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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会有“号贩子”？ 柴会群 这几天，随着一女子怒斥挂号难视频的曝光，全民再度掀起一股声讨“号贩子”的热潮。国家卫计委也表态，责令北京卫计委对此事调查严处。估计接下来，有关方面将会开展一拨打击号贩子的联合执法行动，一拨倒霉蛋将不慎落入法网。但要说号贩子现象会因此会得到根治，我是不相信的。甚至连能否真正加以遏制，我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目前为止，大部分人包括管理者，还没搞清楚号贩子问题的症结在哪。 应该说，作为一个隐性职业而存在的号贩子，是中国独有的医疗现象，在其他国家——不仅仅是发达国家——都堪称奇闻。即使是在中国，也仅仅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才出现的，以前也并未有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号贩子？这个要从中国的“医改”谈起。从上世纪80年代之前，新中国的医疗体制和国际上通行的模式基本一致，实行“三级诊疗”制度，具体来说，就是把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主战场放在基层，在农村，就是以赤脚医生为主力的乡村诊所，在城市，则是街道医院、企业医院。病人看病实行“转诊”制度：需要先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医，除非医生认为有必要，否则不能到上级医院就诊，更不可能随便跑到北京的大医院看病。在这一制度下，小医院、大医院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小医院看常见病，大医院攻疑难杂症，从而保证人们看病就医有序进行。在这一模式下，是不可能有“号贩子”的。第一，绝大多数病人在基层医院就可以看好病，没必要跑到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去看；第二，大医院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了的。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启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改，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病人可以“自由看病”，只要有钱，去什么医院都可以。这一导向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小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少。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说的“看病难”，仅仅是专指大医院而言，相比之下，一些社区医院甚至二级医院，不仅不存在“看病难“，甚至还“吃不饱”。医院的发展是依托病人的，因为病人都往大医院跑，小医院的条件就越来越差，好医生就越来越少。病人也就越来越不愿意去。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最后形成哪怕看个感冒也要去大医院乃至“全国人民奔协和”的怪象。 奔协和的病人是无限的，但协和的医生是有限的，于是市场规律开始起作用，结果就产生了“号贩子”。号贩子的存在，当然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但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医疗秩序不正常的产物。 关于号贩子，在医疗界有一种颇流行的观点，说号贩子的存在说明医生的价值没有在价格上得到体现，它把医院经政府批准的挂号费价格当成政府价，把号贩子卖给病人的高价视为市场价，如果政府价提高到市场价，号贩子自然就杜绝了。女子斥号贩子事件发生后，有位医生还借机建议把协和医院的专家号提到三万块一个。 通过提价杜绝号贩子显然是一厢情愿。事实上，政府曾经试过这个办法，但是失败了。从视频内容看，女子所挂的号的正常价格是三百块，这说明它属于“特需”号（或叫“专家号”，本身已经比北京市规定的主任医师挂号费高出10倍以上。我想在制定这个价格时，有关方面也是经过了一番调查，认为是符合所谓市场规律的。但他们恐怕没想到，号贩子会把价格炒高到四千五。那么，谁敢保证，在真把协和的专家号提高到三万块时，号贩子不会再继续炒到十万、三十万？我不怀疑，即使是十万、三十万的价格也会有人去看。因为总有人保命心切，会不惜一切代价看病，可这绝不是什么市场价，而是一种市场的扭曲，不客气说就是变相的敲诈勒索。我不否认，在医疗行业某些特殊领域，如牙科、美容等，是可以采取市场定价的。可是就总体而言，医疗提供的是一种公共服务，他是不能市场化的，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因为公民的生命健康不可以用金钱来量化。假如医生看病可以自由定价，那么警察破案是不是也可以自由定价？再军队打仗是不是也可以自由定价？进一步说，歹徒绑架是不是也可以自由定价？我承认，医生的劳动应该被尊重，其价值应该在待遇上得到体现，可是这绝不可以与提高挂号费划等号，更不能以医生给医院的“创收”作为衡量标准。 至于解决号贩子问题的出路，我想也只有回到原点，从培养全科家庭医生着手，重建三级医疗网，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事实上，中国政府新医改正在走正是这条路，虽然步履维艰，但却是条正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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