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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是个好词儿，天底下有谁不乐意清洁呢？但是，如果碰上哪个有洁癖的，多少还是会不自在。如果有人把自己的家，干脆搞成无菌实验室，那么就是恐怖了。正常人在里面，是根本没法生活的。然而，有这样想法的人，还真的不是一个两个。 清洁社会这种想法，跟把家变成无菌室一样，都是一些具有超级洁癖的人想出来的。这样的人，无疑都是乌托邦的爱好者，当然，也都是肮脏社会的痛恨者。每当看见社会上有贩毒吸毒，小偷妓女，流氓地痞，以及放高利贷的，发国难财的，欺负人压迫人种种肮脏现象的时候，就恨不得像对付家里的垃圾、脏东西和灰尘一样，用一把大扫帚，一扫而光。 不消说，真的有这样的大扫帚或者铁扫帚，哗啦哗啦地扫起来的时候，是挺得人心的。当一个大都市，突然之间，吸毒贩毒的没了，妓女没了，地痞流氓匿迹，连小偷几乎都不见了踪迹的时候，的确给人一种天晴地朗的感觉。文革前，1960年代的北京，就是这样一个清洁的城市。真个可以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包遗忘在路边，一般不会担心找不到。然而，在北京几千里地之外，中苏边境上有座巨大的湖泊兴凯湖，在这个湖边，有座巨大的专属于北京的劳改农场，兴凯湖农场。里边的劳改犯，好些人的罪名，仅仅是做过妓女，小偷，倒卖过银元，在1949年之前做过警察，参加过会道门，是个小头目。这些人，即使是有罪，充其量也不过是轻罪，断不至于从此就得离开家门，被搁在地老天荒，天寒地冻的兴凯湖边，一搁就是一辈子。这些人，一直到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担心他们投敌，才陆续转移到其他农场，依然得待在北大荒，不许回北京。 那时的北京，是一个清洁城市的样板。清洁，不仅仅意味着对犯罪行为的围剿，而且所有有污点的人，都不能在这座城市里待着。如果没有被判刑，也得转移出去，著名作家张贤亮跟我讲，他和他的母亲，就是因为父亲是国民党高官，就被发配到宁夏。肃反和反右之后，又有好些胡风分子和右派，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和其他边边角角。 按道理说，那些知识分子的右派，不大可能增高首都的犯罪率，但是，清洁就是清洁，这种社会主义的敌人，显然在道德上不符合清洁的规范，也得清出去，如此，才能体现清洁二字的道德内涵。 这种道德上的清洁，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做得更彻底。在这个留学法国的海归看来，城市居民比起农民来，都是不干净的。所以，在夺取政权之后，他用强力清空了整个金边，把成百万的人都赶到了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和改造。今天骇人听闻的柬埔寨大屠杀，其实不是成片地把人枪毙，而是在这个改造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不洁的城市人死了，社会也就干净了。 一个看起来很美好的词儿，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愿望，落到地上，居然就是成千上万人的灾难。水至清则无鱼，社会真的要清洁了，很多人，就要死了。所有有“污点”的人都被清除了，那么社会就真的可以实现清洁吗？其实，根本不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除非是自愿组成的小规模的团体，没有那个社会能实现哪怕仅仅道德意义上的清洁。 我们所期待的，只能是一个守法的，讲规矩的社会，即使实现这一点，也需要掌权的人，首先守法，率先讲规矩。千万千万，不用滥用权力，动辄挥动铁扫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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