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
启功
《灵飞六甲经》是一卷道教的经，在明代晚期，发现一卷唐代开元年间精写本，它的字迹风格和砖塔铭一派非常相近，但毫锋墨彩却远非石刻所能媲美。当时流入董其昌手，有他的题跋。海宁陈氏刻《渤海藏真》丛帖，由董家借到，摹刻入石，两家似有抵押手续。后来董氏又赎归转卖，闹了许多往返纠纷。《渤海》摹刻全卷时，脱落了十二行，董氏赎回时，陈氏扣留了四十三行。从这种抽页扣留的情况看，脱刻十二行也可能是初次抵押时被董氏扣留的，后来又合又分，现在只存陈氏所抽扣的四十三行，其余部分已不知存佚了。
《灵飞》本身的书法，在唐人写经中，允推精品，试用敦煌所出那么多的唐人写经来比，够得上《灵飞》那样精美的，也并不太多。在清代科举考试的标准，书法的优劣，几乎与文章的优劣并重，所以它又成了文人士子学习小楷的极好范本。于是《渤海》初拓遂成稀有珍品。原石又因捶拓渐多，不断泐损，随着出现了种种翻刻本。《磁蕙堂帖》翻刻的笔画光滑，又伪加赵孟烦跋，在清代中期曾成为翻本的首领，事实却是翻本中的劣品，和《渤海》的原貌相离更远。
嘉庆中嘉善谢恭铭得到陈氏抽扣的四十三行，刻入《望云楼帖》，刻法比《渤海》不同。不但注意笔画起落处的顿挫，且比《渤海》本略肥。凡是看过敦煌写经的人都容易感觉《望云》可能比较一逼真，而《渤海》可能有所目失真。
这四十三行在清代后期归了常熟翁氏，从影印文恭公同和的《瓶庐丛稿》所记中，得知在翁家已历三代。文恭的玄孙万戈先生，前几年来北京，欢然互叙世代交谊处，我第一询问的即是这四十三行，万戈兄慨然以摄影本见赠，还亲自抄录了陈氏累代的题语和文恭的若干条跋记。庐山真面入目以后，才真正看出唐人的笔法墨法，始知无论《渤海》、《望云》都一样走了样．尤其墨彩飞动的特点，更远远不是石刻拓本所能表现万一的。这次万戈先生把它交给《艺苑掇英》，发表，使这四十三行《灵飞》，真面目与世相见，实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我所说的重大意义，不仅只是广大书法爱好者得见著名的唐人真迹这一方面，更有意义的是翁万戈先生除拿出《灵飞》外，还把家中世藏珍品，加上自己历年收集的，一同印出与海内外同好共赏，岂不堪称一件无私的盛举：
从《灵飞》的书法论，它那秀美中有古趣的风格，舒展中有团聚的结体，平易中有变化的用笔，都已把唐人书法的特色表达无余。此外对学书者有更重要的启示两端：
一是明白了任何精工的石刻，也难把墨迹中最重要的活气显示出来，这可譬如看乐谱上排列的音符，即使是记得再细的，把主旋律外的各个装饰音都写上去的，也不如听一次演奏。这不但《灵飞》墨迹与刻本有别，一切石刻都与原写墨迹有别。看了《灵飞》墨迹，可以一豁然心胸。这项启示的价值，又岂止在欣赏《灵飞》一帖为然？它有助于学书者临习一切石刻时，懂得石刻与墨迹的关系是怎样的。不致再把死板刀痕，看成毛锥所写的完全效果。
二是自从《灵飞》刻石行世后，对于清初许多书家，都起着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清朝一朝。直到包世臣出，奋力提倡北碑，唐碑派和《灵飞》的势力相对的有所减弱，但在科举废止之前，考卷的领域中，这种影响还没有全被北碑所取代。这里要附加校正说明的：清代馆阁卷折吸取《灵飞》刻本的一个侧面，并不减弱《灵飞》在书法真谛上的地位。到今天真迹出现更可一洗把《灵飞》与馆阁卷折齐观的误解。
清代中期陆续有少量的唐人写经墨迹出现，书家对这种墨迹的重视，也逐渐加强。例如王文治得律藏经，屡次谈到印证其笔法。成亲王、吴荣光也屡次题跋赞赏一个分了许多段的《善见律》卷。这些写经墨迹，也曾被摹刻在几种丛帖中。但它们的声威，都不及灵飞的显赫。原因何在，当然《渤海》】传播的既久且广是一个因素，而仔细对校那几种写经，它们的风采变化，确有逊于《灵飞》处。即在今天，拿敦煌所出、日本平安朝所遗的写本来与《灵飞》比较，《灵飞》仍然可以敢当那一比，而不轻易出现逊色。那么这四十三行经得起多方比较的杰出艺术品，在今天印出，我都替那位无名英雄的书手，感觉自豪：
世间事物没有十分完美无缺的，看这四十三行，总不免有不见全文的遗憾。但从另一角度看《渤海》也不是真正全文，它既无前提，也不知它首行之前还有无文字，中问又少了十二行，也是较少被人注意的。如从“偿鼎一脔”的精神来看这四十三行，字字真实不虚，没有一丝刀痕石泐，实远胜于刻拓而出的千行万字。而《渤海》所缺的十二行，即是这四十三行的最后十二行，拿它与《渤海》全本合观，才是赏鉴中的一件快事。
至于什么钟绍京书等等臆测之论，实是自古鉴赏家的一项通病，无款的书画，常要给它派一个作者，有的在卷外题签或在卷后跋中指定，这还不伤原迹；有的即在卷内添加伪款，破坏文物，莫此为甚。《灵飞》从元人袁桷指为钟绍京后，明、清相承，有此一说。至今若干唐人真迹已为世人共见，那此一推测已无辩驳，而古人所见不多，有所揣度，也就不足为奇了。、清相承，有此一说。至今若干唐人真迹已为世人共见，那此一推测已无辩驳，而古人所见不多，有所揣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关评论：
《灵飞经》全名为《灵飞六甲经》，是一部道教经卷。在明代晚期，一部唐朝开元二十六年的手写经卷被发现，明朝时流入董其昌之手。就是这部经卷，笔法隽美，结构严谨，风格古雅，使清朝数百年的文人墨客、学生士子心追手摹，影响了满清整整一个朝代。
这部经卷流传有序，在翁同和的《瓶庐丛稿》中记载了《灵飞经》原帖已在翁家逾三代。尽管原帖尚存人世，能一睹原帖面貌者，千年来可谓寥寥无几，人们只是从《磁蕙堂帖》和《渤海藏真》丛帖的翻刻中得窥一豹。明清时由于影印技术尚未出现或未成熟，人们用刻石的方法把《灵飞经》镌刻在石版上，《灵飞经》的翻刻拓本广泛传播，供人们欣赏和学习。由于四十三行的真迹为私人所藏，从没影印和出版过，人们所能见到的是石刻拓本，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原帖的存在，更无法知道原帖的墨韵和神采，今人有幸，通过影印和出版物，可以得窥密藏。
上个世纪末，翁同和的玄孙翁万戈先生曾到北京过访书法大师启功先生，将翁家世藏珍品的《灵飞经》摄影件相赠，后又将四十三行《灵飞经》真迹发表在《艺苑掇英》上，世人始见庐山真面目。四十三行《灵飞经》原帖的影印出版，是原帖书写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第一次昭示GF人，实是书法界一件盛事。
关于《灵飞经》四十三行与整个《灵飞经》全卷的脱离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启功先生在《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灵飞经》“当时流入董其昌手，有他的题跋。海宁陈氏刻《渤海藏真》丛帖，由董家借到，摹刻入石，两家似有抵押手续。后来董家又赎归转卖，闹了许多往返纠纷。《渤海》摹刻全卷时，脱落了十二行，董氏赎回时，陈氏扣留了四十三行。从这种抽页扣留的情况看，脱刻十二行也可能是初次抵押时被董氏扣留的，后来又合又分，现在只存陈氏所抽扣的四十三行，其余部分已不知存佚了。”
世间流传的《灵飞经》石刻，独领小楷刻帖几百年风骚，让人们惊叹它的刻工精细，更重要的是这部帖的美让人如醉如痴，当我们今天通过摄影印刷看到它的本来面目时，我们发现无论是《渤海》还是《磁蕙》，与原帖相比，都走了样儿。这部经卷的神韵墨彩是石刻所无法表达的，也就是说，石刻无论怎么精细，都无法再现墨迹的神采，斧凿与毛锥的区别显而易见。自从清代包世臣极力提倡北碑，人们对于碑帖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然而，碑与帖本来是一对孪生兄弟，由于工具的不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不同而已。
关于《灵飞经》的是是非非
与小楷书法家郭清银先生一夕谈
《灵飞经》帖是一卷道教经典，为唐代开元年间的墨迹写本，秀丽清劲，神彩飞动，是写经中的精品。作为小楷法帖，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书法家，但关于它的是是非非，千百年来一直不断。最近，作家西门弘一采访了小楷书法家郭清银，侃侃一夕谈，偏偏说是非——
西门弘一（以下简称西）：清银先生，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等领导同志出访台湾，所选赠送礼品中，就有你的小楷书法作品。你的小楷作品又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西部书展。我看到一位作家写你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这样写道：“郭先生临写的《灵飞经》让人莫辨真假，叹为观止——让我和很多书法家、爱好者都生生地感到钟绍京复活再世；而他以灵飞经笔意创作的小楷书法灵动而遒劲，流美而峻健，有挺拔之骨，无媚俗之气。赏其书，美不胜收，如入《红楼梦》之大观园，佳木葱茏，奇花闪烁，清溪泻雪，石磴穿云，更见曲径通幽，再觉有凤来仪，稻香村杏帘在望，潇湘馆凤尾森森……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神清气爽，心舒意畅，怎一个美字了得！”
郭清银（以下简称郭）：谢谢了，我还“在路上”！的确，我酷爱《灵飞经》，如饥似渴地临习、揣摸、研究《灵飞经》，几十年锲而不舍。我对灵飞经的书法艺术怀着一种崇仰之情，对钟绍京简直就视如知己朋友。可以说，我天天在与钟绍京晤面、交谈，以毛锥切磋，用毫颖对弈，“一日不可无此君”！《灵飞经》哺育了我，滋润了我，我应当为弘扬《灵飞经》的艺术创造竭尽绵薄之力。
西：可是，从现有的资料显示，关于《灵飞经》出自钟绍京手笔的说法，起自元代袁桷、明代董其昌，二人皆指《灵飞经》为唐人钟绍京书；而清朝王澍、钱泳则认为是唐代经生所书；启功先生也认为“钟绍京书”为“臆测之论”，“实是自古鉴赏家的一项通病”……对于这一公案，你的观点是……？
郭：古人这两种判断似有一定道理，但都显得依据不足。启功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书家，尊为师长。但我赞同的是古人中的前者——《灵飞经》确为钟绍京所书，并且是钟绍京全面、灵活地汲取了中国小楷书法历史演进中的艺术创造，总结性、标志性地书写出《灵飞经》，成为体现我国唐楷法则、小楷法则的最高典范，达到了中国小楷书法艺术的巅峰。同时我认为，只有钟绍京才有资秉和可能完成这件登峰造极、精妙无比之作。
西：清银先生，我听说你每天的“功课”之一，就是静读经帖，日复一日，长年不辍。读帖之后，发笔作书，写字之前，先行练习一百竖画。你认为写小字竖画难为，最考功力。你在“每日一百竖”的基本功训练之后，进入临帖，与古人交流——与钟绍京晤谈与对弈。我想，你的这种经历很容易使你对钟绍京产生感情——可以这样说吧？我想问，你断然认为《灵飞经》必为钟绍京所书，是这种感情使然呢，还是有别的理由？
郭：我当然有我自己认定的理由！
钟绍京不是人们杜撰的人物，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钟绍京，字可大，生活在唐代的659至746年间，新旧唐书均记他是虔州赣人——今天的江西赣州人。他是三国时魏国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的第十七代世孙。史称钟太傅繇为“大钟”，称钟绍京为“小钟”（史上亦称钟繇钟会父子为“大钟”“小钟”）。绍京幼时家贫，出身微贱，完全凭个人才干也就是出色的书艺或者先是“书技”吧，得以在京都长安府任职。最初只是个司农录事，抄抄写写——当然是小楷啦——官职卑微，但其书法艺术卓尔超群，因而得到兵部尚书、也是当时的大书法家裴行俭推荐，破格提拔到皇权核心机构“凤阁”任职，成了皇宫里的大手笔。《旧唐书》本传称：“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绍京所题。”可见，钟绍京不仅擅小楷，亦擅榜书且技高一筹。要知道，当时朝堂之上位高权重又能书法者大有人在，钟绍京若非技压群雄能够在天子脚下涂涂抹抹吗？当然，这中间也不排除有的重权在握者或某些风骨文人不屑于去写那种字。我认为，钟绍京在做大官（人称“江南第一个宰相”）之前，他只是一个以写字为职业的人，然而这段经历练就了他雄厚的书法基本功，为他创作出《灵飞经》这样的佳作打下了一个书家必不可少的基础。
西：你说的这些不无道理，但我觉得……
郭：你听我说。作为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十七代世孙，书法艺术因子的“非生理性遗传”甚至是“隔代遗传”表现于耳濡目染，长期浸淫，精神激励诸多方面。远祖钟繇大书法家的光环对于某些后人来说可能是个副作用，但他无疑对钟绍京艺术人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远祖的荣光在几百年间持续不断，身边又可能有他的书法作品随时把玩揣摸，这就是一种难得的“艺术气场”。这对于培养书法兴趣和实际学书者都是极其重要的。设想一下，如果钟家几代人都在开妓馆赌场，在那样一种“气场”中成长的青少年要成为《灵飞经》书者的概率就微乎其微！即使是历史上的“大钟”和“小钟”，其间的年代相隔大约也是五百一十六年，这种在一个家族中（当然也是在一个国家中）几百年才产生一个的人物，从钟繇的小楷经典《荐季直表》到钟绍京的《灵飞经》就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家学渊源紧密相连的一种因果。当今艺术界之子女承继父业母业者，大有人在，在其他行业也不乏这种现象，也足以证明“家学渊源”一说不是虚妄。
西：你刚才强调了家学渊源的重要性。可是……
郭：我决非主张“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洞洞”。我更强调天赋与勤奋结合的必须性。学书法没有一点天赋不行，仅有天赋没有日日临池、蜕笔成山的训练也不行。前人也说“一艺之学，必智行两尽。”“智”即天分，“行”即后天的努力。中国的文字虽然开始是象形文字，但越是发展便越是走向了抽象。中国书法就是一种有类音乐一般的以抽象来表现形象、抒发情感的艺术。这当然离不开天赋。但书法的表达手段是墨线，其点画、结字、空间布白的千变万化不仅是书家个性的体现，更是人间万绪的传达方式，而其墨线形质的高下，结字造型的个性表达，出乎意料的空间经营，出神入化的墨分五色，取决于书者所下工夫的多寡。在书法创作中，如果说草书是“灵感第一”的话，楷书则是“功夫第一”，尤其是《灵飞经》这样的小楷精品，一点一画无不精妙，一字一行全在法中，没有千锤百炼，让时间的“工夫”变成艺术的“功夫”，“百炼精钢”岂能化为“绕指之柔”？仔细研析《灵飞经》的每一个字，可以感到钟绍京的卓越才华得益于从少时开始、长年不断的勤奋好学，刻苦磨练。
西：对，“智行两尽”，很有道理。清银先生，你的基本功训练——“每日一百竖”不也是一个明证吗？另一方面，我想，历史要成就一个人，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和继承性在里边。
郭：我们想到一块来了。我的第三个理由就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三国，西晋东晋，北朝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书法艺术总是在继承中发展的。在这种继承发展的必由之路上，某一种书体也始终逃不过萌芽、发展、完善的过程——当然，它最后也难以避免自己的凋败与衰微，特别是当它故步自封，不以开放的态度吸收新的文明元素以充实自己的时候。以钟繇代表的楷书而论，也是如此。钟繇的《荐季直表》等固然是小楷经典，确实高古，但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钟繇作为“书祖”，赞其作“无上太古法书”则可，捧为“天下第一妙迹”则未免失当。今也有行家里手从陈撰裴注《三国志》中并未提及钟繇书艺超迈而分析推断：在当时就有对大钟书法不以为然者。钟繇那时楷书还在草创之初，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在萌芽发展阶段就臻于完善，创造巅峰。人们在欣赏法书的过程中往往可能产生一种“审美定式”，让我们流连于某一碑帖独特的美质，并以其为标准判断别的作品，符合者则纳，不符者则拒。如此这般，尚可理解。而人们应当警惕的是，将某种思想观念或审美对象凝固化，神圣化，以至只见其美质，不见其缺憾，只是集体无意识地对之顶礼膜拜。这等于陷入迷狂，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进行客观的评价吗？钟繇“创楷则”不假，但他的时代主流还是隶书，而据传他本人最为精妙的还是这种“八分书”。作为一个划时代的书家，是他草创了楷书这一书体，而楷法的完美形成还要等到唐代。“唐人尚法”这一说，主要还是指楷书而言。钟繇的十七代世孙钟绍京正生活在这个完善楷法的时代，他也无愧为“大钟”的继承者，以自己书写的《灵飞经》将小楷艺术发展到了极致。可以说，是钟绍京以《灵飞经》为标志而完善了小楷的艺术法则。小楷艺术从萌芽到完善，至少用了五百年时间。这期间，王羲之等人也有贡献，但王羲之的精力集中在行书和今草艺术法则的创制，即便“书圣”，虽可能兼擅各体，但也只可能在一二体上成为艺术法则的制定者。
西：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美学认识，你才认定《灵飞经》是为钟绍京所书，才拼命吸取它的营养，得其形，求其神，最后形神皆备而又从中生出自我，在当代书坛的小楷书法上占领一席显著的地位。但是，容我再向你提出一个也许会令你扫兴或沮丧的问题——《灵飞经》，说句老实话，我也很喜欢，但是，为什么有的学者著唐代书法史不列钟绍京和《灵飞经》？为什么有的人贬低《灵飞经》是“馆阁体”——没有个性？
郭：有的书法史不列钟绍京和《灵飞经》，留下的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盲点。而认为《灵飞经》是“馆阁体”，无个性，则完全是一种误解。有清一代，科举取士时几乎是书法与文章平分秋色，不少读书人均以《灵飞经》为蓝本。当这些学子不是以艺术为指归而是以中举为目的时，他们仿着写出来的“灵飞经”字体便失去生气，缺乏创造，千篇一律，成了“馆阁体”。另一方面，最近二三十年来，不少人耐不住寂寞，不愿立足于传统苦练基本功，一味追求“个性化”即范曾大师将其归纳为“狂、怪、脏、乱”的书风，因而他们只感到《灵飞经》“工整划一”（实应说“浑然一体”）的表面，并未看出其变化万端的内核，就轻率地说一声“馆阁体”便扬长而去。这不是一种负责的、令人赞赏的艺术态度。而《灵飞经》本身则个性十分鲜明，不必说有书法修养的人，即便是一般读者，只要将《灵飞经》与钟繇《荐季直表》、王羲之《黄庭经》、赵孟頫《汲黯传》、黄道周《石斋逸诗》等小楷经典放在一起比较，一眼就看得出来《灵飞经》与众不同，而且让人印象深刻，这不就是个性鲜明的证明吗？
西：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一个《灵飞经》的受益者和颇有造诣的小楷书法家，你应该明白钟绍京作书是如何的湛思渺虑，或者你就谈谈《灵飞经》的艺术美学特点，以便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更好地欣赏它或者学习它吧！
郭：我之所以反对说《灵飞经》是“馆阁体”，确实是长久研习、仔细揣摸得出的结论。首先，在整体谋篇上，它表面看似整一，实际上纵有行，横无列，参差错落、疏密有致。故其风姿俊逸，神采飞扬；其次，在用笔上《灵飞经》的使转、提按、顿挫、迟速等等极其隐蔽而精心，故其点画虽然一丝不苟而又变化多端，妙趣横生，虽露锋顺入居多，但在流畅中求稳健，轻而不浮，重而不滞，用明代大家董其昌的话来说是“笔势圆劲”；第三，在结字上，《灵飞经》造型优美，结构精巧，于飘逸中见稳妥，于典雅中见遒劲，它的大小、长扁、正欹、聚展极其自然而然，但又难以捉摸。总而言之，它在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列与列之间精心顾盼照应，匠心独运，水到渠成；它在严谨楷法中渗透着行书一般流畅飘逸、柔中带刚的气韵，动人心魄，令人着迷！
西：我也被迷住了。最近我读到《灵飞经》的放大版本。将大字缩小者好看，而将小字放大住住不好看，而《灵飞经》小楷放大后仍然是那么神完气足。这也证明其功力不凡吧？再说，《灵飞经》的版本众多，在版本方面也引出一些“是是非非”。
郭：你说的不错。《灵飞经》的刻本流布最广的是《渤海藏真帖》和《滋蕙堂墨宝》。《望云楼帖》也收有钟绍京此书。据启功先生的看法，《望云楼帖》中的四十三行略肥，且注意笔画起落处的顿挫，比较接近于绍京原作。相反，流传最广的“渤海藏真”“滋蕙堂”两种就可能“失真”。是呵，唐代极盛，丰腴为美，不喜“燕瘦”，偏爱“环肥”，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这两种版本如果说略有“失真”，但它决不“失美”，其刻工的创造性也不容抹杀。翁同龢收藏的四十三行墨迹确实让人得见唐人真迹，毫锋墨彩宛如当年，但某些笔画比如“人”字之捺画，较之刻帖确乎“肥”了一些，我觉得让人在欣赏时稍微有不十分协调之感——这大概是我这样的《灵飞经》“铁杆粉丝”不得不说的一个小小遗憾吧！我还见过一个大约是民国时期的版本，黑红双色印刷，尚需进一步研究。
唐人小楷《灵飞经》的前世今生
胡迪军
唐人写本《灵飞经》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小楷名作，全名《灵飞六甲经》，是一卷道家的经书，主要阐述存思之法。该帖书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无书者名款，旧传为钟绍京所书。
《灵飞经》是唐人小楷的最高峰，此帖用笔灵动轻盈而不失厚重，结构侧媚多姿又不失端庄；既有写经书法常见之精练纯熟，又处处显现二王书风“明月入怀”之雅致。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经卷出土之前，传世的唐人写经作品为数不多，而此卷堪称其中翘楚，自明末被刻入《渤海藏真帖》公之于世后，其清灵而雅致的书风立即为世人所惊艳，从学者鹊起，以至于成为有清一代著名的小楷范本，不断被翻刻，从而广为传播，甚至影响到整个清代。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将其与莫高窟出土的众多唐人写经及日本奈良时期所传唐人写本相比，依然并不逊色，可见此卷的书法水平之高。但历代关于此卷书法的作者、源起、流传、传播尚留有诸多争议，本文就这些方面试图拂去历史的尘埃，探究其本来面目。
一、关于书写着
关于此卷书写者最早的记载是元代人袁桷①，其在著作《清容居士集卷47》的《题唐玉贞公主六甲经》中认为该帖是钟绍京所书。其文如下：
《灵飞六甲经》一卷，唐开元间书。当时名能书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变习行体，独钟绍京守钟王旧法。余尝见《爱州刺史碑》、《黄庭经》，无毫发违越。至开元间，从贬所入朝，一时字画，皆出其手。此卷沉着遒正，知非经生辈可到，审定为绍京无疑。
从中可见，袁桷对钟绍京所书也仅仅是一种推测，并无可靠证据。其后董其昌在《灵飞经》后跋中进一步坐实了这一论断，其文如下：
此卷有宋徽宗标题及大观、政和小玺，内讳字如“泯”、“泄”二字，皆缺其偏，不止“世民”二字避讳已也，开元时经生皆仿褚河南，此独宗右军《黄庭》，袁清容定为钟绍京亦以宋思陵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而书家品韵可望而知耳。又观点定讹字，似为进呈拣本，当时夜光抵鹊，屑越太甚，余获此卷，则如窭人解衣珠矣，书以志幸！
钟绍京说影响颇大，明清书家多从此说，而清代部分学者则否定了这一说法，如钱泳在其《履园丛话》卷十《收藏》篇中通过与当时所传的唐人写经相比对认为乃唐经生所作。原文如下：
有唐一代，墨迹、告身而外，惟佛经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谓之经生书。其书有瘦劲者近欧、褚，有丰腴者近颜、徐，笔笔端严，笔笔敷畅，自头至尾，无一懈笔，此宋、元人所断断不能及者。唐代至今千余年，虽是经生书，亦足宝贵。往时云间沈屺云司马托余集刻晋、唐小楷，为其聚唐经七八种，一曰《心经》（即屺云所藏），一曰《郁单越经》（歙鲍席芬家所藏），一曰《转轮王经》（繁昌鲍东方所藏），一曰《金刚经》（吴门陆谨庭所藏），一曰《长寿王品迦那经》（宁波孙晓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经》（吴门黄荛圃所藏），一曰《莲华经》（扬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汉阳塔中残经（张芑堂所藏）。他如《兜沙经》（吴门叶氏所刻）、《律藏经》（王梦楼所藏）之类，生平所见者，不一而足，乃悟《灵飞经》之非钟绍京书，不辩而自明矣。
另外清代学者王澍在其《竹云题跋》亦认为《灵飞经》非钟绍京所书。
那么，钟绍京究竟何许人也？
钟绍京，字可大（公元659—746年），唐代兴国清德乡人（今江西赣州人），唐睿宗景龙年间，官拜中书令，封越国公。唐代书法家。书法师承薛稷，笔意潇洒，风姿秀逸。他嗜书成癖，也是收藏家，个人收藏名家真迹数百卷。家藏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真迹至数十百卷。
绍京书名鼎盛，历代墨家争相赞扬，评价很高。宋代曾巩在《元丰类稿》中称：“绍京字画妍媚，遵道有法，诚少与为此”。宋米芾《书史》称钟绍京书“笔势圆劲”。明董其昌说：“绍京笔法精妙，回腕藏锋，得子敬神髓。赵文敏正书实祖之”，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云：“绍京如新莺矜百转之声”，清代叶昌炽在《语石》中高度评价：“绍京与薛少保齐名，开元初书家第一”。
挂于钟绍京名下的作品有《升仙太子碑阴》、《转轮王经》、《灵飞经》等，但其中比较可靠的作品只有武则天亲书的《升仙太子碑》碑阴中的诸王题名，此碑今存河南偃师县府店緱山之山顶，题名字迹笔划圆转流畅，与《灵飞经》有相似之处，可见从书风上看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疑问有二：
首先，开元二十六年时，钟绍京已虚岁80岁，以如许高龄尚能写出如此清丽精到的小楷，这很难让人信服。
其次，唐以前由于印刷术尚不发达，当时书籍的传播基本靠手工传抄，产生了一种称为“经生”的职业，当时宫廷用书多由“弘文馆”等处的经生抄写，经生的地位比较卑微，钟绍京以高官之尊去从事如此低等的工作，让人不可思议。
由此可见，钟绍京书之说，当属附会，并不可靠。
开元年间张九龄等人所撰《唐六典》卷10记载，秘书省置“楷书手八十人”，卷8记载，弘文馆置“楷书手二十五人”。这些“楷书手”、“书手”的职责中，为官府抄经是他们的任务之一。那么这些政府抄经书手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唐政府曾规定，“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即入(弘文)馆内学书”②，著名书家欧阳询、虞世南曾教习楷法。学成的善书者分到各馆充当书手。
这些书手没有官衔品第，相当于“胥吏”，为政府所雇佣。敦煌所出的少量唐高宗内府写经以及日本平安朝所传唐内府写经上都写有“弘文馆楷书成公道”、“左春坊楷书萧敬”、“秘书省楷书孙玄爽”、“经生王思谦”、“经生郭德”、“经生赵玄祥”等书手题名，可见，当时的宫廷用经基本上都是由这些书手抄写的。
基于以上原因，当今学界普遍倾向于《灵飞经》为唐经生所作。
二、 关于玉真公主
《灵飞经》卷的末尾有“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长公主奉勅检校写” 的落款，这位玉真长公主是谁呢？
根据《新唐书·诸帝公主》的记载：玉真公主名李持盈，唐睿宗皇帝李旦第十女，玄宗李隆基胞妹。降世之初，母窦氏被执掌皇权的祖母武则天害死，自幼由姑母太平公主抚养。受父皇和姑母敬奉道教影响，二十岁便入道为女冠，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封崇昌县主食租赋。
当然，贵为公主，入道清修并非“缁衣顿改昔年妆”，过青灯黄卷下的日子。712年前后，唐睿宗（玉真的父亲）为两个女儿（玉真公主和金仙公主）的出家而在长安、终南山、洛阳等地建立道观。仅给玉真公主就至少建了三座道观和一座别馆，还占用了当年显赫一时的太平公主的旧宅。她的宫观之华丽一点不逊于皇宫，甚至尚有过之。当时就有大臣上书嫌太过奢糜。
同时玉真公主又广游天下名山，好结有识之士，与当时的一些名人交往密切，甚至有人认为在她的宫观之中时常组织一些文艺沙龙，她还时常向其兄玄宗推荐一些有才华的人，经她举荐入朝的人有诗人李白、王维、高适等，李白、王维并曾作诗歌咏玉真公主：
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
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李白《玉真仙人词》
碧落风烟外，瑶台道路赊。如何连帝苑，别自有仙家。
此地回鸾驾，缘谿转翠华。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
庭养冲天鹤，溪流上汉槎。种田生白玉，泥灶化丹砂。
谷静泉逾响，山深日易斜。御羹和石髓，香饭进胡麻。
大道今无外，长生讵有涯。还瞻九霄上，来往五云车。
——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
天宝初年，玉真公主年过五十，开始计划自己的晚年生活，她看中了道教名山王屋山。于是，唐玄宗出钱给她在王屋山大兴土木，这次的主体建筑叫灵都观，这里后来成为玉真公主的终老
之地。对此，《明一统志》卷二十八有明确记载：“灵都宫，在济源县西三十里尚书谷，唐玉真公主升仙处。天宝间建，元至元间重修，有碑。”而济源的地方史志也记载：玉真公主晚年在王屋玉阳山灵都观，以“柴门栝亭，竹径茅室”为依托，出家修真又18年，于宝应元年（762年）在仙姑顶白日飞升，葬于平阳洞府前。
唐代，道教有着特殊的地位。为了巩固统治，唐皇室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代，郡望在陇西成纪，也就是说，也是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后代，然后传到后来的西凉国开国皇帝李藁，他们是这一世系的。所以道教是李家的宗教，是国教。在唐代近三百年的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唐王朝的扶植与崇奉，道教的地位基本上都处于三教之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各地道观林立，道徒众多，求仙学道之风遍及帝王贵族、平民百姓。在这一情况下，玉真公主信奉道教而出家为道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唐高宗内府写经多由政府挂衔的官员检校，而此卷《灵飞经》由玉真公主亲自检校督写，可见这一写本应该是供奉于唐皇室内廷的道藏经卷之一，也可见此卷的珍贵。
三、《灵飞经》墨迹的流传
启功先生在其《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③一文中提到《灵飞经》在明代晚期被发现，事实上这件作品早已是煊赫名迹，因为宋代时它已经入藏宫廷，由于此帖墨迹今天只流传了其中四十三行，我们无从考察原卷，但元代袁桷、明代董其昌题跋中均提到此卷出自宋内府，董其昌后跋中云：“此卷有宋徽宗标题及大观、政和小玺”、“……以宋思陵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可知此卷经历了北宋和南宋的宫廷御藏，并有宋徽宗亲书的标签。元代的藏处不明，其后之流传，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介绍甚详，今录之如下：
明万历三十五年冬，董思翁得之吴用卿家，后思翁写《莲华经》，必展阅一过，珍如球璧。庚戌岁，思翁出所写《莲华》七卷，质于太常卿陈公增城所，每卷议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难色，乃以《灵飞》一册辅之。越十六年，思翁遣其子持金来索《莲华》甚急，而陈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复不已。太常之子湖广参政名之伸者，遂将《灵飞》抵《莲华》以塞其意。参政私将《灵飞》割留四十三行藏于家，意作雷焕留剑公案，而思翁竟未检及也。至戊辰岁，参政遇思翁于西湖昭庆寺，问《灵飞》无恙否，则已作王、谢家燕矣。
自此四十三行藏于陈氏，传至体斋中丞名用敷者，亦能世守。吾乡秦味经司寇素闻《灵飞》名，从中丞借观数四，中丞故为司寇门生，不得已，乃赠之。司寇既得，秘不示人，殁后其子静轩太史稍稍夸于人间。中丞任安徽布政时，偶过锡山，以计赚归，仍为陈氏所有，真艺林佳话也。余老友陈无轩学博曾载入《寓赏编》，与余备述甚详。是细麻纸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计六百八十五字。较诸全本，虽仅吉光片羽，而与石本对勘，则结体用笔，毫发不爽，至于精神奕奕，自在游行，又非石本所能几及也。余年来奔走衣食，以不获一见为恨，后见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即从《藏真》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并作赵松雪伪跋于后，则较《藏真》有霄壤之隔矣。余前年冬在邗上，知为吴余山文学所购，今中书舍人谢君若农借以上石。嘉庆辛未十月廿日过枫泾镇，始观于若农斋中，摩挲石刻几三十年，一朝得见真迹，喜不自胜。他日尚拟从余山再乞一观，仅模此十二行以补陈、曾两家之阙，不亦大快事耶！
从董其昌后跋及上文可知，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董其昌即在西安看过此经，并在帖尾题有观款，十四年后，即万历三十五年（1607）董其昌从吴廷④家获得该帖。三年后，即万历三十八年（1610），董其昌将其连同《法华经》一起抵押给海宁陈瓛（字元瑞，号增城）⑤，十六年后赎回。陈家私自扣留了其中四十三行。陈家四十三行后流传到后代陈用敷之手⑥，将其送给老师秦蕙田⑦。秦蕙田死后，陈用敷再从其子处以计赚归，后流入吴余山之手。
此帖其后辗转流传，翁同龢之父翁心存⑧于道光18年乙未（1839）购得，价500两白银。此后一直在翁家流传，由于翁同龢没有子嗣，他的家藏均传给他哥哥翁同爵过继给他的儿子翁曾翰。在之后的传承中，又有两人因没有子嗣，均从翁同龢另一个
哥哥翁同书那一支的血脉里，过继孩子来继承，后传入翁万戈之手，翁万戈1918年出生于上海，在天津接受小学及初中启蒙教育，1938年，翁万戈先生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1948年秋天，为避战火，翁万戈和他的家人把家传收藏打包，远渡重洋。先从天津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到纽约，在1949年初到了美国。翁万戈现在年事已高，《灵飞经》四十三行一直由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代为保存，大概于21世纪初正式转让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此经残存四十三行本已由卷改装成册页，共10页，43行。经后附有董其昌向陈瓛索书信札3页，及陈家、翁家等题跋若干。
而董其昌所藏主体部分，据钱泳所载，董其昌从陈家将《灵飞经》赎归二年后，即明崇祯元年（1628），陈瓛之子陈之伸与董其昌相遇于西湖昭庆寺，问起《灵飞经》，则早已从董其昌手中转出，其后不知所踪。据称部分曾藏于嘉兴郭姓手中，未知是否还存在于天壤之间？
四、 《灵飞经》的传播
在现代印刷术出现之前，书法作品最为有效的传播方式有二，一为勒碑、一为刻帖，而灵飞经的传播则肇始于《渤海藏真帖》。
此帖为浙江海宁陈瓛私家刻制，明崇祯三年刻成（1630年），陈瓛（字元瑞、甫申、号息园、增城）亲自编集，名刻手章镛摹勒上石。《渤海藏真帖》共八卷，前有帖目，集唐、宋、元三代十家法书，编为8卷。卷一即为钟绍京书《灵飞经》，卷二为褚遂良、陆柬之书，卷三为蔡襄、苏轼书，卷四为蔡京、黄庭坚、米芾书，卷五为米芾、米友仁父子书，卷六至卷八为赵孟頫书。
《渤海藏真帖》中“渤海”二字，源于陈氏之祖籍，海宁陈氏，本为高氏，原籍渤海，宋太尉高琼之后。明洪武初，高谅入赘海宁城东陈明谊家为婿，其子荣遂承外家之姓为陈氏，而以父之高氏祖籍为郡望，故称渤海陈氏。
明代汇刻丛帖成风，海宁陈氏曾刻《玉烟堂帖》、《渤海藏真帖》等汇帖5部，以《玉烟堂帖》为始，以《渤海藏真帖》帖最为精善，亦以此帖流传最广。
虽然《渤海藏真帖》刻成于崇祯三年（1630），但估计第一卷《灵飞经》应该刻成于1626年董其昌向陈氏赎回《灵飞经》墨迹之前，由于直接从原作摹出，加上刻工的技艺高超，此册刻本极其精确地再现了《灵飞经》原作的风貌，为世人所称道。杨守敬《学书迩言》评为“渤海藏真帖皆以墨迹上石，其中《灵飞经》一册，最为精劲，为世所重。”
但未知何种原因，陈氏扣留的43行墨迹的末12行未被刻入帖中。由于《渤海藏真帖》本《灵飞经》刻于原卷被割裂之前，所以该帖已是最能反映原作完整原貌的刻帖。
原帖以质地细腻而坚硬的太湖石精细打磨后刻制，《灵飞经》一册共用长70厘米左右，高30厘米左右的条石7条，每条刻5页，每页6行，除《灵飞经》书法本身外，还附刻董其昌后跋3段，计5页半，共计全册35页⑨。据张彦生先生《善本碑帖录》记载，最初拓本完好无损，稍后拓本12页第三行首字“朱兵”之“朱”字裂一线，清初拓本第5页第2行中“斋室”二字破损，一般以“斋室”二字不损者为初拓。据王壮弘《帖学举要》所载：清初拓本董其昌跋“十五年”行与“戊戌冬”行之间无直裂泐痕；乾嘉拓本，经文后段下方尚无乱刀痕；道光以后拓本后段下方有乱刀痕18条，世称“十八刀本”，其时由于椎拓过多，字口已经比较模糊。
至太平天国时，因战乱《渤海藏真帖》和《玉烟堂帖》二堂法帖散失严重，有的被人拿去修筑城墙，其后经陈家后人搜集整理，合诸帖为一帧，更名《烟海余珍帖》，移置于陈阁老宅内，当时还存三百多块，此后又经抗日战争和文革，散失更严重。直到１９７３年，文物部门组织力量收集二堂法帖残石，得二百多块，１９８２年，海宁县政府把二堂法帖列入第一批县级文保，而其中的《灵飞经》7方原石不知是否保存完好。
其后，随着《灵飞经》的流传日广，人们开始将这种典雅灵秀的字体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范本，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大，随之出现了大量的翻刻本，就笔者所见，不下十余种，有刻于石的，也有刻于木的，其中，有一种翻刻本在清中期以后声望甚至盖过了原帖《渤海藏真帖》，这个帖就是《滋蕙堂帖》。
《滋蕙堂帖》又称《滋蕙堂墨宝》，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嘉祥曾恒德刻。曾恒德，山东嘉祥人，后迁福建惠安县。乾隆十七年举人，由国子监学正助教升刑部主事员外郎中，记名御史。辛丑春，授湖北郧阳知府。《灵飞经》被其刻入《滋蕙堂墨宝》卷三，在翻刻过程中做了许多的修饰与伪造，以提高该帖的身价，如在首尾加刻“大观”“政和”“褚氏”等伪印，在帖后伪加赵孟俯题跋，原作首页第5行首字“從”右上点损，《渤海藏真帖》中以细线勾出纸破损的原状，而《滋蕙堂帖》中直接将字填补完整。与《渤海藏真帖》相比，滋蕙堂帖《灵飞经》的字迹显得稍为丰肥，此本在清代中后期受到世人的热烈追捧。
据友人见告，曾氏后人未能世守这套帖石，不久，《滋蕙堂帖》原石即被慈溪富商冯云濠购得，带回慈城老家，嵌于其藏书楼——醉经阁之壁，文革期间，醉经阁被拆毁，帖石散落，直到上世纪末，慈城修建朱贵祠，重新将帖石收集，嵌于朱贵祠之壁。
2002年我游湖州南浔，意外于张石铭故居之园壁发现部分《滋蕙堂帖》原石，其中《灵飞经》原石基本完整，但不知何时被运至南浔？
《灵飞经》的另一重要刻本是《望云楼集帖》，嘉庆中嘉善谢恭铭审定，陈如冈摹勒。谢恭铭，字寿绅，号若农，浙江嘉善枫泾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藏书家。《灵飞经》被刻入该帖第一卷中，但仅有43行。据钱泳记载，《灵飞经》真迹43行本当时被吴余山所购得，谢恭铭借以上石。可知《望云楼集帖》中的43行，也是从真迹摹刻。
此本虽然已非全貌，但刻工精良，较好地体现出原作的风貌。
综上可知，真正从原作摹刻的《灵飞经》刻帖唯有《渤海藏真帖》和《望云楼集帖》。
民国期间的《灵飞经》出版物，除艺苑真赏社以珂罗版印行过《渤海藏真帖》初拓本外，其他多是《滋蕙堂帖》本。解放后文物出版社将启功先生所藏《渤海藏真帖》初拓本（“朱”字损，“斋室”不损）印行，而上海书画出版社印行的单行本《灵飞经》一直是《滋蕙堂帖》本。关于灵飞经的原作一直没有消息。
直到1987年美国翁万戈先生将《灵飞经》真迹43行本发表于《艺苑掇英》第三十四期（1987年1月），国人才得见庐山真面目，才知道《灵飞经》真迹并未消亡。
五、 《灵飞经》的价值
敦煌藏经洞流散之经卷不断流入市场，近年来在各拍卖会被拍卖，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上百万不等，虽然已历经千年，但藏经洞共计出土5万余卷，绝大部分为唐人写经，物既不希，何以言贵？曾与网友论及，如果将《灵飞经》真迹43行本拍卖，那价格将远远不止这些数目。同是唐人写经，为什么价值差距会这么远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灵飞经》作为传世书迹中的经典，已经对中国书法史产生了影响，其价值不是一般写经所能比拟。
2、《灵飞经》的书法水平，基本上代表了唐代小楷书的最高成就，而敦煌的唐人写经以及日本平安朝所传唐人写经中，精品不多，就其整体书法水平而言尚不足以盖过《灵飞经》。敦煌出土的这么多唐人写经中唯有为数不多的五十几件高宗内府写经《妙法莲花经》、《金刚经》⑩，书写水平较为精良，尽管出自于弘文馆、秘书省等处的楷书高手，但依然是用很明显的写经体写就，很少具有书家品韵，而《灵飞经》中写经体的习气很少，我们将此帖与《兰亭序》及《智永千字文》相较，会发现用笔、结构相似处颇多，体势接近褚遂良一路，受到较多的唐代流行书风的影响，可见作者可能并非职业经生，而应该是一位书家。这也是这卷作品被宋代宫廷所收藏的主要原因。
3、《灵飞经》可确信为是唐代皇室所供奉的经卷，这与民间经生的作品及官府下发的写经作品从质量和档次上有着本质的差异。所以其价值也决不能与其他写经等量齐观。
从这卷《灵飞经》写成至今已经1272年了，当年这位无名书家焚香沐手之后，恭谨而熟练地在厚厚的白麻纸上抄录了这些文字，也许是为了生计，也许为了完成上级下发的任务，他一定没有想到，其中的一件，将会幸运地穿越一千多年时光，影响到后来的书坛，让后人为之激赏、为之赞叹，如果他在地下有知，那将是如何地惊讶与自豪！
注释：
①袁桷（1266—1327）元代学者。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始从戴表元学，后师事王应麟，以能文名。20岁以茂才异等举为丽泽书院山长。大德元年(1297)，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延祐年间(1314—1319)，迁侍制，任集贤直学士，未几任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治元年(1321)迁侍讲学士，参与纂修累朝学录，泰定元年(1324)辞归。卒赠中奉大夫、江浙中书省参政，封陈留郡公，谥文清。
②详见《唐六典》卷八、卷十。
③启功《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详见《艺苑掇英》第三十四期（1987年1月）。
④吴廷，又名国廷，字用卿，号江村。安徽歙县人，是当时新安巨富，明代书画收藏家。
⑤陈瓛(生卒年未详)，初名祖夔，字元瑞，又字季常，号增城。戏曲家陈与郊子，明代书法家。明末任光禄寺丞。工于书法，博雅好古，与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相友善，虚心向其请教。董其昌亦把他引为知己，认为他“深于书学，各体俱工，尤擅楷法”。陈一生注意搜集历代书法精品，经过他镌刻传世的有：《渤海藏真帖》、《玉烟堂集古法帖》。董其昌对此评价很高：“虽网罗千载，而鉴裁特精”，“此帖出，而临池之家有所总萃矣”。
⑥陈用敷（？-1799）浙江海宁人，乾隆24年举人；乾隆25年进士，历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员外郎、江南扬州府知府等职。
⑦秦蕙田（1702—1764）清代刑部尚书、经学家, 字树峰，号味经，江苏无锡人。
⑧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遂庵,谥文端。江苏常熟人，道光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大学士，有《知止堂诗集》。翁同龢之父。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清代书法家。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卒后追谥文恭。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天骨开张。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晚年沉浸汉隶，为同、光书家第一。
⑨数据来自对笔者自藏清初拓本的测量，并非来自原石。
⑩这批写经被称为高宗内府写经，为唐人写经之最佳作，随着敦煌遗迹的发现而复现人间，其作多出于唐弘文馆、左春坊等秘书机构，作书者多为经生，监者早期为虞昶（初唐书法家虞世南之子），其后为阎玄道（可能为唐大画家阎立本之后或近亲），多经三校、四阅，校者、阅者多为唐玄奘高徒。严肃性可见，经文为唐皇室（皇帝、后宫、太子、公主）所用，经文书写者应为当时京城一流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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