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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六月十七日，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打了一仗，晋军统帅为郤克，齐国统帅为齐顷公，地点在鞌（约在今山东济南市历城区），战争的结果是齐军失败，晋国军队追击齐国军队，“三周华不住”，围着著名的华不住山转了三圈。这华不住山，在今天山东济南市北郊，一座孤山。元代赵孟的名画《鹊华秋色图》，鹊指鹊山，华指华不住山，当地人叫华山。这场战争叫“齐晋鞌之战”。这段关于战争的描写，是《左传》里的名篇，这个暂且不表。 鞌之战发生在齐国的地盘，晋国军队是主动前来讨伐的。那么讨伐的理由是什么呢？ 齐国得罪郤克，起于郤克出使齐国，受到齐国不礼貌的接待。《左传》宣公十七年（公元前五八六年）有这样的记载： 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 献子，即郤克。为什么郤克登台阶时，妇人笑呢？《左传》没有明确，但问题想必发生在腿脚上。郤克被躲在帷幔后面的妇人取笑，作为大国使者，是莫大的羞辱，所以他发誓：“所不此报，无能涉河。”郤克的复仇计划，因晋国国君的阻止而暂时未能实现。直到鲁成公二年才有了复仇的机会。按《春秋经》记载：“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战于新筑（卫地），卫师败绩。”齐国与鲁国、卫国先后发生战争，而且是齐国侵略鲁、卫两个小国。鲁、卫两国只好求救于晋国。《左传》说：“孙桓子（即孙良夫）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孙（即臧孙许）亦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卫国的大夫孙良夫、鲁国的大夫臧孙许都到晋国请求出兵伐齐，并且都求助于郤克。为什么求助于郤克呢？这固然由于郤克当时在晋国已大权在握，他们之间还有共同的不寻常经历，关于这一点，《左传》没有记载。鲁、卫两国向晋国求援，获得成功，《左传》说：“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克进一步向晋侯“请八百乘”，获得批准。于是“郤克将中军，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浩浩荡荡开到齐国，六月十六日与齐顷公率领的齐军相遇于靡笄之下，就是今天济南南郊千佛山下。六月十七日在鞌这个地方摆开战场，进行了一场恶战，《左传》对鞌之战进行了详细记载，可以说是《左传》描写战争的佳作。《春秋经》从鲁国的角度记述了这场战争：“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可见《春秋经》十分简要。不过曹公子首率军参战，却是《左传》中没有记载的，更不明其原因了。齐国失败以后，作为惩罚条件之一，晋国要求齐国的“萧同叔子为质”。萧同叔子是谁呢？原来是齐顷公的母亲，郤克出使齐国时躲在帷幔后面笑话郤克的那位妇人。齐国当然无法答应，几经交涉，晋国才放弃了这一要求。其实晋国提出这一苛刻条件，也是为了出一口恶气。 前面说了，对于郤克出使齐国受辱的细节，《左传》记载过于简括了，以致不能明其就里。这一缺憾，在《公羊传》、《穀梁传》中就可以得到大大弥补了。先看《公羊传》： 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萧同姪子者，齐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窥客。则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与踦闾而语，移日然后相去。齐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归，相与率师为鞌之战。齐师大败。 与《左传》相比，《公羊传》详于郤克使齐受辱，而略于鞌之战，颇有互补之处。我们可以发现，出使齐国的人多了一位鲁国大夫臧孙许。郤克的缺陷则大体可推知为跛。让我们理解了《左传》“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的原因。至于臧孙许，也有缺陷，一只眼失明。齐国的无礼，让跛者迎跛者，眇者迎眇者，也到了极致。齐君的母亲萧同姪子（即《左传》的萧同叔子）偷看的办法也变成了“踊于棓而窥客”，登上踏板偷看客人。郤克和臧孙许出来的时候，曾站在大门口谈了很长时间，谈话的内容虽然听不到，但可以猜出七八分，那就是痛骂齐君，发誓报仇。 《穀梁传》对郤克使齐的记载更加详细： 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姪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客不说而去，相与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人有知之者，曰：“齐之患，必自此始矣。” 在《穀梁传》中，出使齐国的使者变成了四位：鲁国大夫季孙行父、晋国大夫郤克、卫国大夫孙良夫、曹国公子手。鲁国不再是臧孙许，卫孙良夫、曹公子手（即《春秋经》的曹公子首）则是《左传》、《公羊传》没有的。至于他们四位使者的缺陷，也与《公羊传》不同。齐国迎接客人的无礼，则一如《公羊传》所述。而妇人萧同姪子（即萧同叔子）笑话的情形更加嚣张：“处台上而笑之。”四位贵族在大门口议论许久，则一如《公羊传》。从《左传》至《公羊传》，再到《穀梁传》，我们可以发现细节越来越丰满，记载越来越完整，很有些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层累”的效果。但其间的出入则显而易见，即相同的人物也多有差异。这让我们联想到《公羊传·隐公六年》里的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就是说，《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当时已经面临这种记载的分歧了，只是不得不选择他们认可的方案而已。当然，所见不同，有些材料也容有详略不同，比如《左传》对郤克使齐记载特别简，也许是材料不足所致。有了《穀梁传》，我们才明白《春秋经》中记载鞌之战，为什么曹公子首会率军参战—他们出使齐国，同时受到羞辱。也是由于《公羊传》、《穀梁传》的记载，我们才明白鲁、卫求救于晋国，为什么要通过郤克—他们早有约定。作为《春秋经》的“传”，我们不得不承认，《穀梁传》最为圆满，使《春秋经》“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这一场面涉及的五国齐、晋、鲁、卫、曹，都有了出兵的理由。而《左传》与《春秋经》的距离最远，这一点前人已经指出来了。不过像《穀梁传》这种近乎闹剧的记载，不能不令人想到小说家言。古代历史与小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也许从这里可以得到部分答案。 时间下移到西汉，司马迁从事着名山事业—撰修《史记》。他所见到的史料比今天要多十倍甚至百倍。面对这“传闻异辞”，他是如何处理的呢？“整齐其世传”，对于司马迁来说，成了繁重的任务。两个主要当事国齐国和晋国的历史，集中于《史记·齐世家》和《晋世家》两篇中。先看《晋世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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