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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人心目中，泰山是中华民族的圣山，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圣人。泰山与孔子这“两圣”之间，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孔子犹如泰山，巍峨屹立于东天；泰山犹如孔子，文化内涵深邃。 一 泰山距曲阜不足百里，打破今日之行政区划，历史的、文化的去看待孔子，孔子就是“泰山之子”。岱庙内保存有一通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刻勒的《大定重修宣圣庙记碑》，碑文曰：“泰安之为州也，有岳祠以壮观其中，有岱宗、徂徕、泮、汶、漕、济以环抱其外，实为周公之封境、孔子之乡国、帝王封禅之所也。”此所谓“周公封境、孔子乡国”是言之有据的，并非孟浪。 史前时期，泰山、曲阜同属“海岱文化区”（或曰“泰山文化圈”）的核心区。泰安市之新泰境内曾发现距今5万年前的“智人”牙齿。到了距今8000年前，冰河期的结束导致华北平原汪洋一片，惟独泰山成为“孤岛”，救生灵于涂炭，留下了我们的“根”。在泰山、曲阜之间的大汶河两岸，还发现了一处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就是驰名中外的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命名地。大汶口文化居民以凤鸟为图腾，成为后世之中华民族的两大图腾（龙、凤）之一。其部落首领叫“少昊氏”，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以鸟名官”，而少昊之“昊”字又从日从天，他创造的一个图形文字自上而下由“日”、“火”、“山”组成，专家考证，其完整的含义是“在泰山顶上放火燎祭于天”，为泰山封禅之滥觞。曲阜城郊至今还保存着“少昊陵”等文物古迹。到了夏代，天下划为九州，泰山、曲阜均属兖州之地，泰山为域中之“镇山”。 西周、东周时期，泰山、曲阜均在周公封境之内。西周初年，分封建国，封姜太公于齐，都临淄；封周公旦于鲁，都曲阜。齐、鲁两国以泰山为界，这就是管仲所讲的“泰山之阳鲁也，泰山之阴齐也。”泰山位于鲁之辖区的边境，孔子出生地的尼山也是泰山的支脉之一。孔子本人也认为泰山是鲁之“国山”，他所删订的《诗经·鲁颂》就明讲“泰山岩岩，鲁邦所瞻。”与此相关者，泰山顶上有“瞻鲁台”、“岩岩”刻石等。 孔子晚年，以岩岩泰山自况。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孔子在多年奔波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得时，晚年返回故里整理文献，教授弟子，苦思劳形，身体渐渐不支，却以泰山自况：“泰山其颓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这里“以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孔子以泰山自况也得到了他的弟子们和后人的认可，子贡就曾讲“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隋朝人刘斌在《和谒孔子庙》中也有“何言泰山毁，空惊逝水流”的诗句。明代人严云霄则作了最为精辟的概括：“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还有，乾隆这位满清皇帝，对中华文化有着较深的研究，一生祭泰山拜孔子不断，他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所作《谒孔林酹酒》诗中以“教泽垂千古，泰山终未颓”之句，赞扬孔子像巍巍泰山一样，千古所宗，永远不倒。 二 泰山对孔子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孔子一生多次登临泰山或活动在泰山地区，对其儒家学说的形成与升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孔子思想的集大成者亚圣孟子所讲的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 考察封禅制度。早在孔子诞生之前，泰山已成为七十二代君王封禅告祭的圣山。作为国之大典的泰山封禅，有其一套神圣而严格的仪式，准备随时辅弼国君实现“克己复礼”政治主张的孔子，对泰山封禅极为重视，据《韩诗外传》记载：“孔子到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经过实地考察，反复对照，发现历代封禅的具体仪式差异很大，于是进行了规范，认为只有国君才有资格封禅或致祭泰山，诸侯以下者举行封禅（祭祀）是不合于礼的。恰恰在这个时候，鲁国掌权的大夫季孙氏要祭泰山，孔子急忙去找给季孙氏当管家的自己学生冉有，让其阻止，冉有表示无法阻止，孔子非常生气，讥笑说：难道泰山神还不如我的学生林放知礼，接受这不合规格的祭祀吗？貌似对泰山神发火，其实是抬高了泰山的地位，同时也赞扬了泰山人林放（今新泰放城人）的知礼。 阐释“仁学”思想。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最聪慧的学生子贡曾问过老师：“仁者何以乐山？”孔子回答说：“你看这山，葱茏伟岸，万民观仰，草木生于其上，百鸟群集山林，各种各样的动物得以休养生息。山中盛产山珍富藏矿产，而且藏龙卧虎，是高人逸士退隐的好地方。山的伟大就在于它生养万物而从不知疲倦，四方人民各取所需它也不加限制，总是慷慨施予。从山中吐出来的风云成为贯通天地的生命气息。如果没有山来给人民提供他们生活的所需，国家如何成其为国家？这就仁者乐山的原因啊！”不难看出，孔子关于“仁者乐山”的阐释，就是以泰山为依据的，因为泰山是“中央之美者”，有着“大吉祥”的喻意。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过泰山侧之虎山，见“有妇人哭于墓者哀”，说出了“苛政猛于虎”的千古名言，这对后世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来说，不无警诫作用。 吟诗泰山脚下。目前所知，孔子在泰山脚下曾吟诗两首，一首是《龟山操》，诗曰：“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其背景是，“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鲁君闭门不听朝”（《琴操》）。“摄行相事”的孔子，欲展宏图不得，退而眺望泰山之阳的龟山，感慨万千。另一首是《邱陵歌》。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在各地奔走飘泊14年之久、且已68岁高龄的孔子，被哀公遣使召迎回鲁，孔子心里明白，时下之鲁国，外有吴国入侵之忧，内有季氏三雄争权之患，召他回国实出无奈，不会真正予以重用，在进退惟艰的处境中也很难有大的政治作为，因此当他路过泰山时，深感“仁道在迩，求之若远”，只好“惟以永叹”，心情复杂的作了这首诗歌。孔子的这两首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开创了咏山水以抒情言志的先河。 三 明代《泰山志》说：“泰山胜迹，孔子称首”。这不仅拓展了泰山文化的内容，也使儒家思想文化借泰山之力得以发扬光大。 儒家思想得以弘扬。孟子是孔子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孔子的仁学发展为“仁政”，主张“行仁政”，使“黎民不饥不寒”，人们评价他有“泰山岩岩气象”。到了汉文帝、汉武帝的时候，出了一个董仲舒，为儒学大家，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所采纳，自始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或主流思想。而正是这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泰山情有独衷，面对泰山发出了“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的慨叹，一生8次封禅泰山，铸神鼎，建明堂，树丰碑。儒学发展到宋代，名人辈出，观念翻新，而宋代儒学的繁荣，泰山功不可没。当时，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胡瑗三人在泰山讲学，建立泰山书院，广致生徒，以承传儒家“道统”为己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石介，他是泰山脚下的徂徕人，当时社会地位和官职远在孙复之上，却热情地安排孙复到泰山讲学，并执弟子之礼，这种“尊师重道”的言传身教，给时人和后人树立了榜样。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和朱熹对他们三人非常尊崇，誉之为“宋初三先生”，欧阳修则高度评价泰山书院的创立“能使鲁人皆好学”。 孔子圣迹受到呵护。孔子在泰山地区的活动甚多，其圣迹也受到了泰山人的很好呵护，现仅举数例。红门宫下有一座“孔子登临处”石坊，传说是孔子登临的故址，为此，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巡抚山东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朱衡等建造此坊，以志纪念。坊联说得好：“素王独步传千古，圣主遥临庆万年”。“素王”者，孔子也。坊之两侧的碑刻也意味深长。“登高必自”取之于《礼·中庸》“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是对孔子思想的巧妙传播。而“第一山”者，泰山乎？！孔子乎？！或者兼而有之吧。沿着孔子登山的路线者直达岱顶，在碧霞祠的西侧还建有一座石坊，额曰：“望吴圣迹”。据说颜回跟孔子上泰山，孔子在此举目远望，说我看到了吴国（今苏州）东门外拴着一匹白马，并问颜回你看到了吗？颜回回答道，看到了，还看到了拴马的带子呢。这便是“望吴圣迹”的典故。诚然，用眼睛看到这么远、这么清楚是不可能的，如果用“心”去看，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了，何况圣人站在泰山顶上。 先哲圣像安“家”泰山。对生前自比泰山和身后后人仰止如泰山的孔子，在泰山给他安个家，当在情理之中。泰山修孔庙始于宋代，时称“宣圣庙”，位于泰安城内，金大定年间重修，据竣工碑记载：“大其庙度，柱以石，瓦以琉璃，长廊四回，如拱如揖。圣贤之像皆仿阙里，而又讲有堂，处有斋，以至庖湢亦皆有所，委曲以尽心，期副国家崇儒重道之意”。由此可见庙宇规模之宏大。泰山顶上也有一座孔子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康熙十五年（1750年）重建，供奉孔子及其弟子，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泰安知县徐宗干题联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上联摘自《论语》，下联摘自《孟子》，珠联璧合，妙哉！ “两圣”品牌名扬天下。“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在拒绝日本欲抢占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山东的利益的企图时说道：“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因为山东有五岳独尊的泰山，有至圣先师的孔子。改革开放以来，泰山与“三孔”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泰山成为世界的泰山，孔子成为世界的孔子，泰山与孔子的国际知名度大大提高。国际政要、五洲宾朋，络绎不绝地登泰山、游曲阜，成为名副其实的“山水圣人”黄金旅游线。继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后，国家文物局领导又建议将泰山与曲阜统一规划为一个“中华历史文化保护特区”，“两圣”牵手，强强联合，共同打造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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