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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16年征订已经开始，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1-201 与“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乃至“上博简”“清华简”研究领域所呈现的场面热闹、成绩斐然情景截然不同，海内外学术界对1972年出土发现的“银雀山汉简”的关注程度明显要逊色得多，其相关的研究，亦一直处于一种相对沉寂、鲜乏进展的状态。用宋代大诗人陆务观的《卜算子·咏梅》一词中的词句来形容，那就是“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这其实并不奇怪，较之于在制度文化层面唱主角的古代法律、较之于在思想文化领域挑大梁的儒家、道家思想，兵家学说的研究，在整个学术版图上乃是微不足道的配角，被边缘化当属自然。用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兵学在整个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尴尬”：兵家著述在《汉书·艺文志》中尚有自己独立的门类：“兵书略”，其所著录的“兵书”类图书达到“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可谓“蔚为大观”，然而，将近2000年过去，天下图书的品类与数量不知增加了几十倍、几百倍，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兵家不仅仅沦落为“子部”中的附庸，地位毫不起眼（这在晋代荀勗编撰《晋中经簿》、南朝萧梁阮孝绪编著《七录》时即已肇始，到唐代编撰《隋书·经籍志》更完全成型，“四库”馆臣只是承其统绪而已），而且入选的书目也少得可怜，只有区区20种而已，像《鹖冠子》《历代兵制》《武备志》《翠微先生北征录》《车营扣答合编》《投笔肤谈》《筹海图编》《百战奇法》《火攻挈要》《治平胜算全书》等重要兵书都被摈弃不录。由此可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在梳理与考察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兵学乃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几可忽略不计了。银雀山汉墓竹简的主体成份既然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古代兵家文化，其遭受主流学术界的冷遇应该是毫不奇怪的，而其研究与总结缺乏热度、相对滞后也完全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出土的兵书竹简之学术价值是不容低估的。仅仅就汉简本《孙子兵法》的发现而言，它对于破解历史上两孙子之谜、判断《孙子兵法》成书的大致时代、釐定《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章次序、对勘《孙子兵法》传世本的文字内容、释读《孙子兵法》的某些疑难章句、阐明《孙子兵法》的相关军事原则、深化有关孙子所处时代社会变革性质的认识、梳理《孙子兵法》与“古司马兵法”之间的渊源关系、佐证传世古籍的流传规律、恢复或接近《孙子兵法》的原典状态，都具有重大的文献学术价值。至于《孙膑兵法》的重见天日，《六韬》佚文、《尉缭子》佚文以及众多佚名古书的大量面世，更是为兵学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其意义值得高度重视，而相关研究予以加强和深入也是应有之义，毋庸置疑。 银雀山汉墓竹简之《孙子兵法》 在诸多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孙子兵法》佚文五篇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文献学的价值，更不乏历史学的意义。然而，学者对此多不措意，这应该讲是一个遗憾。今不揣谫陋，略为之说，抛砖引玉，希望对开展《孙子兵法》一书以及先秦两汉兵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根据竹简整理小组的考定，比较明确的共有5篇，分别为《吴问》《见吴王》《黄帝伐赤帝》《四变》以及《地形二》。通过对其内容的考察，我们认为从性质上，它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有关孙子本人生平事迹的记载，如《吴问》记叙孙子与阖闾讨论、预测晋国政治发展大势，深刻揭示了孙武的政治见解和进步倾向，表明孙子不但是卓越的军事家，同时也是很有头脑的政治家。《见吴王》追叙孙子与阖闾的君臣际会，重现孙子吴宫教战的戏剧性一幕，内容较司马迁《史记》所叙更为翔实。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充《史记》本传叙述孙子行事上不足、单薄之缺憾。二是对《孙子兵法》本文中有关原则或提法的补充性阐释与说明，如《四变》即为对《孙子兵法·九变篇》中“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之缘由的具体解释。如它说明“城之所不攻者”：“曰：计吾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于前，得之而后弗能守。若力（不）足，城必不取。及于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为害于后。若此者，城唯（虽）可攻，弗攻也。”［参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将“城有所不攻”的道理，说明得一清二楚；《黄帝伐赤帝》，则显然是就《孙子兵法·行军篇》中“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一语做出明确的说明，叙述历史事迹，从中阐明战争制胜的基本条件，“休民，孰（熟）穀，赦罪”。三是不见于存世本《孙子兵法》的兵学论述，如《地形二》。 认真通读和分析汉简《孙子兵法》佚文，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这首先体现在它具有重大的文献学价值，对于帮助我们深化有关《孙子兵法》成书年代、《孙子兵法》篇目、内容之增益、孙子人物史实的研究，价值显而易见。 《孙子兵法》一书究竟有多少篇数？字数大致为几何？这在历史上是存有疑问的。一般通行的观点，认为《孙子兵法》的本文为“十三篇”，字数在5000字左右。应该说这是比较靠谱的看法，也得到文献史料的支撑。像篇数问题，《史记》的说法是“十三篇”，《史记》本传就明确说明“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而字数问题，东汉高诱同样指出《孙子兵法》其书篇幅应为“五千言”：其注释《吕氏春秋·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也”曾有言：“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但是，问题是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相关著录中，《孙子兵法》的篇数有了急剧的增益与膨胀，居然多达“八十二篇”：“《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所据之本为刘歆的《七略》，而刘歆《七略》又渊源于其父刘向之《叙录》，这表明，早在西汉时期，《孙子兵法》的篇数卷目就有了“八十二篇”的另一类统计之说法。而据与司马迁同时代人东方朔的叙述，《孙子兵法》的文字亦远远超过了“五千言”之数，“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这“二十二万言”之中，当然不仅仅是《孙子兵法》，还包括了《吴子》等其他兵书，但《孙子兵法》不止“五千言”，当是殆无疑义的，我们认为，东方朔所言《孙子》文字数的依据，应该是“八十二篇”而非“十三篇”。 正因为同在西汉时期就存在着《孙子兵法》在篇数、文字方面统计上的差异与分歧，所以，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就认为《七录》将《孙子兵法》分列为上、中、下三卷是正确的，“《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即认为“上卷”为《孙子兵法》原始本文，即“十三篇”，而“中卷”与“下卷”则为孙子后学所撰，附益于孙子名下而流传。而东汉末年大军事家曹操则对这些依托于孙子的增益内容很不满意，认为“而后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遂汲汲致力于恢复《孙子兵法》之原貌，“故撰为《略解》焉”，仅仅就“十三篇”作注（见《孙子序》）。这样，便构成了孙子兵学发展史上的一则公案。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兵法》其书可以分为“内篇”与“外篇”，“内篇”就是司马迁所称的“十三篇”，其主要内容当出自孙子本人之手（当然也不排除后人的一些附益，如“其下攻城”之后的“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一大段文字，就很有可能是后人解释为何“攻城”为“下”策的增益内容）。而“外篇”则为除“十三篇”之外的“八十二篇”之文字，当出自孙子的后学或认同、依从孙子兵学理论的佚名兵学家之笔下。问题是，在汉简《孙子》佚文出土之前，我们对所谓《孙子兵法》“外篇”的情况并不了解。而现在通过这五篇佚文，我们就能对所谓的“外篇”有一个具体而形象的认知，可以直观地就“外篇”的主旨、内容、特色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分析“十三篇”与“八十二篇”之间的衍生关系，为解决《史记》与《汉书·艺文志》有关《孙子兵法》一书著录上分歧的疑案创造有益的条件，这显然是值得庆幸的。 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学者不承认孙子拥有《孙子兵法》一书的著作权，也否定《孙子兵法》的主体内容形成于春秋后期。这些怀疑意见总括起来，大抵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论说历史上本无孙子其人，《孙子兵法》十三篇系战国时人所伪托。主张这一说法的人主要有南宋的叶适、陈振孙、清代的全祖望、姚际恒和现代学者钱穆、齐思和等。他们的怀疑依据主要是两点：《左传》等史籍未载孙武的事迹，“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孙子兵法》所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社会状况和战争特色，时代特征明显晚于春秋。由于这一派既怀疑《孙子兵法》其书，又怀疑孙武其人，态度最为坚决，故可以称作为彻底怀疑论者。 第二，历史上虽有孙武其人，但《孙子兵法》一书则断非其人所著。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北宋的梅尧臣，清代的姚鼐，现在的梁启超、黄云眉等人。这派学者怀疑、否定《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的主要依据，不外乎一条，即孙武是春秋时人，而《孙子兵法》“所言皆战国事耳”、书中所言战事规模及战术，虑皆非春秋时所能有也”，因此书的作者不可能是孙武本人。由此可见，这一派在孙武其人其书问题上，实际上是采取了“存其人而疑其书”的态度。 第三，《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实为一书，其真正的作者是战国中期的孙膑，即使退一万步讲，其书也是导源于孙武，而完成于孙膑。持这一观点的有钱穆、陈启天等现代学者以及日本学者斋藤拙堂、武内义雄等人。可见，关于孙武其人其书真伪性这场笔墨官司，已越出国界而打到海外去了。这一派的观点之所以提出，当缘于历史上《孙膑兵法》久已亡佚，而今本《孙子兵法》而又多呈战国时代特征，故很自然地将孙武与孙膑混为一谈，将两部不同时代的兵书视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派的意见可以命名为张冠李戴。 除上述三种主要怀疑论调外，还有一些影响稍逊的否定观点。如清代牟庭关于孙武就是伍子胥，二者实为一人的说法。由于其说过于离谱，因此很少有人信从。 而汉简《孙子兵法》佚文的发现，则为解决《孙子兵法》作者与成书年代提供了比较确凿的证据。0233号竹简上书“吴王问孙子曰……”（《吴问》），0108号汉简上书“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这充分证实孙武仕于吴，孙膑仕于齐，历史上各有其人，各有兵法传世，且与《史记》和《汉书》关于两个孙子的事迹和著作的记载相吻合。这不仅使失传千余年的孙膑著作得以重见天日，而且也使怀疑孙武其人的有无和《孙子》是否孙武所著的疑案得以澄清，真可谓是千年聚讼，一朝涣然冰释。 尤为重要的是，《吴问》中孙子关于晋国政冶走向的天才预测，非常有说服力地证实了《孙子兵法》一书应该是成书于春秋晚期。 《吴问》篇的晋国政治发展趋势预测，是“六卿”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在所难免，赵氏一族将在残酷的政治搏杀中笑到最后，成为终极胜利者：“至于赵氏家族的情况，则与上述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一百二十步为畹，二百四十步为亩。不仅如此，其征收租赋向来不过分。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数量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生存。苛政丧民，宽政得众，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入赵氏之手。” 可见，在《吴问》篇中，孙子准确地预测到晋国大致的政治演变格局与趋势，即六卿专权局面无法长期维系，一定会按照政治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打破相对平衡、逐步决出胜负的。而按孙子自己的认知，六卿出局的顺序，就应该先是范氏、中行氏，接着是智氏，再就是韩氏、魏氏，最后由赵氏取得晋国政权，完成类似田氏取代姜齐的历史性一幕。 从预测的历史进程绝大部分具有准确性质的层面加以考察，《吴问》的史实可靠性毋庸置疑，这场君臣对话当实有其事，时间当在范氏、中行氏尚未败亡之前，下限不可能早于攻灭智氏的前453年晋阳之战。但是，孙子的预测中，又未能预见到“三家分晋”的结果，而错误地判断韩氏、魏氏将步智氏的后尘，会被赵氏所翦灭，这显然是个严重的缺漏。但正是这种误判的存在，恰好证实《吴问》作为史料的原始性与确切性，而绝非后人所伪托。因为如果是后人所比附依托，则应该是避免犯与“三家分晋”史实相扞格的常识性乖误，方枘圆凿，留下破绽，而一定是环环相扣，自圆其说。 显而易见，《吴问》的发现，对我们认定《孙子兵法》一书的成书年代的确大有裨益，既然，作为“外篇”的《吴问》其成文时代尚且可以判断为在春秋后期的晋国“六卿专权”期间，那么，作为《孙子兵法》核心主体“内篇”之“十三篇”，其成文的年代，亦应该是与此同时甚至于更早。 对司马迁《史记·孙子列传》所载内容的印证与补充，也是汉简《孙子兵法》佚文的历史文献学价值的具体体现。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态度是认真和严肃的，在史料搜集与鉴别方面可谓是竭泽而渔、旁征博引而又审慎考究、提玄钩要，其《太史公自序》对此曾有生动的描绘：“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史记》中有关史实的记载与考定，也并非无瑕可击、尽善尽美，方枘圆凿、自相矛盾者有之，如《晋世家》与《赵世家》关于“下宫之难”记载上的歧异（参见拙作《真相难觅，赵氏孤儿的历史重构》，刊《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23日），又如，晋、吴“黄池之会”上由谁主盟，率先歃血？《秦本纪》《晋世家》《赵世家》均称吴王夫差为盟主，而《吴太伯世家》则谓晋定公为盟主。意气用事、情大于理者亦有之，如《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的一往情深、多所回护，并没有百分之百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一点。 当然，更明显的问题是，局囿于史料的限制，有些传主的生平事迹记载内涵上比较单薄、苍白，像《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关孙子生平事迹的描述，基本上只是写了一则“吴宫教战”的故事，除此之外，只有概括性的抽象提炼，“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孙子与有力焉”。《吴问》中孙子与吴王阖闾的精采对答没有写入，而其劝阻阖闾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大举伐楚的言论，“民劳，未可，待之”等等，也散见于《吴太伯世家》，不见本传载录。正是因为无太多实质性内容可记载，司马迁也只好以“能言之而不必能行之，能行之而不必能言之”这种话来施行“障眼法”，予以自我解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即使是“吴宫教战”一事，《史记·孙子列传》的相关记载也显得比较突兀，人们在其中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相当奇谲、不尽合理的故事。始且暂不论其字数偏少，仅仅350余字而已，更是由于孙子勒兵杀姬的描述过于剑走偏锋了，它虽然说明了“慈不掌兵”的道理，使得孙子执法严明、令行禁止的治军原则与能力风貌跃然纸上、凛凛生威，但毕竟给人以冷血残忍、视生命如草芥的负面印象。毋怪乎，宋代叶适对此生发其事过于“奇险而不足信”的感慨，并进而怀疑孙子其人其事的历史真实性。 但是，汉简《孙子兵法》佚文《见吴王》的出土，则帮助我们看到了或许当年司马迁所未曾见过的“吴宫教战”另一个版本，它除了证明，像“司马穰苴辕门立表斩庄贾”一样，“吴宫教战”当时也普遍流行于社会上，成为民间认知“严格治军”原则与做法的一个形象生动之典范案例之外，更丰富了故事本身所具有内涵，进一步建构并完善了故事的内在逻辑，更合乎情理，而可以洗刷掉叶适给孙子扣上的“奇险而不足信”的帽子。 《见吴王》现存简文为500余字，但据该篇简文结尾处所附识的数字判断，全文原有字数当多达1000余字（参见熊剑平、黄朴民《简文〈见吴王〉与〈史记·孙子列传〉关系考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从文字篇幅上，几为《史记·孙子列传》文字数的3倍。尤为重要的，是《见吴王》所记叙的“吴宫教战”情节，无论是完整程度，还是生动程度抑或曲折程度，均远超《史记》本传的相应叙述。在《见吴王》中，孙子开门见山地表述了自己的战争观理念，对吴王阖闾“好兵”的主张加以批评：“兵，利也，非好也；兵口（也），非戏也。”这是与传世本《孙子兵法》所倡导的“慎战”思想相呼应、相吻合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主不可以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样卓荦不凡的见识，树立起孙子高大的形象，令人对其钦佩有加。而有关让宫女操练的描述，《见吴王》中孙子的行为，则更是合乎情理与逻辑。面对吴王所提的“小试勒兵”的要求，孙子曾经就具体对象提供了诸如贱者、贵者等多个选项，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了宫女，这本来是孙子的诙谐，不无调侃的成份，谁知吴王顺坡下驴、趁机和孙子较真起来：就依先生所言，用宫女来“小试勒兵”。孙子见弄假成真，赶紧婉拒，以“妇人多不忍”为借口，请求吴王收回成命，更换“勒兵”训练之对象。这么一来，反而平添了吴王的疑虑，觉得孙子是大言炎炎，是玩假的。所以，吴王斩钉截铁加以拒绝，看孙子怎样来收场。在这样的情势下，孙子只能遵命行事，让宫女来作“勒兵”的对象，于是才有接下来的斩吴王宠姬以立威的故事发生。 由此可见，按《见吴王》简文的记载，孙子以宫女教战，是被动的应对，属于形格势禁、迫不得已之举。他并非视生命为草芥，而是一位具有浓厚人情味的帅才。这样一波三折、柳暗花明的记载，自然要比《史记》本传同一事件记载上的生硬、突兀来得合理，使孙子的历史形象显得更为饱满和人性化。 但是，与此同时，《见吴王》的出土，也可以起到与《史记·孙子列传》进行互证的重要作用，它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史记》有关“吴宫教战”的记载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属于空穴来风、为“小说家言”，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文献做依据，做支撑的，不是“孤证”，而为“铁证”。《见吴王》只是丰富和细化了“吴宫教战”的具体内容，使之更富有生动性、形象性。它与《史记》本传的相关内容，起到了互为印证、相形益彰的作用。 汉简《孙子兵法》佚文的又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蕴涵有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出鲜明的时代文化精神，通过对它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先秦时期列国政治格局的演变，认识当时大国间战略互动关系的特征，值得深沉玩味，细细斟酌。 在汉简《孙子兵法》的五篇佚文中，《吴问》或许是相对比较重要的一篇。是篇记叙了吴王阖闾与孙子之间就有关晋国政局走向问题所作的详尽分析与精辟预测。吴王向孙子提出了“六将军专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后存”的询问，而孙子则根据自己对春秋大势的观察和对历史经验的分析研究，就晋国未来的政局变迁做出了高明切实的战略预测判断。可谓胸有成竹，运筹帷幄。 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进一步深究，为什么吴王所关心的对象是晋国，而不是楚国、秦国、宋国、郑国、鲁国、越国，或孙子的故国……齐国呢？当时还不曾开打柏举之战，争霸中原对吴国来讲，还是十分遥远的愿景，关心与自己遥不相及的晋国政治动态，与吴国又有何相干？这里面到底又有什么蹊跷？不过，如果考察春秋时期的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大国关系的互动，我们便能认识到，吴王阖闾与孙子关心晋国政治生态，将了解与掌握晋国政局走向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乃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的做法。 春秋大国争霸的主线是晋、楚相争。在这个过程中，远交近攻，从侧翼制衡与打击对手，是大国在争霸中原时最热衷于玩的一手，这方面晋国做得尤为老练，几乎进入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中间，联吴制楚，是晋国军事外交上的重要一环。 晋国出于同楚国争霸争斗的需要，采纳楚亡臣申公巫臣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从侧面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国势力的北上。吴王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晋景公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随行的有一定数量的兵车和步卒，“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让他带着特殊的使命，一步步地实现晋国扶植吴国、借吴制楚的战略目标“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左传·成公七年》）。 日渐强大起来的吴国，正需要寻找大国作自己的后台，以增加自己在列国角逐中的筹码。现在晋国主动找上门来，自己何乐而不为，于是就欣然接受晋国的主张，坚决摆脱了对楚国的臣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淮河流域，使楚国陷于两面作战而疲于奔命，逐渐成为楚国的强劲对手、心腹之患。“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同上）。 巫臣通使吴国，还给吴国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军事文化和战术，促成吴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原来吴国地处南方水网地带，军事上以水战为主，陆战只有少量的步兵。巫臣给吴国带去兵车，并“教吴乘车，教之战阵”，这样一来，吴国开始拥有自己的车战兵团，兵种配置更加齐全，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战场情况，从而逐渐抵消了楚国在兵种和战法上的固有优势。 由此可见，吴国与晋国之间，具有一种十分牢固的战略同盟关系。这种战略同盟合作关系，自吴王寿梦开始到吴王阖闾主政阶段，已长达70年有余。吴国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自然要优先洞察和把握主要同盟者的政治动向，这样，才能赢得战略上的主动，不至于在押宝上押错对象。这完全符合《孙子兵法·九地篇》所倡导的“不知诸侯之谋者，不可预交”之原则。所以，吴王与孙子才会这么关心晋国的政治生态变化，这叫做“未雨绸缪”“谋定而后动”，恰恰是孙子兵学“先计而后战”思想在军事外交决策方面的生动体现。换言之，孙子的“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基本原则，通过《吴问》篇的内容而得到了形象化的诠释，而春秋时期晋、吴战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与有效性，也凭借《吴问》篇的主旨乃从一个侧面获得了必要的佐证。汉简《孙子兵法》佚文的历史学意义与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国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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