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是吐鲁番文书中享有盛名的一个长卷。1969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的一座唐墓。“这个残卷，长五百三十八厘米，每行正文二十字左右，原为《论语》的前五篇。发现时，《学而》的全篇和《为政》的大部分已缺。现存《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十五行。同过去发现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一样，每篇的篇题之下都书明‘孔氏本，郑氏注’。卷末的文字表明，这卷郑注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写完的，写书人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时年十二岁。另外，卷末还写有《三台词》、《千字文》和其他诗句等。”(引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论语郑玄注》在唐以后就失传了。但本世纪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论语郑玄注》的残本，使这部书的十之七八又大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卜天寿的这个抄本是这些残本中保存较好且长度最长的之一。 而人们特别垂青这个卷子，还和他的抄写人有关。这位十二岁的学生，在做完作业后，还在其上活灵活现地写下了一首充满童趣的绝句，诗云：“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鹹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这些随手写下的文字使得这个卷子不再是冰冷的古籍，而充满着人类心灵史今古相接的鲜活气息。 展览中还有学生练字的《千字文》(补注：又去看了一次，发现这是和田出土的)、《兰亭序》等等。这些学生作业生动说明，从1世纪到8世纪，汉文化在高昌（吐鲁番）一带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而随着唐王朝的由盛转衰，汉文化逐步退出西域长达1000余年。 其他引起我注意的，还有《三国志·臧洪传》。这件文献是1965年，由当地农民在吐鲁番安伽勒克南郊的一座废弃佛塔下面的陶罐内发现的。罐内还装有《三国志》的《孙权传》。据学者研究这些书在裴松之作注之前就流入西域了，可见当时文化传播交流之密切与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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