍治”表达对弘治时代的怀念相对应，“嘉靖”在一定意义上则是对正德时代的清算。“嘉靖”典出《尚书.无逸》：“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从字面上看“嘉靖” 即有清算过去拨乱反正之意，含蓄的表达了文臣集团对过去正德时代的不满。同时这句话原本是对商高宗武丁的称颂，武丁长期生活在民间后入继王位，这一境遇与朱厚熜相似，群臣特地以武丁比喻朱厚熜希望他成为像武丁那样贤明、长朔的君主。
据说王守仁曾预言“嘉靖”二字将作为年号出现，而朱厚熜确实也选择了“嘉靖”作 为年号。之所以不选群臣们普遍看好的“绍治” 朱厚熜有他自己的看法，“绍治”暗含歧义，“治”既可以理解为对“弘治之治”——即弘治皇帝事业的继承；又可以理解为对“弘治”——即弘治皇帝本人血脉的 继承。朱厚熜刻意回避“绍治”其继统不继嗣的用心极为明显，日后血雨腥风的大礼议之争早在朱厚熜选择年号的这一刻起便已初显端倪。
与当初拟定“嘉靖”年号时的殷切期望相悖，朱厚熜没有成为人们理想中的商高宗， 然而享国长久这一点倒是实现了，他当了四十五的皇帝。
晚年的朱厚熜愈加暴戾、乖僻，以至于忍无可忍的海刚峰不惜以“嘉靖”年号抨击今上——“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不久之后朱厚熜也病死了。从“绍治”到“家家皆净”，两相比较，当初群臣对朱厚熜的期望至高，也使 得最后失望至高。
隆庆 —— 徽号、年号、地名
“隆庆”作为明穆宗朱载垕的年号并没有什么不妥，也没有出现以往年号常有的问题诸如抄袭前朝或不幸与草寇为伍。但是隆庆二字的组合带有浓烈的喜兴色彩，虽不曾被当作年号使用却更经常地被用作徽号、地名等，诸如兴邸原有隆庆殿、宣府辖下有隆庆卫、还有位隆庆郡王朱载土鼎等等，于是隆庆殿改名庆源殿、隆庆卫改名延庆卫、那位隆庆郡王也被改封到郧城去了，只是无缘无故多了这么些麻烦罢了。更早之前四川剑州因是宋孝宗发迹前的潜邸后被升格为隆庆府，明宪宗第六女则是隆庆公主，因为已经去世也就没再追改徽号。无独有偶，此前的“宣德”年号也存 在类似问题，诸如南齐就有宣德太后、隋朝和北宋官称中有宣德郎、五代时湖州为宣德军、宋正朝为宣德门、洪武时有宣德侯、明北疆重镇宣府旧称宣德。但不管怎么说“宣德”和“隆庆”之前毕竟没有作为年号使用过，到这里也算填补了一项历史空白。
泰昌 —— 泰昌双日与三皇之年
公元1620年是明朝历史上的三皇之年，七月万历帝朱翊钧崩，在太子位置上苦熬了近二十年的朱常洛继位，出人意料的是八月新君朱常洛也死了，前后在位不到一个月，就这样到了九月份皇位又被匆匆交到皇长子朱由校手里，是以本年大明朝竟出现了三位皇帝先后当家的奇观。
与三皇之年相对应本年又同时存在两个年号，公元1620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又是 泰昌元年。朱常洛没来得及给他的臣民带来多少惠政就死了，反而由于他的短命造成不少麻烦。八月朱常洛即位宣布明年为泰昌元年，但未及改元死去，九月朱由校继位这下又得改元，群臣无奈只得硬挤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这段时间作为泰昌元年，明年起则使用新君朱由校的“天启”年号。而两京及各地须象征性的开局鼓 铸“泰昌通宝”一年，其后再铸“天启通宝”。
万历帝与泰昌帝父子相继各自刷新了明朝皇帝在位时间最长和最短的纪录。时人对此便有所议论，且充满诡异气息——万历帝享国长久便沾了年号“万历”的光，“万历”本身就有历世长久之意，如今果真应验了吉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泰昌” 之“昌”却有双日，此乃凶兆也！
难怪泰昌帝在位不足一月就死了。
永乐、天顺、正德、天启 —— 宰相须用读书人
此事却得先从北宋赵匡胤改年号说起，这位皇帝乃行伍出身文墨不多，对新年号没有太多讲究，只要求选一个古来未曾用过的即可。宰臣们讨论之后改元“乾德”。乾德三年，赵匡胤无意中发现宫人所用铜镜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字样，大惑不 解，方今才乾德三年怎么会有乾德四年铸的镜子？于是拿镜子给赵普等人传看，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后召翰林学士窦仪询问方知“乾德”原来是不久前前蜀王 衍用过的年号，而这面镜子定是蜀中所出，赵匡胤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自此重用儒臣。
明朝（不计南明）十七个年号中就有四个与前人相同。朱棣改元初拟年号“永清”后又改为“永乐”，这一改却改出了问题。“永乐”年号前凉张重华（注：）、南汉张遇贤、北宋方腊都曾用过，朱棣即位伊始紧张的政治空气使得群臣对朱棣的这一疏忽三缄其口，遂将错就错。
“天顺”年号前番已经说过，巧合的是钱塘妖道李珍年号“天顺”，唐岐王李业之子 李珍于上元二年密谋作乱自立年号“正德”。两个李珍从事同样的造反事业，各自的年号又与明朝皇帝的年号相同，堪称一奇。明武宗“正德”年号乃内阁首辅刘健 所定亦典出有据——《尚书.大禹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或许是刘阁老一时 失察竟没有发现“正德”年号从前大理、西夏都曾用过（这还不算李珍那样的乱贼）。马文升遂借题发挥，主持吏部考选时故意以“宰相须用读书人”为命题将刘健 狠狠嘲弄了一把。
天启年间有人从宫中司钥库翻出几枚“天启通宝”轰动一时，若是本朝所铸天启钱那 倒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奇异的是这些天启钱大小不一，看起来年代久远，且铸造风格与本朝钱币完全不同。有司将其呈献给大臣们鉴定，不料饱读诗书的阁老大臣们竟面面相觑，最后用“天降祥瑞”给这件事作了定性，还大宴一场以示庆贺。司礼李永真、向若愚多了个心眼儿，事后查阅历代史籍并玉海等书才惊讶的发现，原来本朝“天启”年号北魏元法僧、南梁萧庄、南诏劝丰祐、元末徐寿辉等都曾用过，这次司钥库里发现的“天启通宝”根本不是什么“天降祥瑞”，其实就是徐寿辉所 铸的钱币，天启君臣之颟顸可见一斑。
到这里天启的故事还未结束，天启年号继续作祟贻害后人。徐寿辉所铸“天启通宝”因数量稀少故而价值不菲，清末北京有山西商人重金收购古泉却将徐寿辉的“天启通宝”误当作不值钱的明“天启通宝”弃之不取，泉家丁福保喜而购之并曰：“明臣尚不读书，何况是晋贾”。
崇祯 —— 崇祯原本是“崇贞”
据《思陵典礼纪》的说法，朱由检即位伊始礼部为其拟定四个年号——“乾圣”“兴 福”、“咸嘉”和“崇贞”。朱由检自称不敢当苍天之圣，也不敢以中兴自任故而不用“乾圣”和“兴福”。“咸嘉”之“咸”字暗含一“戈”，主刀兵不吉，也不用。最后圈定“崇贞”，并且把"贞"字改为“祯”。《烈皇小识》所载略有出入，若按其说法则礼部所拟四个年号是分别“永昌”、“绍庆”、“咸宁”、“崇 贞”。御笔改“贞”为“祯”，点用之。巧合的是，这里面的“永昌”却是日后李闯大顺的年号。
崇祯帝虽志在中兴然为人刚愎驭下苛刻，所用温体仁为辅臣也是刻薄寡恩，招致京师臣民不满，遂讥诮二人“崇皇帝，温阁老”。“崇”与“戎”读音近似，“温”与“瘟”同音，俨然把崇祯帝视为戎狄暴君，而温体仁干脆成了瘟神。如此拿皇帝的年号当靶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当初海瑞骂嘉靖得到的灵感。
注：前凉张重华年号“永乐”一说仅见于晁公武《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卷一所引龚颖《运历 图》六卷，《晋书.张轨传》等皆不载此事。史上前凉历代君主中除张祚自行称帝改元“和平”外，皆奉晋室为正朔使用西晋“建兴”年号或东晋“升平”年号。故张重华自行改元一说可信度不高，即便前凉果真存在“永乐”纪年也极有可能是张祚称帝时追授前代的年号，故张重华在位时并不曾真正使用过“永乐”年号。
主要参考资料：
《明史》 张廷玉
《今言》 郑晓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万历野获编》 沈德符
《烈皇小识》 文秉
《荷牐丛谈》 林时对
《明史考证》 黄云眉
《中国历代年号考》 李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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