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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生缺乏责任心、缺乏独立思考，或者唯唯诺诺、逆来顺受，或者“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人格就有缺陷，容易成为专制社会的顺民、刁民，而非民主社会的公民。
平淡教育 性品教育 “凡有机体必须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傅斯年不仅是学术大师、社会活动家，而且是教育家。早在1932年，他就在《独立评论》发表多篇教育时评和论文，观点犀利，文风畅快。 例如，“若是把办学当做买卖做，尚不是最坏的；若当做走狗制造场，乃真是乱国害政的大源。”（《教育崩溃之原因》）针对国民党反复洗脑的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他批驳“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教育之整顿，学风之改善，其关键皆自上而下，都不是自下而上。”（《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1946年8月，即将卸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认为解决办学困难可从四项着手： 第一，政府应尽政府所当尽的责任。必须调整教职员之待遇，必须给各学校以最低限度的设备。第二，学校当局应尽学校当局的责任。对于学生，应存爱惜而矜悯的态度。第三，学校必有合理的纪律。（闹学潮的）学生成了学校的统治者，这样的学校，只可以关门。第四，学校必有良好的学风。 傅斯年一直想写七八篇论大学的文章，也想写《大学理想》专著，苦于没有时间，又英年早逝，没来得及系统总结自己的教育实践和思考，所幸留下两篇代表作：《几个教育的理想》、《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他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五个教育”上。 第一、平淡教育。 1950年2月6日，《台湾大学校刊》发表傅斯年的《几个教育的理想》，分“平淡无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和“公平”三部分。 他向师生表明，“我只知道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办学，不会用盖大礼堂、纪念馆等办法，把学校办得很热闹。阐述做台大校长的三条教育政策： 第一，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即食、住、衣、书、病五件事；第二，加强课业，不能让学生游手好闲；第三，提倡各种课外娱乐，希望学生有“健康的体格，健全的精神”。而且通俗地用笑话概括这三条政策：“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玩。”（《几个教育的理想》） 当然，傅斯年提倡“好玩”，不是让学生“乱玩”。作为学生办刊的“祖师爷”，他不仅抽空阅读台大学生刊物，而且纠正其不良倾向。1949年12月17日，就致信台大训导长郑通和，坦率批评“学生主办之《星火》半月刊，实在不能说办得好。”以其第四号为例，“同学批评同学，须要善意的，而不可用恶意的名词。” 第二、性品教育。 傅斯年认为，“教育的一个大目的，当要是陶冶学生的性品。”所谓性品，就是“一个人对人对物的态度。上等的性品，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他希望通过学校熏陶而非说教，来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质。对于学生的性品教育，“只说了一句‘讲道’的话，就是‘不扯谎’。因为这是性品教育的发轫……没有智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学问无从进步。”（《几个教育的理想》） 人无信不立。傅斯年不仅希望学生“不扯谎”，还要反对别人“扯谎”。为防止有学生冒领公费，他向全校公布公费学生名单，还鼓励知情者向校长或训导长报告。“这不是提倡密告，也不是刺激同学们的恶感，乃是养成各同学对公义的认识。”“对不好的事起不平的心，是做好国民的应有本分。”（傅斯年《致诸同学第一封信》） 立信是傅斯年对学生的底线要求，终极要求是希望追求真理。1949年11月15日，傅斯年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演说中，期望台大“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最后借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的格言“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作为结语，与台大师生共勉。台湾大学解释，这是强调“本校设立的目的在追求宇宙间一切永恒而无限的真理。”（台湾大学官网，“图书馆·台湾大学校史馆·线上观览·台大精神”栏）
同为教育大家的胡适敏锐地关注傅斯年这篇文章、这些教育理念。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指出，“他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他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来’。就是生活改善，加强功课，同时给以正当的娱乐。第二句是‘性品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就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不扯谎’。”胡适认为，傅斯年表达的是“从青年到晚年根本的认识”。（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第三、公平教育。 傅斯年向来对特权不满、不屑。声称“公平的第一义，是凡同样的人在一切法律或规则上平等。在今天，‘特权阶级’（即有罪可以不罚的）更是要不得的。”（《几个教育的理想》） 考试录取是起点公平，也是起码公平。傅斯年顶住社会压力，杜绝录取工作中的舞弊现象，不符合标准的权贵子弟，不许降格入学。他在校长室门口贴出告示：“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 他还3次在报纸上声明，“假如有人发现我，或其他台大主持人，以人情收容任何一个学生，那么我们便是作弊，应该受国法的惩罚，并受社会的制裁。”（《台大办理本届一年级新生考试之经过》） 公平教育还体现在“机会均等”上。早在1932年7月，傅斯年痛批贫富差距导致的不平等，“国家号称民国，政治号称民权，而贫富之不平更远甚。成个什么样子？”（《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他任台大校长后，在《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中进一步指出，“因为贫富的差别，或者既得利益的关系，使禀赋与学力能升学的不升学，不能升学的反而升了，确是不公道，而且在近代社会中必是乱源。”认为机会均等，“须先有教育机会均等为根本”，所以倡导“各公立学校中尽量设置竞争式的奖学金，一切的努力在乎使贫富不同人家的子弟得到教育机会的均等。” 台北帝国大学时期，学生多为走读的富家子弟，学校不设宿舍。1949年10月，他写长文解释《大学宿舍问题》，“想来想去，台湾大学还是负起为（贫苦）学生筹备宿舍的责任来。”考虑得既周全又务实，确定宿舍的标准“不能太坏，太坏了无法念书；也不能太好，太好了在这个时代中是不公道。” 11月17日，鉴于大陆籍学生已有救济金享受渠道，他发《台湾大学布告》，增设《台湾省籍贫寒学生救济金办法》。 第四，通材教育。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不久，就旗帜鲜明地倡导通材教育。据《台湾大学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他提议“在一年半之内，集中精力，改进本校各种通习科目，建设本校的教育制度。” 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第一流的教授教普通课；课程需要实习的，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余教本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卷；增聘教授，充实全校六个学院的基础课程等。 1950年12月，他又在《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中指出，“教育既为训练技能，也为陶冶通材。所谓通材，并不如当年所谓‘通人’，而是指在他的技能之外有一般常识，能在生活所遭逢的事物上用思想的。”他还在脚注中专门辨析，为何用“通材”而不用“通才”，“才字多为才智之义，材字则为材料之义”。 第五，个性教育。 学生是人，并非机器，这是现代教育的常识。傅斯年在《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说：“人是不应成为木头人的。若一切教育都是为了技能，所造出的人将是些死板不能自己长进的机器，则不久之后，技能随时代进步，便要落伍了，人成废物了。”“凡有机体必须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若果没有，一定流为形式主义，生命力是要窒息的。”在文末，他还坦承这篇文章是一个“有理想而又身受苦痛的人写的”。 傅斯年分析中国学生、中国教育之陋习，“一学外国，每先学其短处，这也因为短处容易学。学德国，先学其粗横；学法国，先学其颓唐；学英国，先学其架子；学美国，先学其花钱；学日本，先学其小气。”“教育要认清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因而要认定它是完全抹杀不了的，同时也要认定它与时代的脱节，因而要做彻底的修正。”（《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 学生缺乏责任心、缺乏独立思考，或者唯唯诺诺、逆来顺受，或者“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人格就有缺陷，容易成为专制社会的顺民、刁民，而非民主社会的公民。 反思大陆教育盲目紧随苏联模式，计划教育、专才教育、灌输教育大行其道。一些学生沦为驯服工具，成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大学的利己主义者》），走了几十年弯路，至今流弊难以根除，令人扼腕长叹。 （2015年11月29日一稿，12月8日二稿，【山水微言·82】。本文为《功狗·功人·功主──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功篇》第6节，连载第7节《史研所“功主” 学术界“超人”》待续。《“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言篇》6节已连载。压题照“傅园·斯年堂”为台大1963学年度毕业纪念册照片，插图为台大哲学系郭文夫所书的斯宾诺沙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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