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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29日5版，作者袁靖。 按照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配对的干支纪年，2016年是丙申年。因为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一一对应，“申”对“猴”，所以今年又是猴年。干支纪年是中原地区的农业人群创造的纪年方法，而用动物生肖纪年则是北方地区游牧人群的文化传统。两相结合，融为一体，代代相传，至今我们仍然沿用这一纪年方法。 生物学家依据生物的形态、细胞、遗传、生理、生化、生态和地理分布等特征，将全部生物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等7个主要等级。按照生物分类学，十二生肖中，除了龙是想象中的动物之外，其余十一种动物均属于脊椎动物门。在此门之下，它们又属于不同的纲和目。蛇属于爬行纲，鸡属于鸟纲，其他生肖动物均属于哺乳纲。在哺乳纲之下，猴属于灵长目，鼠属于啮齿目，兔属于兔形目，狗和虎属于食肉目，马属于奇蹄目，猪、牛、羊属于偶蹄目。人也属于灵长目，猴是十二生肖中唯一一种与人属于同一目的动物。
最早的“猴子”
最早的灵长目化石发现于距今约5500万年始新世早期的地层，不过古生物学家们认为灵长目的起源必定要早于最早的化石记录，分子生物学研究推断绝大多数哺乳纲动物都起源于距今6600万年至距今5600万年的古新世。多数古生物学家认为，亚洲最有可能是灵长目的起源地。灵长目起源之后，迅速向欧洲和北美，即东、西两个方向扩散。灵长目之下又可以分为曲鼻猴亚目和简鼻猴亚目。中国的简鼻猴亚目之下的科，分别有基猴科（距今5500多万年的早始新世，已经绝灭）、鼬猴科（距今5500多万年的早始新世至距今3400多万年的晚始新世，已经绝灭）、跗猴科（距今4000多万年的中始新世至现代）、曙猿科（距今4500多万年的中始新世至距今3400多万年的晚始新世，已经绝灭）、上猿科（距今2300万年的早中新世至距今500万年的早上新世，已经绝灭）、猴科（距今约2000万年的早中新世至现代）、长臂猿科（距今900多万年之前的晚中新世至现代）和人科（距今约2300万年的早中新世至现代）。其中，基猴科、鼬猴科和跗猴科合称跗猴形灵长类，曙猿科、上猿科、猴科、长臂猿科和人科则属于类人猿。
2013年，倪喜军博士领衔的国际古生物学家团队在湖北省荆州地区始新世早期（距今约5500万年）的地层洋溪组湖相沉积环境中发现了一具相对完整的灵长类化石，它的体型很小，身体长度仅7厘米左右，体重也只有20～30克，和现存最小的灵长类侏儒鼠狐猴相近。这具灵长类化石的头骨、牙齿和四肢骨的很多特征都与跗猴类似，但是它的脚后跟的骨骼特征却与类人猿接近。由于跗猴的脚跟很长，所以它非常适合在树林间跳跃生活。相比之下，包括人类在内的类人猿的脚跟则较宽，不擅长跳跃，更适合于行走或奔跑。这具灵长类化石在演化上的地位相当独特，在它出现时，跗猴和类人猿刚刚分家，这具化石的脚后跟的骨骼上还保留了一些类人猿的特征。经典解剖学依据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之踵的典故，将连接脚跟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的肌腱称为阿喀琉斯跟腱。在湖北发现的这个早期灵长类的脚跟具有类人猿的特点，为了凸显这一有趣的特征，倪喜军等人将它命名为阿喀琉斯基猴，基猴是属名，即基干灵长类之意。图1就是刊登在2013年《自然》杂志主页上的阿喀琉斯基猴的复原图，由于现在亚洲地区的热带丛林中还有跗猴，因此，依据化石骨骼和现生跗猴的形象复原的这张图尽可能地体现了科学性。
阿喀琉斯基猴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在灵长类出现时，其形体是非常小的。这个发现让我们不禁回想起186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发生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赫胥黎和同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主教威伯福斯关于进化论的辩论，其高潮是关于猴子与人的关系的问与答。毫无疑问，这场辩论进一步奠定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科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但是不能否认，正是由于威伯福斯主教等人借助于科学哲学理论功底和生物知识对进化论的批判，促使进化论变得更加全面、系统、完善和科学。
考古遗址出土的与猴相关的资料
在更新世及其时间更早的地层里，发现不少灵长目动物的化石，但是完整的化石不多。图2是在重庆市万州区盐井沟发现的相当完整的属于距今80～70万年的金丝猴头骨化石。除了整体上较为粗壮之外，其他特征与现在的金丝猴头骨几乎完全一致。 图2 蓝田金丝猴头骨 从发表的将近300处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来看，进入距今约1万年开始的新石器时代以来，发现猴科动物骨骼的遗址数量相当少，约有40余处。这些遗址绝大多数属于新石器时代，仅有个别属于商周时期，分别位于辽宁、河北、甘肃、陕西、河南、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省市自治区。图3就是这些遗址的分布图，其中红色的点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蓝色的点为商周及更晚的遗址，有的一个点表示相邻很近的几个遗址。从图上可以看出，在发现猴骨的遗址中有70%左右均位于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 图3 猴骨出土地点 依据动物考古学家的鉴定，考古遗址出土的猴的种类有猕猴、金丝猴、叶猴和藏酋猴等。在更新世及更早的时期，猕猴属的化石多发现于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和山西、河北、北京、辽宁的部分地区，金丝猴属的化石多发现于西北地区南部、西南和华南地区，现在的藏酋猴分布于西至西藏、四川，东至福建、浙江等地区。发现猴骨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的分布位置，与猴的自然栖息地是大致吻合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遗址中发现的猴骨数量均很少，且都是破碎的。我认为猴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人类捕获的猎物，我们现在看到的零星猴骨，就是被当时人偶然捕获、宰杀、肢解、食用和废弃后残存下来的。图4是在陕西省宝鸡市关桃园遗址（距今7000年至距今5000年左右）发现的金丝猴的头骨。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研究人员在几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类似猴子形象的陶塑像，如湖北省石门市属于石家河文化的邓家湾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塑动物，其中就有一些类似猴子的造型。可惜邓家湾遗址没有出土动物骨骼，无法开展相关研究。
到了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中除了发现破碎的猴骨外，还在西北冈王陵区的一个祭祀坑里发现单独埋了一只呈捆绑状的猴，整体上摆放成侧身屈肢的样子，脖子处有一个铜铃。考虑到殷墟埋葬的大象的脖颈处也发现铜铃，墓葬的腰坑内殉葬的狗脖子上也系有铜铃，我认为当时这类动物可能具有类似宠物一样的特殊身份。
在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多件青铜剑和扣饰，上面都有猴子的形象。比如，图5所示的13号墓的一柄青铜剑的剑身两面均刻画有猴子助一赤身女子与猛兽搏斗的画面，其一面为猛兽用四腿搂住一盘发、带耳饰的赤身女子，该女子左手持匕首欲刺猛兽，猴子从后面跃上抓住猛兽的尾巴，张嘴欲咬。另一面为猴子已经死死咬住猛兽的尾巴，女子的右手抬起，左手持的匕首已经接近猛兽的身体，双腿开始从猛兽的下肢中挣脱。这两幅画面里一定蕴藏着有待于认真解读的神奇故事。
另一青铜剑上有公猴与母猴双目圆睁的形象，两面吻合应是两块陶范制作而成。
图7所示的71号墓出土的圆形扣饰以青铜为底座，底座的边缘为11只猴子的造型，猴首均左顾，四肢蜷曲伏地，前面那只猴子的尾巴搭在后面那只猴子的上身，在圆形扣饰的正中镶嵌一块红色的玛瑙，在玛瑙周围镶嵌一圈一圈的圆形绿松石。
在中国各个时期的众多考古学文化中，唯有地处云南地区的石寨山文化出土了如此集中地表现猴子的人工遗物，这应该和云南地区适宜猴子生存的独特的自然环境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经常能够观察到猴子的行踪，久而久之，猴子的形象就成为当地精神文化中的一个要素。他们在接受外来青铜文化的影响、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融入了猴子的造型，赋予其特殊的意义，展现出石寨山文化既有本地传承，又有外来因素的独特面貌。
在内蒙古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小形装饰上，有猴子骑马的形象。图8所展示的这些骑在马背上的猴子或戴冠、或不戴冠，均为大眼睛，尖嘴，背微驼，双手合于胸前，与下颌相连，胸前呈一圆孔，猴子所骑的马匹均矮小，尾巴都翘起。内蒙古地区不是猴子的自然栖息地，当地人原本没有猴子的概念，出现这些猴子骑马的装饰当有另外的含义。王迅博士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这些猴子骑马的形象显示当时的人已经认识到猴子与马在一起能够防止马的疾病。他认为这种认识最早出自印度，经印度传到伊朗的斯基泰文化，再由斯基泰文化传到欧亚草原地区的塔加尔文化，然后由塔加尔文化传到拥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文化，即由印度出发，最终进入中国内蒙古地区。在北魏时期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中专门提到这个重要的养马经验，“《术》曰：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这里提到的《术》是另一本书，由此可以推测，养猴于马厩可防治马生病的文字记载可能早于北魏时期。多位学者认为，后来出现的“弼马温”这个官职名称实际上就是“避马瘟”的谐音。
邢义田博士考证了战国时期的带钩、汉代的画像石、唐代的陶俑等不同时期多件文物上的猴子形象。他发现战国时代山东省曲阜市鲁国故城、陕西省咸阳市战国秦墓中均出土了错金或错银的冶铸成猴形的铜带钩。图9就是鲁国故城出土的猴形铜带钩，此猴全身贴金，双目镶嵌蓝料珠，显得炯炯有神，其右臂下垂，左臂前伸，右腿拱起，左腿后伸，尾巴稍弯曲，整体呈跳跃攀援回首状，形态十分生动。邢博士认为这种造型的带钩极少发现，且没有当地文化传承的线索可寻，可能是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的产物。 图9 齐故城猴形带钩 图10展示了山东省出土的画像石中发现的人在树下射猴的图像，“猴”、“侯”谐音，“射猴”即“射侯”，树下射猴的人，象征射取官位，盼能封侯富贵。在河南、陕西、山东出土的陶俑和画像石上，分别发现了猴子骑马的陶俑和以猴子骑马为图案的画像石，这可能也是用谐音和喻意的方式象征“马上封侯”，表示功名指日可待。 图10 汉代画像石上的猴子 由此我联想到在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发现不少东汉时期作为随葬品的摇钱树，如在四川省三台县东汉墓中发现的一株摇钱树，在上下五层的树叶中，有四层均挂有猴子，共计48只，这群猴子都以单臂上伸挂在树上，另一臂手持昂首的朱雀或灵芝仙草，有的猴子长尾弯曲与臀部相连，有的猴子长尾弯曲后伸，形象极为生动。在这类摇钱树上挂猴子，可能也表示了渴望封侯，企盼官禄的心愿。在辽宁省朝阳市发现的唐代墓葬中，出土了在一头骆驼的驼峰顶上趴着一只猴子的唐三彩，如图11所示，骆驼昂首，驼峰两侧附有托板，上置物品的顶端蹲踞一小猴。此猴或许如邢博士所言，有防止骆驼疾病的作用，但也有可能是商人用来克服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作为一路取乐、调剂情绪的宠物。
图11 猴子骑在骆驼上图像 此外，还有一些用猴子造型来装饰的器物，如在山西出土的西周晚期的刖人守囿车的盖上有四只小鸟围绕着一只老老实实的坐猴，在河北中山国王墓出土的人俑灯的灯柱上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猴，出土地不明的战国时期的青铜鎏金嵌玻璃珠车饰上有一只似在左顾右盼的猴等等，古人把猴子的形象塑造在这些器物上，仅仅是为了增加图像的生动性，还是有特殊的意义赋予其中，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从整体上看，自春秋战国以来，多个地区发现的猴子造型包括了几重含义，既有彰显地区特有的动物形象，塑造与众不同的文化符号的作用；也有象征保护马群健康，防止疾病流行的实用价值；还有求取功名的意识，反映出一种精神追求；再有娱乐的功能，给人带来欢快的享受等等。至于其他的含义，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了。
文学艺术中的猴
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同形状的“夒”字。《说文解字》认为“夒”是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辞海》将“夒”解释为是“猱”的古字，是一种猴。“猴”字最早见于《说文解字》，该字为“夒也从犬矦声。”这个以形声的方式书写的“猴”字泛指所有的猴，沿用至今。图12是甲骨文中的一个“夒”字和篆、隶、楷书的“猴”字。
图12 猴的文字 中国古人往往猴、猿不分，有时还把猴称之为猱或猨。中国最早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猴的是《诗经》，在《小雅·角弓》里提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司马迁在《史记》的《项羽本纪》中提到，项羽因为不听从建都关中的劝告，心欲东归，被人谓之“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到魏晋以来，曹丕的“野雉群雊，猴猿相追”，刘琨的“麋鹿游我前，猴猨戏我侧”，张籍的“猕猴半夜来取栗，一双中林向月飞”等诗句，都是对猴子的生动描述。当然，关于猴的最为著名的文学作品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作为猴子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会七十二种变化，他手持金箍棒，与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魔伏怪，历经八十一难，终成正果。
古代以画猴见长的画家不多，比较著名的有宋代的易元吉和清代的沈铨等。这里以图13易元吉的《猴猫图》的局部为例，猴子的脖子上虽有绳子绑住，系在地上，但它活泼捣蛋的本性未改，把一只宠物猫拥抱在怀，任猫惊惧地张嘴直叫，一幅你奈我何的洋洋得意之色跃然脸上，极为传神。画家以纤细的笔线，画出动物通身的毫毛，再加色晕染，致使动物的毛发丰盈，如可触摸。这是易元吉多年畅游荆湖间（湖南湖北地区），深入山区，观察猴子的动静游戏，心传目击，系著笔端的经典之作。猴戏据说起源于汉代，一直流传至今，形式多样，如杂技团训练猴子耍杂技，走街串巷的民间艺人打锣耍猴，此外，还有一种猴戏成为真正的艺术，即京剧中人装扮成猴，表演孙悟空的武生戏，用惟妙惟肖的动作塑造出个性鲜明的美猴王。
美猴王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形象。2015年12月17日在西昌卫星中心成功发射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就取名为“悟空”，这是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的首发星，其名字让人联想到齐天大圣孙悟空。中国的现代空间科学和古代的传统故事结合在一起，科学性和历史性并举，严谨性和浪漫性交织，现代航天技术中洋溢着一种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
期待着猴年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喜悦和收获，希望中国文化在与时俱进的征途中，迸发出更多的魅力和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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