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宁成春老师的采访是在聊天和看书中进行的，宁老师不时从书柜里拿出各种各样的、或熟悉或陌生的书，伴随着高尔基、巴金、歌德等的名字，宁老师如数家珍地述说着那些书中的“设计”，那铅印的色彩、木刻版画手工字体的封面，那接近原生态但很有质感的纸张……它们折射着的无疑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书”的想法和做法。而作为过来人，宁老师的叙述更是让人唏嘘感慨。受访/宁成春（宁） 采访/韩湛宁（韩） 整理/徐茜 江珊 时间/2011年3月
宁: 是的，我于1960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入学时22人，18人升入2年级，1人因肺结核入学不久即退回原籍，2人因主课学习成绩不及格留级，1人虽然成绩十分优秀，期末因病休学，也留级了。 2年级分专业，我进入书籍装帧专业，全班六人。壁画专业五人，商业美术专业七人。18人中9人即半数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那年附中四年级和三年级同时毕业，三年级学生的绘画能力反而比四年级强。四年级的学生思想更为成熟，修养全面。画家秦龙和彩陶专家张朋川就是四年级的学生。 当时的中央工艺美院还是比较开放的，没有这个不许那个不让的，主要因为当时有几位是从东德、捷克、苏联留学回来的年轻老师，还有早年留法的老师，会带给我们看画啥的，接触现代绘画，他们对学生的思潮影响很大。 总而言之，当时的工艺美院还是绘画教育加图案教育。我们是五年制，前三年和中央美院教学差不多，四年级开始进入专业课，很多同学很难一下转入“装饰绘画”不理解“形象平”、“色彩平”、“构图平”等三平要求。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等教学是82年改革开放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最多是图案装饰变形教育，没有系统的现代设计教育。
韩: 那时候，你们的学习主要是画画吧？能一下子接触到这么多在艺术与设计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并师从他们，这对您的个人艺术生涯来说，当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对您个人后来的事业生涯而言，后来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又是哪些人？ 宁: 由于这个班整体水平较高，有些年轻教师觉得学生太傲气，不好教。院里、系里很重视，除本系的最优秀教师教课以外，还特意从陶瓷系借来郑可先生教素描，调来祝大年先生教工笔重彩。班里的学习气氛浓厚，思想活跃。我是从天津高中毕业考入的，附中同学对我影响很大，秦龙、张风山和我同住一宿舍，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俩的色彩修养很高，对我很有影响。 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在基础课方面有郑可、袁运甫、柳维和、刘力上等老师。郑可先生教我们素描，画整个桌面大的人体，桌面是活的，竖在画架上面，要求10分钟至15分钟画一张，使我理解整体感和力量的把握。然后逐步深入抓住微妙的细节表情。这种观察事物的能力直接影响我后来的书籍设计。毕业后因十年文化大革命，及环境的限制，20年没有画画。1986年在横滨国立大学，本科生上人体课，真锅一男教授让我也去画、从展出的两幅人体素描作品可以看出当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素描教学水平。 袁运甫先生是我最喜爱的老师，前不久在798百雅轩举办了他的画展，看了非常亲切，他那微妙的灰颜色，使我激动不已，我整个的色彩修养都是受他影响，上课时一再强调，表现出对象给你的感受，表达情感。这种能力也一直影响我的书籍设计。 柳维和先生教图案课，动物变形，锻炼我们概括平面处理及夸张的能力。刘力上先生教我们工笔重彩,加深了我对传统绘画的理解。庞薰琴先生教我们装饰画史。 接着就是邱陵老师，在书籍装帧方面他是元老，1947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来在上海联营书店，解放后在苏联人办的时代出版社工作，又参与了纪念碑的设计。后来中国几个大出版社的美编室主任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在设计教育理论方面对我们影响很大，他最大贡献是把《书籍装帧简史》和《书籍装帧设计知识》写出来了。 邱陵先生教我们装帧史及书籍设计课程，他曾带领我们六人去太行山实习，四清运动时我和他、阿老先生一起画村史、家史。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他不但业务水平高，人品也极好。生前一直支持出版事业，杉浦康平先生来中国举办展览、学术交流，都是邱先生出面接待。 还有余秉楠先生从德国留学回来就教我们专业课，版式设计、字体应用设计，看了他从德国带回的作品，使我十分震撼。 《邱陵的装帧艺术》 设计/宁成春 韩: 其实对中国书籍装帧界与平面设计界来说，这个脉络真的很需要梳理，老一辈到现在是有传承的，我们应该好好来梳理，来介绍他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记得他们。这个工作您也一直在做，您在自己编辑的《书衣500帧》前言里说：“抚摸着几十年前质朴的书衣，我的心情复杂微妙，其中许多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书衣，如今虽然显得衰老而古旧，但仍气度不凡。翻阅这些书籍，能体会到设计者精心、细腻的创作态度和风格。扉页、版权、广告页与封面同样倾注了心血，和谐统一——那时已经有了整体设计的观念”不同时代的书衣，反映着不同时代设计师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素养。书衣也是有生命的。”这段话里记录着您对老一代设计者的敬爱和思考，这应该贯穿了您的设计生涯，我想问一下的是，具体到范用先生，他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的编辑思想与设计审美是怎样的呢？ 宁: 范用先生是特别好的人，我的书装设计的基本风格和理念都是在范用指导下形成的。范用原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他的专业是编书，跟文化人关系特别好，后来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一生和书作伴。他特别爱书，也参与设计，爱装饰书。晚年他还编了一本自选集，书名叫《叶雨书衣》， 2007年三联书店出版。所谓“叶雨”其实是“业余”的谐音，这个名字的来历，范用先生在《叶雨书衣》中解释的很清楚，意思是一开始（1938年）他到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社里经常派他去胡考先生那里取封面，有时候封面是当着他的面赶出来的。他看了挺感兴趣，也学着画，后来被经理看到称赞，慢慢也就真的做起了设计，设计了包括《巴黎圣母院》等的很多作品。一直到解放后到三联分管美术组，因为自己不能审批自己的发稿单，就让美术组的同志署名，或者两个人联合署名，他觉得自己始终是业余的，所以，署名“叶雨”。
其实，范用是有自己一贯的装帧设计思想和风格的，那就是简洁、清新、大方、韵味深远，富有书卷气息，提倡多样化的风格，要求设计者一定要看书，了解并熟悉书的内容，把握书的性格，要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的风格，他还特别强调书籍要整体设计，不仅封面，包括护封、扉页、书脊、底封乃至版式、标题、尾花都要通盘考虑，张慈中就说过：“范用是一个爱书、爱封面设计的痴情人。”我和他多年来一直相处很好，他出想法我帮他完成，因为我了解他，知道他的性格，也敬重他对事业的执著和认真，所以在工作上我尽力支持他、配合的很默契。他性格刚强、决断明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却又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认定要做的事，往往坚决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办事能力强，工作极有魄力，不管在设计还是在生活经验方面，范用老师都值得我学习！
范用同志直接管美术编辑室。所有的设计他审查、说了算。言传身教获益非浅。“一定要了解书的内容再设计”，是他坚持的原则，也成为三联美编室的设计作风：只有深刻理解文本，才能设计出好作品，越理解得深，越表现得充分、生动。 除此以外，美编室是个很好的集体。当时我年纪最小，美编室张慈中大我十五、六岁，郭振华、马少展、钱月华（袁运甫先生的夫人）大我十一、二岁，都是我的老师。六四届毕业的尹凤阁、六六届的苏彦斌都长我一岁，是我的师兄。我有现在的微薄成果，都感恩他们对我的影响。 《读书》 设计/范用 韩: 您的两次赴日学习过程又是怎样的？真锅一男、杉浦康平、道吉刚几位前辈各自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赴日学习是不是您设计思想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宁: 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害怕政治、沉默寡言，初中才加入少先队，大学三年级才加入共青团，比别人都晚好几拍。 从小只是牢记母亲让我“争口气”这三个字，不管事情大小都认真做。有本外贸知识的小丛书，我曾画过20多种设计，最后范用同志才通过。我想，做设计不是给别人做，都是为了自己，所以通不过，心情并不沮丧。那时住房紧张， 1978年又生了小儿子，45平米一室一厅，没有我工作的地方。我一直住办公室，周日才回家。因此才受到范老的器重，他特意找版协主席王仿子先生为我争取赴日本讲谈社学习的机会。
当时讲谈社员工有1060人，有一个装帧部仅3个人，只做定价在一万日元以上的大型图书的组稿工作，并无设计人员，所有设计都在社外，社外有几十家大小不同的设计公司为讲谈社服务。我随美术局宫地圭一先生拜访杉浦康平先生，当时在为讲谈社设计大型画册《曼荼罗》。在一段时间取得每周四去他工作室拜访学习的机会。对于版式设计，我是一张白纸，从ABC学起，杉浦先生百忙中非常耐心教我，什么是磅？什么是级（Q）? Q是照相植字照排机的单位，齿轮的一齿为一Q，等于0.25mm，是照相植字的最小单位。当时杉浦先生正给平凡社设计大型辞典，结合设计版面给我讲网格，讲书的结构，使我理解他说的“一本书就是一个宇宙”，从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来理解书的空间处理，各种元素的相互作用。讲图表设计，跟随他的弟子一起熬夜做时间地图，一起熬夜筹办松本清张的展览。我身体吃不消，强忍着，重要的是学到了他们认真做事不辞辛苦的敬业精神，和他的弟子们尊敬师长、尊重他人的品德。
第二次赴日在横滨国立大学真锅一男先生的研究室每周上三天，补上了设计基础理论课程，使得我掌握了新的设计理念，才没有落伍，而坚持了四十六年的设计生涯。 同时感谢我的老师及日本图书设计家协会会长道吉刚先生，他是原弘大师的学生。我在道吉刚工作室工作学习四个月，当时他正在设计出版《日本现代图书设计》大型画册。共同探讨“装帧”的含义及来源，以及“图书设计”的理念。
横滨国立大学的同学山口喜雄先生，他是中学的美术老师，陪我读研，帮我举办个人画展。 还要特别感谢讲谈社装帧部的稻垣瑛一先生，为人质朴、热情。他是日本共产党员，带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陪我一起到各地画画、组织工会员工画像。一起活动的还有业余油画家、编辑宫地圭一先生。
《香港》 设计/宁成春
韩: 那我想再了解一下您回国后在三联书店的工作，尤其是从原来的设计风格到建立三联书店的“优雅人文”的书籍设计风格体系，这个过程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宁: 回来之后的1987年到1996年，将近10年间，我非常努力地做事，很多作品出自那个时期，比如金庸的书、《陈寅恪的最后20年》等。那时候是比较累的，当时包括海洋、张红、董学军、罗洪他们都是我招进来的。我是编辑部主任，在做设计的时候帮着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大家进步很快，慢慢他们就融入到了这个集体中，无论在对设计的想法或对事物的理解，大家都能够逐渐达成统一的认识，这是一个整体的环境。
韩: 如对书籍风格的把握和设计，您的意思是说，这并不是某个人创作的设计风格，而是说本身三联书店的出版物、读者群、出版社的性格、类别，甚至包括像有范用这样的前辈的影响，整体形成的？ 宁: 对，是整体形成的，包括以前的书，怎么样，大家有看法，你拿着这个稿子，你要了解内容，和编辑谈，从内容出发去做，得训练自己，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对文本的感受，他们慢慢都会表达。当然每个人有差别，但基本上基调都是一致的，个人的把握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韩: 是啊，您的风格的形成，实际上说除了传承之外，还有您对这块的把握。我觉得三联风格的雅致，首先联想到的是您的丰富的低彩度的灰色系的人文色调，这个是怎样形成的呢？ 宁: 是我对色彩的关心，我为什么都要用灰颜色呢，就是我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不是那么像老百姓一样是很纯的颜色，都是中间色，我认为就是灰调子，比较雅致。也受袁运甫先生色彩教学的影响。 韩: 但是灰里面又有丰富的色彩。 宁: 对，灰就是在中间那个色系里面，怎么跳出来，或者明快怎么样，你来掌握。在这个领域求变化，要把握主要情调，不能够有太个别的颜色出来，接下来就形成了这个感觉，越做下去，可能色彩对比越有意思。在色彩里面，用色彩来说话，表达情绪。本来色彩是有感情的，你寻找这个，你要感情说得对。《郊城晨曦》，你要把晨曦颜色做出来，晨曦是什么感觉，你要观察，早晨起来，那个天空是黄黄绿绿的，太阳光出来前，阳光给你照着那个红。 韩: 微妙的泛紫、泛粉那个东西。 宁: 就是微妙的东西，你找出来，你会打动人的。 韩: 实际上这个就是后来形成三联这种灰色调，也是非常丰富的、雅致的人文情调。 宁: 对，这样用色彩去说话，用色彩去表达情绪，这就形成了后来所谓的人文情调。后来香港三联的陆智昌延续发展了这种风格，但他有来自英国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又融入了西方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很内敛、不张扬。
韩: 我记得您好像在那个期间也办过一阵公司，是有吧？为什么呢？ 宁: 是，那其中有一年时间，我办了个公司。之所以要创业，是因为从日本回来对国内的体制感觉有问题，日本讲谈社1060个人，没有一个人搞设计的。有个装帧部，3个人，设计大部头的书，他们就去找杉浦康平先生等名家做设计，小的书，在周围有无数个小设计公司为他们提供服务，所以，他们除了出版几十种杂志每天能出三本书。 模仿日本，跟出版社领导商议把美编室独立出来。
《乡土中国》 设计/宁成春
1995年出版社将美术编辑室注册为新知设计事务所，成为社属三产企业。免费完成出版社设计工作，对外营业。设计大连长江广场等CI项目共十一种及其他企业样本、画册。为事务所购得汽车、空调、暖气、冰箱、办公桌椅及画册等工具图书。一年后三联书店以“新知设计事务所”名义与民营企业合作创办三联生活周刊，于是我退出，回到书店继续担任美编室主任。公司就这么办了一年，算是一个经历吧，很有活力的一段时间。 韩: 那么到了1996年的时候，您和吕敬人、吴勇、朱虹四人怎么又想到举办“书籍设计四人展”的展览呢？你们四人合作的那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书籍出版界可以说产生了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我想了解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背景？为什么要做？记得当时那本书要卖128元，很贵，但它带来的是对书籍整体设计的把握，对我而言很激动很震撼。这真的是一个里程碑。
宁: 1996年三联书店新大楼落成，二楼留有四百平米的空间，老吕找我谈，想举办展览。那时（新加坡）协茂纸业刚进京不久，我、老吕、吴勇、朱虹都是协茂的客户，得到协茂支持，计划展出的同时出版一本画册，记得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每周去吕敬人家，四人聊天，朱虹负责录音、记录整理，包括内容、设计方案大家共同出主意，最后由吴勇实施。吴勇年轻能干、出力最多，下厂制版、印制十分辛苦。可惜后来各走各的路，再没有机会合作。 韩: 您退休后就创办了您的设计工作室，您为什么退休后还做这个呢？是不是觉得离开了体制的束缚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设计工作？ 宁: 2000年董总在香港找到陆智昌，动员他来北京，半夜阿智打来电话，问我可否去北京，我极力推荐，希望他来。他受的英国教育，早就劝他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他真的来了，为了解决办公室，陪他到处找地方，都不合适，最后下决心，买了“1802”这套住宅。一年后阿智在北京逐渐打开局面，在现代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在出版社的美编室，人来人往不安静，浪费时间。02年退休后成立了工作室，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状态。从日本留学回国我觉得出版社不应有美编室，设计人员应独立在社外，发挥每个人的专长。社会上应有不同类别、个性的设计公司。退休后的七年，从02年到现今，工作繁忙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得到迅速提高。 韩: 您认为“装帧”与“书籍设计”是怎样一个关系？他们是不是一种时代的发展和传承呢？ 宁: 我完全赞同从“装帧”到“书籍设计”这样的转变，四十六年来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转变。最早引进杉浦先生的理论观点是1989年我编辑设计的《日本现代图书设计》首次发表杉浦先生的文章《从“装帧”到“图书设计”》那时老吕在日本研修，回国后他做了大量推广工作，使得杉浦先生的理论深入人心，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设计师。
杉浦先生说：“一提到装帧，一般认识则是编辑决定版式，装帧者进行封面设计，或画一幅画而已。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着手于书籍整体设计，包括内文编排、文字、字体、字号、标题、目录、扉页、封面、函套、腰带到版权页的设计，并对所有用纸，材料进行选择，设定印刷装订工艺，进而连书籍的宣传品也成为设计的对象。以上‘书籍设计’概念的提出，实现和确立的过程，曾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以及理论上、技术上的争执，不过最终还是被大家理解了。”“书籍设计”已无法用“装帧”、“书装”等词汇加以概括，“书籍设计”已不是设计者或插图画家个人承担的工作，而是参与从选题计划到成书为止整个出版过程的所有人的共同工作。 很明显杉浦先生将图书的选题计划、文章的叙述结构，图片的设定、选择、结构编排及最后发至工厂的印制过程统统都归纳入“书籍设计”范畴。是众多人的共同工作，设计者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核心角色。 韩: 您怎样看电子时代对书籍行业的冲击？书籍设计的未来呢？ 网络时代无疑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同时在书籍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字内容的阅读功能已经在网络那里可以达成，所以，纸质书的出版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像资料一样的书籍就没了生存的空间，找资料上网去查即可。所以注重形式的书是网络时代的一个产物；书内容要精、形式要精，成为艺术品值得收藏。出那么多粗制滥造，马上就成为废品的书没有任何意义。不要出畅销书，要出一些有品质的，少量的，能收藏下去的书。出版社必须要出版有个性的书籍，否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书的装帧恰恰是网络阅读物里面不可替代的一个部分。
本文转自“敬人纸语”，首发于2011年第6期《书香两岸》 点击下列 蓝色文字 查看精选内容 入行指南丨如何制定读书计划丨投稿说明｜编辑生活范文｜编辑手记范文｜书店范文丨电子书丨kindle｜豆瓣阅读｜知乎｜离线｜独立出版｜刘瑞琳｜李昕｜谈页边距丨沈昌文｜范用｜汪家明｜姜峰丨原研哉｜朱赢椿｜聂永真｜杨林青｜王志弘｜诚品｜PAGEONE｜钱晓华｜方所｜万圣书园｜理想国丨再谈编辑丨再谈电子书丨再谈读书丨我在单向街书店的日子丨2015中国最美的书书单丨Goodreads2015书单丨2015年《纽约客》年度书单丨那些在豆瓣上消失的书丨关于书籍设计的一些网站 ▼点击阅读往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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