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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谭敏涛 近期，关于“神探”聂海芬被审判的消息不胫而走，据所谓的“新闻”报道，聂海芬近日被提起公诉，聂在给自己辩护认为，她“在办案中的违法行为系遵照当地政法委指示而为，警方受政法委领导，对政法委的指示警察理应服从执行，并无过错，所以不构成犯罪。这样的新闻有鼻子有眼儿，一些人误以为真，纷纷慨叹，冤案责任人终于被追责了。 还没等公众的高兴劲头飘过，杭州市检察院和杭州市中院便对外表示，未对聂海芬提起公诉，网传消息不实，聂海芬现在正常上班。你看，公众在谣言中镶嵌的期许又一次落空。冤案追责，不知何时才能启动，但愿下一次不再是谣言。而关于聂海芬的谣言，似乎隔一段时间都会渐起。之前，传言聂海芬被调查，再传言她被晋升，到如今传言她被审判。每一次的传谣，公众都信以为真，但最终都被证伪。我们反对无中生有的谣言，但对于冤案追责的关切和关注却很难让人心安。冤案追责迟迟不见下文的断头新闻让谣言随时四起，与其说是谣言对准了聂海芬不放，不如说是有关方面迟迟不启动冤案追责更让公众寝食难安。  谣言为何总是钟情于“神探”聂海芬？无外乎冤案都昭雪了，当年的办案人员却未受到相应的严厉处罚，公众心理不平衡。更何况，当年的神探被描述的神乎其神，似乎只要神探一出马，任何犯罪分子都难逃法网。而今，当年被神探公诉的案件得以平反，犯罪分子成了冤屈者，但神探却丝毫未受多大影响。当年，我就曾撰文评析到：对于聂海芬的内部处理等于没处理，期待官方给出详尽的处罚依据和结果。而今，神探依然被人们惦记，而且还常常撩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实则，公众关注的是，为何冤案问责如此之难？相对于当事人十几年的沉冤，对办案人员仅内部问责又何以平复冤案对公众、对冤屈者造成的心里创伤和情感悲怆？ 当下，聂海芬似乎已经成为冤案昭雪不被追责的代名词，每每当冤案得以昭雪，公众联想到冤案追责时，都会拿出聂海芬来做对比。你看，当年叔侄冤案的神探聂海芬都没被追责，人家依然正常上班，现在谈追责何其艰难，所以，对于冤案的追责还是算了，别强求了。这是公众最为朴素的认识——制造叔侄冤案的聂海芬都没被追责，其他冤案的办案人员，追责又谈何容易呢？ 而回顾2015年已被昭雪的冤案，追责虽然一再成为媒体和公众的追问对象，但相关各方依旧岿然不动。这似乎已经成为回应冤案不被追责的标配模式——公众的质疑归质疑，官方的沉默归沉默，两者互不相干，互不牵连。而当聂海芬被审判的谣言又四起时，媒体依然祭出当年的追问，调查聂海芬——何时才能完？ 对此追问，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也没人敢给出确切答案，一切都是未知，一切也都在公众和媒体的追问和质疑中慢慢趋于消解。似乎，当时间过得足够长，对于聂海芬何时被追责的追问便会消无声息。但是，我们回顾对聂海芬的谣言来看，恐怕很难让聂海芬逃脱“谣言”的攻击。因为，冤案一日不追责，谣言便会如影随形。不是公众追着聂海芬不放，而是冤案的追责相对比冤案昭雪，意义更大。 我们回顾冤案的生成机制还会发现，一个疑似冤案的酿成，背后多半有权力因素介入，正如这次谣言所指：聂海芬说自己也是受政法委指示，所以下酿成冤案。而我们都明知，多数冤案的背后不乏政法委身影，更不乏权力因素介入。那么，案件结果是组织决定的事项，追责时却为何要拿个人开刀？倘若如此，日后谁还会为组织干活和卖命，谁还会听组织的话？这也是冤假错案办案人员惯用的托词，自己只是听话的、具体办事的，具体负责的还是领导（组织）。所以，组织便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保护”聂海芬们，甚至不遗余力地让他们免受舆论中伤，好让她平安落地或是说安全退休，这样才算完成当年对其的委以重任。 那么，聂海芬能光荣落地或是退休么？结果当然不得而知。而我们能知道的是，一个聂海芬代表的是诸多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他们不仅对于当年办过的冤假错案毫无追悔之意，而且面对“谣言”四起时，总是有组织极力袒护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于为他们抵挡舆论蜚语，这也是他们依然平安的缘由所在。一个聂海芬背后，是诸多利益攸关者，他们和聂海芬一起，共同制造了冤假错案，追责一个聂海芬，当然会咬出其他人，所以，其他人和聂海芬便会一起共同抵制冤案追责。更何况，当年的办案人员现在多已成为部门领导，要想追责，谈何容易。由此，聂海芬被审判的谣言四起时，组织没怕，聂海芬没怕，领导也没怕，因为背后有人顶着，有人撑着，有人担着，何时，当这种支撑力量轰然倒下时，或许才可能启动对聂海芬们的追责程序，只是哪天还会多远，我也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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