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桓公一代霸主，可是死得非常凄凉。去世之前，齐桓公立公子昭为太子。齐桓公好女色，有三位夫人，都没有儿子，六位如夫人，公子昭的母亲是其中之一，但是排位并不靠前。 就是说从继承顺位上来讲，本来公子昭并不占优势。齐桓公想立他，这个本身就不大符合礼法。而且，自己有那么多儿子，每个儿子手底下有势力，自己死后可能爆发危机，对这个问题齐桓公是有认识的。那么怎么应对可能出现的糟糕局面呢？齐桓公想到了一个人，自己老战友宋桓公的儿子，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宋襄公。 当初，齐桓公帮助宋桓公坐稳了国君之位，宋桓公就成了齐桓公最忠实的追随者，齐桓公每次盟会，宋桓公一定参加。有时候，有些特别重要的盟会，齐桓公还是还会先和宋桓公单独会面。 鲁僖公八年（前652年），也就是葵丘之盟的前一年，宋桓公得了重病，他就把太子兹甫，也就是未来的宋襄公喊过来，要嘱咐几句遗言。 结果宋襄公说：“目夷年长而且仁爱，应该立他为国君。” 这个目夷，字子鱼，是宋桓公庶出的儿子，年纪比宋襄公还大。宋桓公一想，觉得目夷能耐也确实不错，就把他也喊过来。 目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 能够把国家辞让给别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仁爱吗？ 所以目夷说，我水平不如太子，而且又不符合立君的顺序。于是就退了出去。 这是兄弟互相退让。当然，我们知道，这也可能是在父亲面前演戏，这种事我们之前之后见得多了，等到真的一个上位了，另一个就要倒霉了。 但是宋襄公和目夷两个似乎还真不是，像是出自真心。宋桓公去世，宋襄公一即位，立刻就对这位庶兄委以重任。 下一年，齐桓公葵丘大会，宋襄公还是在守丧期间，按说不能出国参加盟会，但是，他还是去了。这个行为不合周礼，为啥去？说明当时齐宋同盟太重要了，这么重要的场合宋国缺席不合适。宋襄公觉得自己还是该去，齐桓公也希望他来。 之后几年的合作，齐桓公觉得宋襄公这个年轻人不错，管仲也是这么认为的。《左传》和《史记》写的都是，齐桓公和管仲一起，“属孝公于宋襄公”，把齐桓公的儿子公子昭，未来的齐孝公托付给宋襄公。 宋襄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把《左传》的记录一年一年看过来。 【鲁僖公十六年，前644年】 宋国发生了一件事：在宋国上空坠落五块石头，六只鹢鸟后倒退着从宋国国都上空飞过。刚巧，成周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聘问，宋襄公询问这两件事主何吉凶，叔兴回答说：“今年鲁国大的丧事，明年齐国有动乱，国君您呢，将会得到诸侯拥护，却不能保持到最后。” 但告辞宋襄公，叔兴却私下告诉别人说： “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国君这个问题就不该问，天上为什么掉石头？陨石啊；六只鹢鸟为啥倒着飞？风太大啊。这是有关阴阳的事情，人事吉凶与此无关。吉凶由人的行为所决定。我这样回答是由于不敢违背国君的缘故。 这事看，宋襄公比较迷信。这不奇怪，因为宋国是殷商王室的后裔，这是商人的传统艺能。 《左传》这里的写法也很有意思：一方面，他让内史叔兴宣称，超自然的暗示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他又让内使叔兴的语言准确得不得了，这番话里说的，后面都会应验。 看得出，对这些超自然因素，《左传》作者也很矛盾。 【鲁僖公十七年，公元前643年】 齐桓公去世，齐国果然爆发了内乱。几个没捞到继承权的公子，尽管彼此间也矛盾重重，但现在联合起来，对付齐桓公指定的继承人太子昭。太子昭逃到宋国。 【鲁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 宋襄公不负齐桓公和管仲所托，喊上几个愿意主持公道的诸侯国，一起伐齐。 大致这个过程是：“三月，齐人杀无亏。”齐国人把那位非法即位国君给杀了，这是对宋国表示让步。其他国家一看，也就回去了。但是，齐国贵族想把太子昭接回国，齐桓公的其他几个儿子不干，这事就又僵了。所以到五月份，宋国和齐国单挑，结果宋国把齐国打败了，公子昭终于回国即位，也就是齐孝公。 宋襄公凯旋回国，这件事对宋襄公的心理，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齐国当了这么多年霸主，这个实力也就这么回事，你看，我大宋的军队，不是把他打得狼狈逃窜了吗？他忽略的问题就是，这时齐国军队显然不是完整的战力。因为齐国国内有支持齐孝公的势力，四公子之徒也不是一条心。 所以，这时候宋襄公可能是有了误判，这对他后来的命运，会发生很致命的影响。 另外，就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宋襄公伐齐的时候，齐国那几位公子，竟然还请了外援。这个外援就是齐桓公的大敌北狄。就是说，这几乎是要重演了西周末，周平王勾结犬戎入侵，导致宗周覆灭的那一幕。 由于宋襄公捍卫了齐孝公的继承权，北狄这次入侵齐国失败了，就转而进攻卫国。这时候距离齐桓公出兵救卫，已经又过去快二十年了，卫国国力恢复得不错，但是太平日子也过出各种毛病来了，内部各种拖拉扯皮，把卫文公急得：“苟能治之，燬请从焉。”你们谁能当国君就来啊，我让位给你！卫军这才组织起来。算是把狄人打退了。 第二，“郑伯始朝于楚”，郑国又开始去朝见楚国了。一个“始”字，说明这些年，郑国还是一直站队在中原诸夏里的，齐桓公一死，立刻就转向楚国了。楚成王非常高兴，立刻送了郑国一份大礼，送了郑国很多的铜，楚国有优质的铜矿，铜资源非常丰富，春秋时楚国和中原各国打仗很占优势，这也是个重要原因。现在把铜送给郑国，楚成王立刻就后悔了，拉着郑文公发誓：“不许拿去铸兵器！”郑国也就答应了，就铸了三只钟。 齐桓霸业的国际布局，北边不让北狄过黄河，南边确保郑国的立场不动摇。结果齐桓公上一年死，第二年就破功了。 所以这个时候，形势确实是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霸主。 【鲁僖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 宋襄公要彰显自己具有霸主权威，所以组织了一次诸侯会盟，因为这次会盟，他又干了两件事： 一，把滕国国君给抓了； 二，把鄫国国君给杀了。 这个鄫国不是考古发现的那个湖北鄫国，是山东的一个很小的国家。鄫国没有资格诸侯会盟，便单独去找一个比它大一点但还是个小国的邾国，咱们结个盟吧。结果邾国就把鄫国国君给抓了，然后向宋襄公请示：这人怎么处理。 宋襄公说：杀了，去祭祀次睢之社。 次睢之社可能是东夷的土地神。宋襄公的用意，是用这种方式，来恐吓东夷，让他们归附自己。 这个行为还是很容让人联想起，宋国是殷商王室之后，商朝人就是喜欢杀人祭祀祈福的。所以有人说，宋襄公这时候可能不仅仅是想要学齐桓公的霸业，而且是要再现商朝的往日荣光。 他那兄长目夷就出来劝他：古代的规矩（这当然不是真实的古代规矩，古代的规矩就是好的规矩的意思），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的祭祀不杀大牲口，何况敢于用人作牺牲呢？祭祀是为了人。百姓，是神的主人。杀人祭祀，有什么神来享用？ 然后他就拿宋襄公和齐桓公作比较： “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卫国、邢国、鲁国都曾经几乎完蛋，这叫“三亡国”。它们都是齐桓公给保下来的，即使如此，各位键盘（竹简）侠还说他德行不够。 现在你呢？“一会而虐二国之君”，一次会盟而侵害两个国家的国君，又用来祭祀“淫昏之鬼”，要拿这个来求取霸业，不也是很难吗？得以善终就算幸运了。 宋襄公当然没听。 接下来，宋军又去攻打曹国，向曹国展示自己的力量，结果又没打下来。目夷又劝了一番，又无效。 宋襄公对自己这个哥哥，感觉是有点“外宽内忌”，表面上承认哥哥比自己强，也给哥哥很高的礼遇，但是哥哥说什么，一定不听。目夷说得越有道理，宋襄公就越要抬杠。 这一年的冬天发生了一件事，陈穆公组织了一次诸侯盟会，在齐国召开，理由是“修桓公之好”，参加的有陈国、齐国、蔡国、鲁国、楚国、郑国。这个很有意思： 第一，现在这种动乱局面，大家都不喜欢，还是要有一个同盟； 第二，楚国居然大老远的跑到齐国来了，这是表明，尽管你们北方人拿我当蛮夷，但是当初我毕竟也是加入同盟了的，所以开会该算上我。就是对于华夏同盟这个模式，楚国不是把自己当作对立面了，而是把自己也当做同盟一员； 第三，这次参与盟会的国家，除了齐国、鲁国，其他都是已经被楚国收服了的，所以楚国显然也在试探，自己成为盟主的可能性； 第四，宋国被撂一边了，这等于是表示，你想当盟主，洗洗睡吧。 【鲁僖公二十年，公元前640年】 这一年，到处在发生小规模的战争。而且仗打得特别乱。 春天，鲁国就开始修建国都的南门。按理说，春天是农忙的季节，这时候是不搞工程的。为什么要修城门，显然是没有安全感，害怕有人从南边打过来。鲁国一向最担忧的是北边的齐国，现在修南门，那就是去年开会谈得不好，他开始担忧南边的威胁了。 有些战争的原因，本来是敌人的国家转而结盟了，于是就要去打当初的盟友。比如说齐国居然和北狄结盟了，要一起去对付卫国。 有些，是附庸国的纠纷。小国往往要依附一个中型国家，比如滑国，原来是郑国的附庸国，现在投奔卫国。当然，因此郑卫两国就得开战。 甚至于，楚国也遇到麻烦，它积极北上，摊子铺得太开，反而身边出了问题。遭遇了汉水以东各国的背叛。 今天没有办法弄清这每一次小型战争或动乱的具体原因，但反正说明一点，齐桓公去世后，旧秩序崩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今天的学者，比较齐桓公和晋文公、楚庄王他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是齐桓公的霸业规模比后来那些霸主差远了。但是看先秦古籍，对齐桓公的评价远远高于其他霸主。为什么？因为后面那些霸主是展示兵威，而齐桓公是曾经给中原各国带来一种相对安定的秩序和比较幸福的生活的。 这时候，宋襄公又觉得自己要挺身而出了。鲁国有个大夫臧文仲（这个人《左传》里经常出现，是最重要的时事评论员之一）就评价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你的欲望如果和大家的欲望是一致的，那么你就可以取得成功；你强迫别人服从你的欲望，那就很少能够达到目的。 【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 春天，宋国和齐国人、楚国人在鹿上举行了会盟，便向楚国要求当时归附楚国的中原诸侯奉自己为盟主，这个脑洞算是相当清奇。 奇怪的是，楚国人竟然答应了。 这个地方，《史记》和《左传》都又写到了那位公子目夷。有一个很微妙的区别。 《史记》是：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 小国争当盟主，这是灾祸。公子目夷还在劝宋襄公，但是没有效果。 《左传》是：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没有那个谏字，后面多了一句话。宋国或许会被灭亡吧！失败得晚一点，就算运气了。 这么重的话，也不像是劝谏国君，像是私下发感慨。就是对宋襄公他已经不劝了，知道劝也没用可能还有反效果，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 然后这一年的秋天，《春秋》记录： 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这次盟会，显然就是宋国和楚国在争盟主。结果，齐国、鲁国、卫国都没参加，来的，都是已经服从了楚国的国家。 不来，也是一种表态。就是说咱们固然不喜欢楚国，但是也一样不支持宋国。尤其是，春天那次会盟，齐国还是来的，秋天就不来了。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楚国的外交策略很成功，或者说宋襄公的表现实在太拙劣。导致丧失了几乎所有强有力的盟友。 所以，对这次盂之盟，《左传》《史记》写的都是“诸侯会宋公”。 宋国单独是一方，诸侯是一方，这是宋国单独与楚国和他的许多仆从国对峙。 这次会盟，讲得最详细的，既不是《左传》也不是《史记》，而是一般喜欢讲大道理的《公羊传》。 《公羊传》说，盟会之前，宋襄公和楚成王约定，咱们这次是“乘车之会”，就是随行人员都坐普通车辆。 公子目夷就劝宋襄公：“楚国是蛮夷，强大而不讲道理，您还是坐兵车去吧。”宋襄公不同意：“我们约好了坐乘车的，我自己立的规矩自己反悔，那怎么可以呢？” 结果，楚国人果然埋伏了兵车，于是在盟会上，就把宋襄公抓住了。 于是，楚国人就押着宋襄公去攻打宋国，公子目夷带着军队迎战。 楚国人把宋襄公推到前面，意思是让他叫宋国人投降。 没想到，宋襄公这时很有英雄气概：“你回去好好守好我们的国都。宋国本来就是你的国家，我不听你的话，才落到这个下场，我是活该。” 公子目夷回答得非常阴冷，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权力欲：“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这事还用你说？宋国就是我的宋国！ 于是目夷当然不会和楚军在城外打野战，而是收兵回去守城。要知道，宋国这个地方，无险可守，但是城修得特别好。而春秋中前期，攻城的手段也很简陋，这个都要到战国时期才有大发展。所以公子目夷这一守城，楚国人还真没什么办法。 只能喊话呗：“你不把城交出来，我就杀你们的国君！” 宋国人回答：“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我们宋国的土地神灵保佑啊，我们已经有新国君了。 楚国人这下知道，即使杀死宋襄公，也得不到宋国，反而接下深仇大恨，就把宋襄公往城外一丢，撤兵了。 宋襄公一琢磨，现在宋国已经是哥哥的了，我也别在城外吹风了，于是就奔卫国去了。 公子目夷追出来：“国为君守之，君曷为不入？”我跟楚国人说那些话，都是骗他们的啊！于是把宋襄公接回去，还是拥立他做国君，自己回到臣子的位子上。 这个讲法，宋襄公的英雄气概，公子目夷的智勇双全，两个人的兄弟情深，都相当有感染力。 但问题是，《公羊传》往下写，就自相矛盾了。因为到了冬天，它又说，诸侯再次盟会，鲁国出面斡旋，楚国释放了宋襄公，又放了一次。 释放两次显然不合情理。而《左传》和《史记》都没有第一次释放，而是和《公羊传》所写的第二次释放一致。这样看来，那个精彩的第一次，可能只是故事。 大概就是：秋天盂之盟，楚国抓住了宋襄公；而冬天的盟会，秋天没来的鲁国来了。估计是鲁僖公摆出礼仪之邦的姿态，跟楚成王讲了些大道理、老规矩。不负责任地拟对白如下： 鲁僖公：“诸侯盟会你怎么能把人家国君给抓了呢？” 楚成王：“那上次宋襄公自己不也抓了鄫国国君还把人杀了吗？” 鲁僖公：“他抓人你就也抓，那他吃屎你吃不吃？” 楚成王：“这……” 反正一通说，楚国也是自知理亏，所以就把宋襄公给放了。 宋襄公被放回来之后，公子目夷还是很悲观：“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祸事还没完，对咱们国君来说，这个教训还不够。 【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 夏天，宋襄公伐郑。目夷说：“所谓宋国的灾祸，就是这件事吧！”他应该是从此就退休了。因为本来他是宋国的司马，但接下来再出现的宋国司马，却是另外一个人了。 果然，宋国一打郑国，楚国就直奔宋国杀过来了。宋襄公准备迎战，新任的这位大司马就劝：“天之弃商久矣！”上天抛弃我们商人已经很久了，再想振兴是不可能的，逆天行事是会导致灾难的，宋襄公不听。 接下来就是那个著名的场景：冬季，十一月初一日，宋襄公与楚国人在泓水边上作战。宋军已经排成队列，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河。司马说：“他们兵多，我们兵少，趁他们没有全部渡过河的时候，请君王下令攻击他们。”宋襄公说：“不行。”楚军渡过河以后还没有排开阵势，司马又把刚才的情况报告宋襄公。宋襄公说：“还不行。”等楚军摆开阵势然后才攻击他们，宋军被打得大败，宋襄公大腿后受伤，跟随宋襄公的卿大夫子弟组成的近卫部队被歼灭。 宋国人都怪罪宋襄公。宋襄公说了一番大道理：“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 【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7年】 春天，齐国攻打宋国，很可笑也很可悲，齐孝公是在宋襄公的支持下当上国君的，这时候跑来乘火打劫了。 也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进一步刺激了宋襄公，总之，到了夏天，宋襄公就伤势发作，死了。 宋襄公一生的事业，大概也就是这样，并没什么突出的地方。但这个人该怎么评价，后世就众说纷纭争论很多了。而且要注意，这种议论，不是说这人应该四六开还是三七开，而各走极端，好的就说他好的不得了，坏的就说他非常坏。 首先，《左传》的作者是很不待见宋襄公的。宋襄公被打败之后，他就安排公子目夷发表了一番议论：国君根本不懂什么是战争。 在公子目夷看来，战争的目标就是要取得胜利，一切手段都是可以用的。 但《公羊传》不同，就从我们前面讲的，他单有一段宋襄公宁死不屈的故事，就可以听出来，他很喜欢宋襄公。 《公羊传》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君子特别推崇宋襄公的这种战法；“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周文王打仗，也不过如此了。 这个称赞的规格，那是不得了了。 我们知道，所谓春秋五霸，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也算他宋襄公的人物字号。他凭啥能和其他四位搁一块儿呢？就是因为武功，虽然比其他四位差得多，但道德，比其他四位都高出一大截。周文王都抬出来了，那霸主算什么呀？这样一算平均分，五个人就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左传》和《公羊传》看法相反，听谁的？ 今天中学生都知道，《春秋》三传，《左传》的史学成就文学成就最高，那当然听《左传》的。但是在汉朝尤其是西汉，《公羊传》是官方高度重视的学说，认为这部书里，包含着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法则，《左传》只是一部好看的历史书而已。 那司马迁是怎么看的呢？司马迁写的是历史书，《左传》是春秋史最主要的史料来源；但是司马迁可能是董仲舒的学生，而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的大师。所以最终，司马迁是叙述事件的时候，基本按照《左传》，发表议论的时候，大体还是公羊家法。所以看起来呢，就有点矛盾的样子。 当然，你只要你不是盯着宋襄公大腿受伤惨败的最后一战死命发掘文化内涵，只要把《左传》里和宋襄公有关的内容完整读一遍，那么恐怕很难对宋襄公有好印象。所以后世学者，是批评宋襄公的很多。 当然，有像韩非子那样，批评说宋襄公道德高尚才导致失败，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讲仁义道德的，那是极个别的。多数人的的重点，不是批评宋襄公迂腐，而是分析说，《公羊传》盛赞宋襄公的道德是不对的，宋襄公的道德根本就没有那么高尚。 比如《榖粱传》就强调，葵丘之盟，爸爸刚死宋襄公就去参加了，这是不孝啊，一个不孝的国君还有什么资格谈道德？他为什么要和楚国打那一仗？那仗本来就没有必要打。他是因为前一年被楚国抓了他要出气，为了个人恩怨赔上宋国人民的幸福，有什么道德可言？ 有人更指出：你哥哥目夷，那么贤能，你当初坚持一下，让位给他多好；他实在不肯接受，不让位你把国政交给他也好啊。结果说啥啥不听，这就是一典型的昏君嘛！他失败和道德高尚有什么关系？ 当然，被批判得最多的，是拿鄫国国君祭祀神明。因为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人道观念深入人心，这是违背了最基本的原则，突破了人伦底线的。 清代有个学者叫高士奇，这位学问很好，对《左传》尤其精通，但喜欢对人进行道德批判，而且有时跟哈士奇似的，角度刁钻，从你意想不到的角度发动攻击。高士奇指出，宋襄公缺德，其实从他答应齐桓公，帮助齐孝公即位就开始了。因为虽然齐桓公希望孝公即位，但从继承顺位来说，那个公子无亏，排在齐孝公前面，因为无亏年纪大，而且妈妈的地位更高。所以你宋襄公这个行为，是趁着齐国有丧事，从兄长那里抢君位给弟弟，这就是支持熊孩子嘛！“乱上下之分，长篡弑之阶”，凭啥做天下盟主？ 所以还是苏东坡总结得最好，宋襄公“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宋襄公一向缺德，等到战场上来个‘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再刷道德积分来不及了。 我们不说这些对宋襄公的道德批判是对是错，但总之可以看出一点，大多数古人并不认为宋襄公严格遵守战争规则这个行为本身有问题。这和现代人批评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画风还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宋襄公所遵循的那一套，是过时的老规矩吗？清代学者就注意到，直到春秋后期，像桃林之塞、伊阙这样的地方，哪天派军队去驻守了，《左传》都要大书特书。则平时这里没人防守，也就是显而易见了。“天下之险”级别的战略要地都没人守，则其余的地方更加不会设防。任由外国军队在本国领土上呼啸经过，更是时常发生。 宋襄公泓之战失败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晋国和齐国打了鞌之战，再十几年后又有晋、楚鄢陵之战，这都是当时最大规模的战争，战况之惨烈远非泓之战可比，但也都是堂堂之旗正正之师。战场上，大家也都是尊重对方的君主，对敌人手下留情不赶尽杀绝。一边打仗，一边还要行个礼敬个酒对个诗，那种彬彬有礼风度翩翩，简直姿势感人。 所以宋襄公就是采用的春秋时代通行的战法，他之后这种战法也没有消失。你从食古不化的角度夸他或者骂他，都是弄错了靶子。 其实，战争也要讲规则，特别好理解。未必是道德高尚，讲规则的好处，是结果比较容易预测。 大国更容易偏好讲规则的战争，当时晋、楚、齐三强都是如此。因为大家实力差不太多，一仗打下来，谁输谁赢本身不好说。如果赢的可以得到多少，输的将会失去多少，这个也不确定，那风险就太大了。规则下作战，心里就比较有底。 小国的心态则比较复杂。我弱小你强大，在规则下打仗，弱小的必败，而小国如果不讲规则，那么可能会有翻盘的机会，但是一旦翻不了盘，就不堪设想了。 就拿宋襄公来说，他和楚成王约了见面，说是“乘车之会”，大家都不坐战车。他的兄长目夷建议他坐战车去，宋襄公不听，结果就被楚国人抓了。但之后鲁国人出面斡旋，楚国也自知理亏，就又把宋襄公放了。 如果宋襄公真的坐了战车，后果会是什么？可能，因此能逃出来；更可能，宋国的兵车不是楚国的对手，还是被抓了。那时鲁国再出来说话，效果就差了好多。楚成王一拍桌案：“说好的乘车之会，是他无礼在先！”真是让求情的也没法张嘴。 同样的，宋国在楚军过河过了一半时发动攻击，也是有可能胜利，而一旦失败，恐怕就不仅是“公伤股，门官歼焉”，楚军不定会采用什么残暴手段，那么宋国可能就要承受一次押上国运的失败。 所以最适合嘲笑宋襄公的，大约是赌徒，因为他关键时刻没什么赌性。 从大国的角度说，当然希望小国遵守规则，因为规则下自己是稳赢的。《公羊传》和《史记》赞美宋襄公，也真是特别好理解。《公羊传》成为官方经典的年代和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年代，正是汉朝和匈奴激战方酣的时候。汉朝人最头疼的，就是匈奴人“不羞遁走”，“利则进不利则退”。他们一定希望，匈奴能够像宋襄公一样，跑到长城脚下，和汉军正面对决。那汉朝就稳赢了不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