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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的藏书量也很巨大，但随着历史变迁，此藏书楼旧藏之本基本分为了两大份，大部分归了当今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还有一部分现庋藏于北京的中华书局图书馆。这两处我都前往去探视过，两处数量之大，远超我的想象，如若有一天能合二为一的放在一起，中华书局的这份旧藏肯定能拔得中国企业藏书的头筹。虽然当年中华书局的旧藏之书我已看得了大貌，但毕竟这家伟大的出版社诞生于上海，它的旧址当然是我必须要访得之处。要谈中华书局的来由，当然要首先从他的创始人陆费逵先生谈起，可以说陆先生是中华书局的灵魂人物。 中华书局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缘起 陆费逵对书业感兴趣，大约有两个渊源，一是他的祖上本来就是跟书有关的一位重量级人物，这个人物名叫陆费墀，此人在乾隆年间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荣任《四库全书》的总校官，他参加这项伟大的工程长达20年之久，而后他又升任为《四库全书》的副总裁。这些职务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头衔。《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件重大的文化工程，当时几乎集中了各个学科的顶尖人物，能在这些人物中当一位总校官，没有很深的学术功底，绝难在这个位置上坐的稳，因此这位陆费墀就成了陆氏家族中名气最大的一位先人，当然也就成为了陆费逵心中的向望人物。从这个角度而言，陆费逵对书业感兴趣，应该说有着家族血统，或者称为前人的感召。 但是陆费逵真正走入书界，也有一个小的因缘。他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我为什么献身书业》，此文初次发表于《中华书局月报》1922年第2期，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个段落：“我为什么要献身书业？其中有两个动机：第一次是我十九岁那一年；几个同志因为买书困难，——一方是经济困难，一方是购觅不易。——大家想开一家贩卖书籍的店，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凑了一千五百元股本，在武昌横街开办，招牌叫‘新学界’。做了一年，营业达一万余元，除了开销，还有些盈余。”因为买书难而去开书店中，这种做法也足够离奇，他们在武昌开的这个书店竟然挣了钱，我觉得这件事应该对陆费逵有较大的影响，至少让他觉得一者可以不花钱就能读到书，二者经营书业还能挣钱，成之为生存的手段。后来他建立起了中华书局，如果论思想萌芽的话，应该始自此时。 影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箱体 陆费逵在武昌的这段经历，不止是让他对书业有了信心，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在这个阶段了解了革命。陆费逵是1903年来到了武昌，第二年他跟朋友就开了以上所提及的书店，这个书店的名称叫“新学界”，此店的经理就是陆费逵。在收书的过程中，他读到了《革命军》、《警示钟》、《猛回头》等一些革命周刊，这些书刊内所谈的思想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个阶段，有位革命党人名叫刘静庵，此人借基督教圣公会阅报室，在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革命理念和发展组织。这个阅报室的名称叫日知会，于是他们就以日知会的名义成立了组织，而陆费逵也参加了会议，并被任命为此会的评议员。而后日知会会员张汉杰、冯特民将《楚报》分别办了起来，当时的总督是张之洞，他以鼓吹革命罪查封了此报，张汉杰被捕，而陆费逵则立即逃往上海。据说他得到消息的时候，连鞋都顾不上穿，穿着拖鞋就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 陆费逵来到上海之后，他本打算前往日本留学，但因为费用不足，最终未能成行，而后他在文明书局当起了编辑。那个时候的上海，其实不止是上海，就中国而言，商务印书馆也是第一大出版机构，其影响力可想而知。一个偶然的原因，商务印书馆的老板高梦旦见到了陆费逵，蒋维乔在《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约在民元前三年间，高梦旦常代表商务出席于书业商会，屡与文明书局代表陆费伯鸿见面，谈论之下，大异其才，……陆氏既能操笔编书，又于发行、印刷，头头是道，故梦旦佩服之。归言于菊生”，这个阶段陆费逵代表文明书局去出席书业商会，正是在这个会上，他见到了高梦旦，两人谈论之下，高大为佩服陆的言谈，认为他是出版业的奇才。陆不但能自己写书，还能编书，同时对发行和印刷也很内行。高梦旦爱才如命，认为陆是位难得的人物，于是回到商务印书馆后他就把此事告诉了总经理张元济，“于是以重金聘为出版部主任。梦旦欲坚其心，又以侄女妻之。” 中华书局影印三栏本《古今图书集成》式样 于是商务印书馆就以重金把陆费逵纳入麾下，成为了本馆的出版部主任。蒋维乔说，高梦旦为了能够稳住陆费逵，使其长期地为商务印书馆服务，于是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陆，从此成为一家人。蒋的这个说法较为笼统，实际情况是，1908年秋，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刚到商务时，陆所任是国文部编辑员，到了第二年春，才将其提拔为出版部部长，而后陆又当过商务的交通部长兼师范讲义社主任。1909年2月，商务又创办了《教育杂志月刊》，也命陆费逵为此月刊的主编，陆在商务提拔之快，受重用之高，远远超过了同僚，蒋维乔说：“商务待陆氏之优，超出同侪。虽年久资深之馆员，皆不能望其项背。” 可见，商务印书馆把陆费逵视之为出版界的高才，其实这种看法反而是低估了陆费逵的抱负。我们前面说过，他曾参加过秘密组织，也读过一些革命刊物，所以他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同时，他又对社会的变革以及未来的社会风暴有着自己预见性。陆费逵隐约觉得中国的封建社会即将结束，而社会的变革定然会影响到教育的新观念，于是他开始偷偷地编写适应新社会的教科书。陆费逵的女儿陆费铭琇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国近代教育和出版业的开拓者》，此文的副题是“回忆我的父亲陆费伯鸿”，而“伯鸿”就是陆费逵的字，这篇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个段落：“在清朝帝制濒于崩溃，中华民国诞生之时，君主时代的教科书已不适用，如何改革教育成为文化教育界亟须解决的问题。父亲深信革命定能成功，应该准备一套全新的教科书开发民智，培养民国所需人材，乃秘密邀请几位知己，包括我三叔陆费叔辰，在家里编辑新的教科书。白天上班，晚间编教材，常至深夜。” 同文书局影印原大本《古今图书集成》 这个阶段，陆费逵正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但他认定，新时代必将到来，而新的教科书也必定是新时代急需之物，于是他在这场变革到来之前，就秘密地邀请了几位知己，在他的家里开始编写教科书。陆费铭琇的这篇文章接着写道：“1912年1月1日，父亲与戴克敦等人创立中华书局。定名‘中华’，既是对革命的纪念，也包涵着培育共和国民的责任感。”原来，中华书局之名就是来源于“中华民国”，而他的创立日期也跟中华民国的成立日期为同一天。在这一天，陆费逵脱离了商务印书馆，成立起了自己的书局，他在这天宣读了《中华书局宣言书》，此书中有一段话写明了他编新教科书的内在原因：“国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即此可见，陆费逵创建中华书局也是实现他教育救国的思想。 中华书局排印本《四部备要》广告 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在百废待兴之时，教育当然要首先进行改革，以此来宣传新观念和新思想，而这个时候，其他各家的出版机构还完全来不及适应这种突然的变化，而刚刚成立的中华书局却有了全新的教材面世，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关于这件事，蒋维乔在如下的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暗中预备全套适用之教科书，秘密组织书局。至民国元年，中华书局突然成立，中华民国之各种教科书，同时出版，……伯鸿亦脱离商务，一跃而为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的这个举措也受到了后世专家的关注，白化文先生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解放前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两大项目》，这篇长文的第一段就有如下的评价：“中华书局从它诞生之日，即1912年1月1日起，或者再提前一点来说，从它预测革命必将很快成功，因而在地下编纂共和国教科书，以便夺取商务印书馆在宣统年间几乎独占的教科书市场起，这两家多方面的竞争就开始了。头一次竞争，即这次教科书的竞争，中华抢先，商务慢了好几步，大吃其亏。可见，预见并能顺应新潮流，十分重要。” 中华书局排印本《四部备要》内页，所用铅字即是仿宋聚珍版 中华书局刚刚成立就打了这么一场大胜仗，真可谓：不鸣则矣，一鸣惊人；不飞则矣，一飞冲天。白化文先生认为，中华的这次胜利，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陆费逵的前瞻性，这种预见性在商业经营方面极其重要。而后陆费逵掌管中华书局30年，将这家新起的出版机构做成了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而后有了长期的竞争。这种竞争当然是一种良性，崔文印先生赞誉这种竞争是“商业竞争的良好典范”。在陆费逵的领导下，中华书局得以迅速发展，鼎盛时期，此局的编辑就超过了200人，其中有许多编辑成为了中国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有张闻天、田汉、潘汉年等等太多的名人，而那个时代的文化界重要人物，都曾在中华书局出版过自己的重要作品或发表过文章。 民国初年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一个阶段，国内各地兴办起了许多图书馆，但图书馆兴建起来了，自然需要大量的填充之物，这正是出版界的黄金时代。图书馆为了能够增加品种，所以会购买许多的大部头著作，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当时的一些出版机构都开始广泛地复制和编辑古代的大部头著作，那时的风气，白化文先生有如下的描述：“大部头丛书便于各种图书馆一次扩容，如新开办的各级学校图书馆、省市图书馆。即便是库容很大的大馆老馆，购入这么一大套书，在当时也算不上珍稀之物，如果开架阅览，也省得总是入库找书，还省得动善本。于那时附庸风雅的有钱的人，有这么一大套摆在客厅或书房，也很壮观呢！” 中华书局排印《六朝文絜》四部备要本 那时商务印书馆的主政是张元济先生，张先生是目录版本学大家，所以他所选择的出版底本，都是尽量地去找到每一部经典古书的最佳善本，但是到了民国时代，历史上的著名著作，能够找到珍善之本者毕竟是少数，但即使是这样，张元济还是费尽心力影印出了《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些部头巨大的著作，而这些著作广受社会各界赞誉。但中华书局为了生存，就缺乏这种先天优势，因为陆费逵并不善于目录版本之学，因此也少有这一界的人脉关系，故而中华书局如果想在出版大部头方面跟商务展开竞争，显然他们要按照商务的办法去选择底本，则完全不可能有所突破，所以，陆费逵以他那在出版方面超人的才能，想出了另一种出奇创新的办法。 康有为得到这部铜活字本后所写的题记 这件事情要从聚珍仿宋字谈起。民国初年，当时的西泠印社社长是丁辅之，西泠印社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篆刻界的第一重阵，能够任此社社长者，绝对是国学方面的一流人物或者对篆刻有独特贡献者。丁辅之本是杭州第一大藏书楼——八千卷楼的后人，他的眼界之宽阔自不在话下，他成为了西泠印社的社长，但丁辅之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他跟自己的兄弟共同发明了一种印刷字体。在那个时代，出版书籍仍然是以传统的木刻板为主，这个时代的江南虽然西方印刷技术已经较为流行，但是这些铅字的排印本更多的是关注内容的传播，而不能像中国的古书那样，能够表现出文字之美，这对于追求文字美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是一大缺憾，但是传统木刻技术毕竟抵不过铅字印刷的便利，可能是基于这种原因，丁辅之想取两者之优，也就是用中国的书法之美再结合上铅字的便利，以此发明出字体优美的铅活字。 聚珍仿宋本印书广告 凭空造出一种字体当然不容易，但是中国的宋版书被认为是中国古籍刊刻之美的最佳范本，于是丁辅之、丁善之兄弟就广泛地争求宋版，然后从中间选择出漂亮的字体，经过改造，将这些字统一成近似于唐代欧阳询的书体，然后将其按照字体大小制作出多套字模，他们给这种字体起名为“仿宋体”，而后又仿照武英殿聚珍版的名称，将这种字体称之为“聚珍仿宋体”，而这种字体排印出的书很快受到了社会上读书人的喜爱。 头脑敏锐的陆费逵肯定听到了别人的评价，也看到了这种排印优美的字体，他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几经商谈，把丁辅之、丁善之兄弟发明的这种聚珍仿宋体铜模于1920年全部买了下来，这件事记载于钱炳寰所写的《中华书局史实丛钞》：“聚珍仿宋体，为杭州藏书家八千卷楼旧主人丁辅之、丁善之兄弟仿写创制。1916年设有聚珍仿宋印书局，1919年与中华合作，有所扩充。至1921年，议定以2.6万元将全部字模及其版权归并于中华，申请专利三十年。丁辅之亦随之加入中华，订约十年，特设专职部门主之。” 这套著名的字模归了中华书局，陆费逵当然不会像我这样，买什么东西都想着来收藏。中华书局花这么大代价拿到这么套字模，当然要有所作为。那时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陆也想编一套这样的大部头，但他没有那么好的底本，更何况张元济所选择之书，目标主要是盯着宋元，如果没有宋元本，或者是宋元以后所出之书，则会选择每一书能够得到的最好底本，但是就传统古籍而言，其实清代的朴学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其学术价值有的远远超过前代，然而这些书却无法列入规格颇高的《四部丛刊》之内。 中华书局所发行的教科书 陆费逵抓住了这个特点，于是他就开列出了一个书单，这个书单里几乎包括了中国所有的历代名典，尤其是清代学者已经整理校勘过的旧籍，因为能够选择清人著作，所以这部大书的选择余地就大了许多，更何况《四部丛刊》强调于好的版本，而许多历史名籍因为没有善本流传下来，也就自然没有被收入丛刊之内，而中华书局编的这部大书起名叫《四部备要》，即此可知，它的着眼点在于“备要”，讲的是内容，而不关注版本，这样在历史典籍的选择方面，确实就能够做到“备要”。“备要”二字以我的理解，就是即完备，又重要，故而白化文先生评价说：“1921年就开始辑印《四部备要》。这是中华聪明之处。因为这种字特别适合印古籍线装本，古雅大方，当时中华独一份。这就甩掉了影印方面无法取胜的包袱或说无法克服的弱点——那是非影印善本不可的——排印则主要看内容有无价值，底本不是主要的考虑对象。” 中华书局既然找不到好的底本来影印，那就以排印本的方式予以出版，而排印本则完全不用考虑底本的善与不善，只要校勘做的好，依然可以称之为善本。而今底本问题算是解决了，那么，如何印刷出版？或者说选择怎样的方式来印刷出版？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前面谈过普通铅排本的不漂亮，排印出的书肯定无法跟《四部丛刊》进行竞争，而陆费逵的高明之处，就是他前瞻性地买下了丁氏兄弟的那一大套聚珍仿宋字模。我当然不知道他是买下字模之后才有了排印《四部备要》的想法，还是先有这个出书的想法，而后才买来的这套字模，但无论孰先孰后，中华书局就用这套漂亮的字模排印出了《四部备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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