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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关，中国人的乡愁和略带俯视意味的对乡村困局的同情、沮丧和愤慨便会集体大爆发一次。乡村已成为“中国奇迹”的清醒剂，每年的春运大潮，像极了古尔邦节前地中海北岸等着返回非洲的车流人潮，这种相似提醒着人们中国很多地方依然处于第三世界的现实。 然而在慨叹故乡的沦陷、怅惘回不去的淳朴童年时光和在朋友圈疯转当下乡村的悲惨景象之外，我们能为故乡脚踏实地做些什么呢？如果不能，那么我们所有的姿态可能更多是一种自我救赎，缓解自己作为逃离乃至“遗弃”乡村的愧疚之情，而于乡村现实的改变并无太多助益。这说到底是一种廉价的情感消费，而因洗脚上田心怀侥幸之情的人们往往是最热情的消费者。  “乡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于中国人而言其实并不陌生，自宋明以来，几乎每一次城市化进程都引发文人们对都市奢华的批判和对质朴乡村的回望——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在其《纵乐的困惑》中对此有着精彩地描述。而进入近现代以来的乡愁则更多折射出现代化的挫败感，其集大成者有二三十年代各种京漂沪漂们的“乡土文学”，五六十年代官方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而塑造的“朝阳沟”派扎根和献身农村的镜像，以及八九十年代面对新一轮城市化迭加国际化大潮冲击而生的“寻根派”热潮。 因此毫不奇怪，当下的乡愁继承前贤们的遗绪，混杂着亭子间的气息、乡愿的味道和反市场化、反城市化、反全球化的情绪等诸多元素。而那些背井离乡觅求更好生活的年轻人则被目为罪魁祸首，他们不肯安贫乐道，却甘心在工厂被人压榨盘剥，他们贪慕城市奢华，却不顾田园荒芜，他们置传统孝道于不顾，任由空巢老人自杀成风……总之，把城乡二元体制、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和乡村公共品极度匮乏等制度之恶转换为人性之恶，把治理问题置换为道德问题，把解决之道化约为农民工返乡安居重整旧河山，既减轻城市不可承受之重，又能令我们曾经的精神家园振衰起敝，显然是从为政者到城里人都喜闻乐见之道。 更吊诡的是，这种对乡村现实的指控，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扭转为对公社时代乡村的乡愁式向往：那时候虽然穷，但是红火，而且公平。如此一来，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便通过一种怪诞的认知方式得以打通，对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正当性的消解则兵不血刃地得以实现。 在上述种种的消费和消解之外，在让农民工打道回府之外，城里的人们还能为我们共同的乡村做些什么呢？ 答案很残酷，还是消费，只不过消费品不是乡愁，而是乡村本身。相比大声疾呼痛哭流涕的乡愁鼓呼者，那些爆改各式老宅追求新乡居生活方式的雅皮或雅痞们对于乡村的贡献要大上许多。对他们带着几分决绝挥别城市喧嚣的散淡潇洒，很多人通过在朋友圈刷屏表达了自己的羡慕嫉妒恨，却往往忽略了其后的生意经，和他们在此过程中给乡村带去的资源挹注。 这种资源挹注不仅仅体现在对于居所的翻新改造，而更多在于更新式复活了乡村生活方式，并把这种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消费品。一幢乡宅可能会成为一个新消费网络的联结点，除了会带动更多的居所改造和资源投入，还会复活作为乡居生活方式有机组成部分的各种乡村特色手艺和产品，进而催生各种手工作坊的复兴。再一次，相对于封闭式的保护和博物馆式的展览，消费会成为更好的拯救。而且相对于旅游地产商“鬼子进村”式的大规模强势开发，这种个性化的滴灌式资源投放会更为持久，一对一的模式则更能确保乡民们得到更多的利益分享，而“互联网+”的勃兴更是为这种模式的开枝散叶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长此以往，这种新型的城乡对接模式的溢出效应，还会带来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升。  由农村老宅改造的云夕深澳里书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新乡居生活方式的提倡者正在扮演新乡绅的角色，发挥着传统中国乡绅阶层对乡村的注血功能。数千年来正是告老还乡的官员、城居地主和在外经商者共同的反哺，确保了传统中国乡村的资源更新和循环。他们所提供的教育资源和人际网络，则确保了有志乡村青年能够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进而开启下一轮良性循环。 哪怕是表面上消极遁世的现代版终南山隐士们，在对乡村的救赎上，也比乡愁消费者来得更为实在，更为直接有力，因为其生活方式说到底还是通过从城市汲取资源来反哺乡村。不管他们如何标榜自己的“自给自足”，恰恰通过自己的“泯然于乡野”，他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个沟通城乡认知场域和资源对接的管道。  现代版终南山隐士相形之下，在对乡村的救赎上，那些刚刚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的人们反而可能是最指望不上的，虽然在所有消费乡愁的人群中，他们往往是疾呼声音最大且姿态最为激昂的。他们一方面为子女计不能舍弃城里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另一方面自身又缺乏反哺乡村的物质资源，所以往往不免以激昂的姿态来代替实际的作为。 然而在廉价的乡愁消费和“昂贵”的新上山下乡运动之外，拯救乡村还有很多事情可做。除了着眼于乡村自身之外，把城市和我们自己身边的事情办好也能发挥隔山打牛的功效。如果说“城市让农民工生活更美好”这一愿景显得过于宏大玄远，且涉及较大范围的民意动员和更高层面公共治理的改善而过于任重道远，至少我们可以不急于附和乃至欢迎各种针对外地人的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至少我们可以不急于认可有关部门把农民工当作负累赶出城市或赶回乡村。旨在为特大城市减负的疏导行为如果不是着眼于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而是基于被疏导者的身份来加以推进，则无异于进一步扩大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剥夺乡村居民的发展机遇，而这只能令我们的乡愁愈形虚伪。  被迫跨省上学的北京打工者子弟更大范围的拯救来自更大范围的市场。如果说此前为“世界工厂”打工令上亿农民得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和贫困的桎梏，接下来为“中国消费”而进行的各种自雇或合作式生产，将令新生代农民的创富潜能得到进一步的激发。除了不做拒乡民于城外的帮凶外，凭借自己的在地和网络资源优势，城里的人们在让老乡们加入更大范围的市场方面还有着巨大的可为空间。 总之，不要再哀叹故乡的沦陷，不要再宣扬廉价的乡愁，不要再试图在一个或数个凋敝的乡村发现所谓的“中国”。停止消费乡愁，停止俯视乡村，停止“逼迫”农民工返乡。 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消费”乡村来拯救乡村，消费乡村的生活方式，消费乡村的特色产品，一方面把资源持续投注到乡村，一方面把乡民继续带往城市和市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资源的循环流动才是拯救乡村之道，只有进得去的城市，才有回得去的故乡，而你我就应是这资源循环流动的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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