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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之瓷 社稷神器
清代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言：“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并基于宋代五大名窑等难以逾越的青瓷制瓷工艺水平和成就，其心悦诚服地将有宋一代排列为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
其实何止于此，在我们今天心怀敬意地仰望宋代五大名窑的艺术高峰时，宋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极大的进步，使得制瓷工艺更为臻精湛，其传世作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固然是深值得赞颂的一方面；但与之相辅相成且尤具特色的是，自北宋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朝廷自建、内府监管（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专门为宫廷烧制产品的窑口，
这种毫无商业功利、纯粹以达到追求精美陶
瓷艺术品为根本目的的窑口，不独将中国高古
陶瓷的制作艺术推向了巅峰，在中国陶瓷发展
史上，其唯美主义、非功利的艺术实践和追
求，也实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成为后世陶
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和滥觞。而开先河者，就是
宋徽宗亲躬创建的“北宋官窑”。
在徽宗的“北宋官窑”设置之前，虽然也出现了定窑、建窑、汝窑、钧窑等诸多带有贡御性质的窑口，且声誉卓著，享誉天下，代表着当时天下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南宋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也曾记载道，“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直接申明且确认了定、汝两大名窑身负朝廷敕命烧制贡瓷的身份，但这些窑口反过来说，也正如叶寘所言，不过只是
“承命”烧制贡御瓷器而已，因其在“承命”为朝廷烧制贡御瓷器的同时，还要烧制大量的民用瓷器，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以保障其窑口的利润，达到发家致富的事业追求和目的。南宋学者周辉在其《清波杂志》一书中也记述道：“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无疑已说明了这些烧制贡御瓷器窑口的根本性质，朝廷对其直接控制不假，不过总的来说，其本来身份还是民窑，要注重商业利润，烧制贡御瓷器只是其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也即史书上所称的“民代官烧”或“官搭民烧”，所谓的烧制御用瓷器亦即“贡御”的色彩和荣耀完全是受朝廷之“命”才禀赋的，其与徽宗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瓷器艺术品的北宋官窑，以及后来南宋“袭故京遗制”，所创建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三个官窑设置的目的，就是不惜成本地生产御用瓷器，以供朝廷自用，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民用商品的生产，是为纯属官办的、也只为朝廷烧制产品的“国有企业”，当然，这在客观上，其也是被皇帝个人和朝廷垄断的瓷器种类。
基于官窑的这种特性，北宋官瓷身份和地位的高贵是显而易见的，非民窑包括承命烧制御用瓷器的各名窑口所能与之相比的。尤其在瓷器作品的设计制作上，官窑专为皇室礼仪需求和文化品位服务的宗旨，就决定了它不会如民窑那样，为了市场利润而必须考虑成本和销路，或考虑是否能为大众所接受，其完全不用理会艺术创作之外的任何事物，只需穷尽其能、发挥才智即可，根本不存在什么值得担忧的销售市场、利润负担以及生存问题。故从选料到制作再到烧成，精益求精，不惜物力和人力，采用最好原料用于生产，追求至高的艺术境界，徽宗所亲自创建的北宋官窑更有着穷奢极欲的表现。而在这样无上优越的条件和创作环境的但保下，大师巨匠云集的北宋官瓷窑口，自是有着惊世的作为，其不仅造型规整，制作精美，品质优良，也将青瓷的制作技术、釉料配制、工艺质量及审美意趣等，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作品所洋溢的雍容华贵的皇家气韵，实乃无与伦比，堪为天下之冠。其实，有徽宗这个才子君王举国家之力亲自主理，北宋官窑在宣政风流的合唱中，若没有美妙高亢的音色和音符，烧制不出高于为生存计的民窑的作品，那就不叫北宋官瓷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官瓷在很大程度上堪称帝王之瓷，代表着中国陶瓷的经典艺术和贵族文化。从窑口的性质而论，北宋官窑乃徽宗也即王朝直接控制而建立的“国有企业”，其仅为满足皇室的需要和徽宗个人对瓷器更高的审美要求，在烧制产品上远非一般窑口那样大规模的成批烧造，只是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徽宗个人的兴趣，在向经典方向努力和追求的同时，时烧时停，不断调整，作品极为精少，罕珍难求，且因其作为专供皇室的物品，毫无流向民间的机会，且在历史上也从没有过作为商品出卖的历史，不要说普通的商贾市民了，即使当时为官朝廷的肱骨大臣，非君王所赐，也是求之不得，故其艺术特征及高贵品位难为一般藏家所知。
北宋官瓷有句谚语言：“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能得到徽宗赏赐而识得官瓷的，非侯即相，定贵为朝臣，是统辖一方、“出有车食有鱼”坐江山的肉食者，绝非平民百姓。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也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无不说明了北宋官瓷的罕珍和稀有，其绝对是仅见于宫中，为世代相传的宝物，世人罕能一见。加之北宋官瓷本身禀赋的珍贵价值，历史上也从没有也不可能有作冥器陪葬的事例，因此历史上大量考古发掘中，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出土的例子。现存的北宋官瓷，基本上都源于清宫，绝大多数收藏在台北和北京两家故宫博物院。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其总数不超过40件，海外虽有几家著名的博物馆零星收藏几件，也尽是当时八国联军的强盗行为所致，是他们侵略中华烧杀略抢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北宋官瓷的艺术品味和尊贵价值可想而知。
其次，因为北宋官窑完全为了社稷祭祀等国家礼仪以及徽宗个人的文化爱好和添彩皇宫的华贵、庄严而建，所以烧制的瓷器在造型、装饰及施釉和工艺等方面，不独高度体现着徽宗极高的审美意趣，且严格按照宫廷设计的操作流程及样式进行烧制，作品基本上仿三代青铜器、玉器等古朴典雅的造型，因而北宋官窑瓷器极富宫廷用器的庄严色彩，作品也多为社稷之礼器，尊贵和大气，不仅与民间窑口所烧的日用瓷器迥然有别，其内在的文化含量和气质胸襟也是民间窑口追仿不像的，更说不上民间使用的问题了。当然，也正在于朝廷控制力度的严格和严谨，北宋官窑绝不会象民窑商品生产那样热闹，大兴竞争、大量烧制，以至熙熙攘攘象赶会那样。故相较之下，北宋官窑规模可谓小之又小，存世时间也紧付于王朝的基业，成、住、坏、空全随北宋之兴灭，这在客观上造就了其流星般耀眼而又短促的命运，虽光彩照人，但转瞬即逝。更加之其作为国用礼器，在当时不会任由各窑口窑系随意仿制（直至南宋才出现民间仿制，如龙泉、钧瓷等窑口窑系），且出于朝廷的尊严，非精品可能全部加以毁弃和深埋处理，使得瓷片在民间也很难找到。
因此，北宋官瓷纵独具风范，冠绝天下，为
王者手笔和社稷之神器，但因其烧制时间的短
暂、传世器物及资料的稀少和至今未见窑址的
谜团等等因素，这让后人在解读和仰望北宋官
瓷这座巍峨的艺术巅峰时，不能不存有许多遗
和惆怅，乃至产生许多误读及有违客观的臆测，诸如什么官瓷不如被徽宗淘汰的汝瓷，以及什么汝瓷就是官瓷的假说等。
再者，作为北宋帝国唯一的“国有”窑口，借用皇权的力量和帝国的金子招牌，为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北宋官窑会理所当然地拥有帝国当时最高的烧制工艺和技术，并且，也注定不乏超一流的陶艺大师加盟其中，这是帝国至高无上的荣誉，况且徽宗本人就是一位稀世罕有的艺术奇才。此外，以国库存有烧不尽的银子之气度，北宋官窑自设置之始，便不同于其它窑口蝇营狗苟对制瓷成本的算计和苛求，其配釉的原料，包括辅佐的玉石、翡翠、玛瑙等，无不是上上之选，且毫不吝啬。比如与汝瓷作品一些薄的几乎露胎的瓷釉对照，北宋官瓷在着釉上，为增加瓷釉肥若堆脂的玉质感，无不是数次施釉，哪里会算计什么釉浆的工本？作品出窑的温润如玉，才是其最高所求。毫无疑问，上好的原料、经典的造型、精到的工艺，以及大师巨匠群贤毕至的风云际会，对完美作品烧成的助益是必不可少的。北宋官瓷釉色幽雅沉静、意蕴深远的美感，以及釉质温润莹澈、肥如膏脂的朴和光芒，乃至大小不一、深浅各异的冰裂纹片，均不乏宝石、玛瑙潜在的光辉和神韵，这也是只作为承命贡御窑口的汝瓷无法与之攀比的美好事物。可以说，北宋官瓷造型庄重古朴，釉色润美如玉，纹片冰裂如波，乃至口沿微微泛紫，足底褐红如铁等清籁幽韵、趣雅拔俗的典型艺术特征之形成，大师深厚的功力和制作工艺是一方面，上好的釉料配比及珍贵的辅佐性原料的不吝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后世许多仿造者一直未能超越北宋官瓷的艺术高峰，或者不能抵达北宋官瓷的精美品质，其主要原因，在未谙北宋官瓷烧制工艺精髓的同时，也多出自配釉原料的选择和不吝使用上。这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金刚钻，休揽瓷器活”，精打细算地舍不得用料，特别是追求成本的降低而谋求最大的商业利益，又何以能烧出令人为之倾倒的艺术珍品呢？藉此而言，北宋官瓷之惊世创造和不朽的艺术，也非徽宗这个奢侈不已的花花帝王出手不可：“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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