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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素三彩鸭熏,1988年景德镇出土
唐绿釉龙柄博山炉,西安市长安区北塬出土
左 唐镂空飞鸟葡萄纹银香囊 右唐镂空飞鸟葡萄纹银香囊内部结构,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窑藏出土
香,在中国古代有着广泛的用途,人们用它熏燃、悬佩、涂敷甚至饮用。尤其是历代王公贵族、文人墨客对熏香更是推崇有加,认为它是颐养性情、启迪才思的妙物,在日常生活中无不以熏香为伴并进而将其作为“礼”的一种表述成为古代宫廷和贵族居室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战国时期, 熏炉制作已相当精湛
古人对香的认识和利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宋代丁谓所著《天香传》中云“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可见,上古时期,人们焚香主要是为供奉神明,其次才是为辟秽清洁的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将薰草、古兰、郁金、茅香等香草用于香身、熏香、辟秽、祛虫、医疗养生等许多领域,并有佩带、熏烧、熏浴、饮服等多种用法,插戴香草、佩带香囊、沐浴香汤等做法渐次兴起。随着熏香风气的逐渐流行,专门用以熏香的熏炉也应运而生。考古发现证实,至迟在战国时期,一些熏炉的制作已达到了相当精湛的程度。
1997年陕西凤翔雍城遗址出土了一件战国凤鸟街环铜熏炉。这件铜熏炉造型奇特,在当时的同类器物中堪称杰作。当然,在春秋战国时代,熏香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它是贵族的专利。像这样精致的铜熏炉也不是一般贵族所能拥有,应属于当时高等贵族所用之物。其出土地点又在雍城遗址,而雍城为东周时代秦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座都城,这就说明它应是秦国王宫内的遗物,可以说代表了当时铜熏炉的最高工艺水平。
汉代墓葬 多随葬有陶熏炉
到了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外交流日渐频繁,香料的种类亦更为丰富,除前述固有的国产熏香外,还从域外的如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小亚西亚和叙利亚等地输入龙脑和苏合香等香料。除了祭祀、典仪等活动中有焚香外,熏香在贵族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尤其是后宫中的嫔妃们,为保持自身在皇帝面前的吸引力,无不使用香料,彼此攀比,追逐香的馥郁度和持久性。
汉代墓葬多随葬有陶熏炉,形制似豆,有的还施以彩绘。自西汉中期开始,熏炉出现了代表时代风尚的特殊形制——博山炉。之所以称之为博山,是因其仿照海上仙山“博山”而制。其基本形制多是在一圆盘中央竖立承接炉身的直柄,炉身呈半圆形,上有盖,炉盖作圆锥状,以镂空的手法雕刻出山峦、人物、鸟兽、草木、云气之状。博山炉的出现,是汉代神仙思想崇拜的一种反映。
“红袖添香夜读书”成风雅
魏晋南北朝时期,熏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因而曹操在取得政权之前曾“禁家内不得熏香”,以示简朴;临终时遗命:“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这一时期,熏香风气已从王公贵族扩展到士大夫文人中间,出现了许多描写熏香的诗文,如曹丕《迷迭香赋》刘绘《博山香炉》等。
隋唐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人对熏香的研究和利用更加精细化、系统化。宫廷中用焚香来显示庄严和礼遇,并写进制度。喜爱香薰的权贵们将奇香作为炫耀的资本,互相比试,兴起了“斗香”活动。唐中宗时就举办过一次高雅的斗香大聚会,宗楚客兄弟、武三思以及皇后韦氏等诸皇亲权臣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而文人骚客则将熏香视作优雅生活和文化品位的标志,似乎非有熏香则不能赋诗作文。于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就成为了文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雅。造型方面,唐代熏炉的趋向多元化,制作更加考究,外观更加华美。
如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忍冬纹镂空五足银熏炉和西安市临潼区庆山寺遗址出土的虎腿面兽衔环鎏金银熏炉,炉足前者为蹄足状,后者为虎腿状,足间置链条或衔环,使熏炉既可平放,也可悬挂。
唐代的熏香,除熏炉以外,还有一种可以置放于被褥之中的熏香器亦大为盛行。此器具被称为“卧褥香炉”“被中香炉”“香囊”“香球”“金砸”等,用于祛除污秽之气,芳香被褥。其形制通常为金属制作的镂空圆球,上半球体为器盖,下半球体为器身,两者之间以合页相连,子母口扣合。下半球体内有两个同心持平环和一枚焚香盂。两持平环之间以及持平环与香盂之间均以垂直的活轴相连,并将外环与球壁铆接在一起,持平环和香盂都可随重力作用保持盂面与地面呈平行状态,因此,无论球体如何转动,盂面始终朝上,香盂盛装的香料点燃时火星不会外漏,烧尽的香灰也不至于洒落散出而将被褥烫坏,是一种设计极其精巧的微型熏炉。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就有一大一小两个鎏金银香囊。
宋代文人雅士亲手制香
及至宋代,熏香文化已从皇家贵族、文人士大夫以及佛家、道家扩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居室厅堂熏香祛污,宴会庆典上焚香助兴,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香囊、香袋用以佩挂。一些文人雅士还亲手制香,苏洵即有诗云:“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薇露合鸡苏。”黄庭坚也常自制熏香,还曾以他人所赠“江南帐中香”为题作诗赠苏轼。
宋代的熏香器具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屡有创新。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瓷熏炉,南北方窑系以及为朝廷烧造贡瓷的汝窑、哥窑、官窑等均大量烧造。在宋代文人崇尚清幽淡雅的品性影响下,宋代熏炉也形成了平淡古朴、雅致细腻的美学风格。
宋代还比较流行鸭、兽造型的熏炉,多以金属制造,称为“兽炉”,亦称“香兽”。宋代《香谱》中记载:“香兽,以涂金为狻猊、麒麟、凫鸭之状,空中以燃香,使烟自口出,以为玩好。”宋词中欧阳修《越溪春》“沈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周紫芝《鹧鸪天》“调宝瑟,拨金猊,那时同唱鹧鸪词”等状物咏怀的句子,说的就是这种鸭、兽形的熏炉。
鸭形熏炉实际上出现得很早,据考古资料,在汉代就已经有了。直至明代,依然可见它的身影。1988年景德镇出土了一件明成化年间的素三彩鸭熏,鸭作昂首张口鸣叫状,伫立于四面开光镂空的方形底座上,造型很生动。鸭子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从腹部分开。通身施黄、绿、褐三色釉,是一种典型的素三彩瓷器。
明朝“宣德炉”的出现,是古代熏炉发展史上一个新的亮点。明宣宗曾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利用真腊(今柬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制造了一批铜制香炉,成为后世传奇的“宣德炉”,被收藏界所看重。
中国古代熏香习俗随着晚清的战乱动荡以及香水的引进而逐渐消歇,但留存下来的历代各种各样的熏炉却彰显着古人的审美观念、文化品位、生活情趣,引人万端遐思。
(本版内容来源于《收藏》,有删节)
1.战国彩绘陶熏炉整体呈豆形，炉顶是朴素的圆钮。此件器物的形制是燃烧树脂类香料的熏炉。
2. 隋代青釉瓷熏炉炉盖由镶嵌联珠纹的孔雀翎纹叶片粘贴而成，中间托举一枚宝珠。炉座上半部由仰莲组成，炉座下半部由覆莲组成。此炉造型开合有度，彰显了雍容华贵之气。
3. 宋代白瓷刻花熏炉炉盖、炉身呈半球形，熏炉底部加喇叭形高足，体量巨大。炉盖镟刀刻出镂空花卉纹，炉身粗线刻画仰莲叶纹。
4. 唐代滑石熏炉盖雕莲花，莲顶宝子如舍利塔刹，炉身也是仰莲，多道镟纹的炉炳立在深盘状的覆莲之上，炉盘下还有一覆盘状深圈足。整体造型大气不失秀美、庄严不失亲和。
5. 汉代抛光陶熏炉此件熏炉整体为豆形，盖上刻三角形镂空纹和圆圈纹。此类熏炉除了事鬼敬神外，还有驱虫避疫功能。因香料是在炉内直接燃烧，故在盖上镂出排列整齐的几何形孔，方便出烟，也是一种装饰。
6. 汉代绿釉博山炉炉盖手工镟刀刻火焰纹，是殿堂用香具，即便是最小号的熏炉，也是书房或卧室使用的。博山炉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熏炉，它的基本造型由炉盘、炉盖和炉座三部分构成，一般在炉座下还有承盘。
7. 清代紫金釉瓷香炉炉体通施酱紫色釉，釉面上加金箔釉，整炉金光沉凝，宝气华丽。炉盖顶塑两层灵芝，炉腹两侧塑狻猊。炉底三足，有戳印方书篆款“大清乾隆年制”。清代香炉风格多样，取材广泛，制作手法精湛。香炉之灵巧和张扬的小格局，在清代发展到极致。
8. 南北朝褐釉瓷熏炉炉盖与炉身连体，炉盖山形莲瓣重叠，中间顶部端坐一仙人，留有添香料的炉门。南北朝时期除了熏炉盖上雕塑飞鸟继续传承外，这种炉盖上雕塑仙人的熏炉很风行。
9. 汉代青铜行炉上有镂空盖可开合，有手柄可执，做工精巧。此类熏炉是在行进时使用的。皇室、贵族日常参加各种仪式常用此类炉。因其炉盘浅，炉盖通风性能好，也可以用来熏烧香草。此类熏炉在唐代发展为长柄鹊尾炉。
10. 明代蓝黄釉香炉三层蓝色复瓣仰莲围塑成黄色炉膛，高浮雕莲瓣重重叠叠。明代蓝釉瓷一般为祭瓷，此件蓝釉香炉亦当是祭炉。明代香炉的主流样式继承宋代仿古式香炉和狮子、鸭子等动物形状，这件器物在明代香炉中还是独树一帜的。宋代以后，熏香文化进入寻常百姓家，特别是明清时代，家家熏香，户户飘烟。
11.南北朝越窑瓷熏炉炉身正面设圆拱形火门，花间设孔隙，烟由此飘出。莲瓣表面浅刻竖条纹。该类器物多见于赣、闽，开启了隋唐流行莲花瓣香薰造型的先河。
12. 宋代黑白花釉瓷熏炉此件熏炉造型为五足行炉，大折沿的炉面布满花卉纹。花叶间有“供养香花”四字，原为佛家语，指用香和花供养，是佛教的一种礼敬仪式。宋代扒村窑的釉下黑褐彩器在器表题写诗句和用花作装饰，是其主要特征。
13. 晋代黑釉瓷熏炉龟负仙山的神话传说被汉代人设计成熏香器具。而晋代熏炉轻巧的造型和简洁明快的装饰，呈现了瓷质和釉色之美，更是魏晋崇尚清淡的审美取向使然。
黄海涛
人类使用天然香料的历史极其久远，最早使用香料的时间，可以溯及公元前3000至4000年。
宋代丁谓所著《天香传》说，香的历史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用来供奉神明，亦可达到除秽清洁的目的。史前红山文化的之字纹灰陶熏炉、龙山文化的蒙古包形灰陶熏炉、良渚文化的竹节纹灰陶熏炉，给先人的传说做了很好的注脚。
熏炉的出现，南方要早于北方，使用也更加普遍。长沙西汉张瑞君墓出土的铜器上就明确有“熏炉”二字的铭文。考古资料提供了这样的数据，广东发掘的400余座汉墓中，共出土熏炉112件，近半数的墓葬中有熏炉出土。而在洛阳绕沟发掘的220余座墓葬中，仅出土熏炉3件。这说明早期的熏炉生存实用的功能，要远远大于审美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功能。但是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有了更高追求，用香成了人们社会交往礼仪中的重要元素，对熏炉的审美功能也更重视了。
从夏代起，中国进入到事鬼敬神的神秘时代。可以想象，熏香的袅袅飘荡中，可以寄托古人对天神的遐想和憧憬。
中国对香具的利用在周代就已开始了，香的使用已分出了供香、礼香、药香系列，而且香文化已融入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香的认识进了一步，用香比喻一种高尚、善美的品质，把香文化作为一种日常的礼仪。当时佩带香囊、沐浴兰汤、互赠香品，形成一种风尚。
西汉初期，熏香就已在贵族阶层广泛流行起来，而且有了专门用于熏香的熏炉。熏香在南方两广地区尤为盛行。汉代的熏炉甚至还传入了东南亚，在印尼苏门答腊就曾发现刻有西汉“初元四年”字样的陶炉。
两汉早期的熏炉，大多沿用春秋战国时期豆的造型，浅腹，为了方便出香烟，盖上镂有较大并规则排列的几何形孔隙，盖顶有圆形或鸟形的凸起。虽然还是陶质的，但有的做工已经十分考究，具备了审美的功能。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就出土了一个豆形陶熏炉，做工精致，通体涂黄色，再用红黄两色彩绘花纹，盖顶的一只鸟还可以转动。钮周围饰以双划纹折线两层，内层作三角形，外层作八角形，间有三角形镂孔。有意思的是，熏炉中还装满与高良姜、辛夷和芳香混合在一起的茅草。这种香料的出现，标志着熏香已经从驱蚊灭虫的俗事，变成了赏心悦目、有文化内涵的雅事，具有了把观赏、工艺、礼仪甚至文学、艺术交融为一体的特点，使熏香成为了一项审美活动。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另一种细柄高茎方形豆，在西汉初期的南方亦被发展成熏炉，并逐渐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样式。
香文化在汉代的快速发展，汉武帝有很大贡献。他在位期间大规模开边，遣使通西域，使战国时期初步形成的丝绸之路真正畅通起来，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同时也便利了西域香料的传入。汉武帝本人很喜欢熏香，大大带动了汉代的用香风气。博山炉至迟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已经出现，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并且长盛不衰。出土的博山形熏炉中，以河北满城刘胜墓中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和陕西兴平茂陵从葬坑出土的错金银竹节熏炉最具有代表性。
“博山炉”出现之后，香炉的使用与熏香的风习更加普遍。除了香炉，汉代还出现了能直接放在衣物中熏香的“熏笼”，以及能盖在被子里的“被中香炉”，即“熏球”熏炉。
两汉时期，随着香料品种的增多，人们不仅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香品，而且已开始研究各种香料的作用和特点，并利用多种香料的配伍调和制造出特有的香气，出现了“香方”的概念。“香”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衍变，不再像过去仅指“单一香料”，而主要是指“由多种香料依香方调和而成的香品”，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合香”。从单品香料演进到多种香料的复合使用，这也是香品的一个重要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熏香在上层社会更为普遍。同时，道教、佛教兴盛，都提倡用香。这一时期虽战乱不断，但香却仍然获得了较大发展，合香配方的种类大为增长，并且出现了一批专门用于治病的药香。
用香风气从王公贵族扩展到士大夫文人中间，并出现了许多写香的诗文，如曹丕的《迷迭香赋》、刘绘的《博山香炉》，脍炙人口，流芳千载。
在南北朝，西汉中期流行的山峦起伏、丛林蔽障、野兽神人出没其间的博山形炉盖、炉盘，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被莲花、宝珠代替。到唐代，博山炉的山势基本被莲花所取代了。
汉唐时期还流行带柄熏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两汉魏晋时期比较流行的，由三矮足、浅盘腹、半球形或博山形镂空盖组成，盖上或有圆环形钮，浅盘腹内有一小锥，用于插香料，盘外侧有一长把手，便于手持，有的还另配有足下承盘。从魏晋时期开始，又流行一种环形底座柄熏炉，底座与炉身间有细柄，炉身似杯，口沿外有一扁长柄，连接处有如意纹片状装饰。柄末端下垂，或为鹊尾，或为云形，或铸一狮镇、瓶形镇等。鹊尾柄熏炉不仅在考古发掘中出土，而且在石窟寺的壁画及石造像中屡见不鲜。
两汉时期，凤形和鸭形为代表的动物形铜香熏流行。唐代起狮形熏炉大行其道，以至于后来狻猊成为熏炉的代名词。
两汉时期的鼎形熏炉较少见，进入唐代，鼎形熏炉出土较多，尤其是在唐朝后期。一般形体较高大，有三足、五足或六足，且多为兽面爪形足，炉腹两足之间常有兽首衔环装饰。多有盖，盖顶有宝珠形钮。亦有圈足内镂炉门者，造型颇似佛教中的舍利塔，炉座较高，故又称塔形炉。其中以五足鼎形炉较常见。
除铜制外，两晋时期发展起来的制瓷业中也有熏炉烧造。它们多为一体，不分炉体、炉盖，呈圆形，炉身上半部镂有三角形、花叶形孔，下半部无孔，或留有添香料的炉门，炉下多附有承盘。南北朝时期的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及安徽一带还流行提篮形熏炉。另一种熏炉，在熏炉底部加喇叭形高足，高足下有承盘，炉门沿部无提梁或耳，炉身亦镂有圆形或三角形孔，多陶或瓷制。
熏香在隋唐时期虽然还没有完全普及到民间，但这一时期却是熏香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香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成熟、完备的香文化体系。
隋唐之前，虽然中国的上层社会对香已推崇备至，但由于大多数香料、特别是高级香料并不产于内陆，且多为边疆、邻国的供品，所以可用的香料总量很少，即使对上层社会来说也是稀有之物，甚至级别稍低的官吏也难以享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香文化的发展。
而唐代之后，局面就完全不同了。随着唐王朝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帝国，其对外贸易及国内贸易都空前繁荣起来，西域的大批香料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唐中期以后，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起来，从而又有大量的香料经两广、福建进入北方。香料贸易的繁荣，使唐朝还出现了许多专门经营香材香料的商家。社会的富庶和香料总量的增长，为香文化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唐代，人们对香的研究和利用进入了一个精细化、系统化的阶段。对各种香料的产地、性能、作用、配制等都有了专门的研究，制作合香的配方更是层出不穷。
在这个时期，对香品的用途也有了完备细致的分类：会客用的香，卧室用的香，办公用的香，修炼用的香，各不相同。佛家有佛家的香，道家有道家的香，不同的修炼法门又有不同的香……可以说在唐代已经是专香专用了。
唐代的许多皇帝，如高宗、玄宗、武后等都对香料十分钟爱，而且依仗国力之雄厚，在用香的品级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代的帝王。香檀木虽贵以斤两相论，唐皇宫内仍取之制作香床、香几等大件物品；皇帝经行之处，甚至“以龙脑、郁金铺地”，还常用沉香、檀香、龙脑、麝香等配入涂料涂刷皇宫内的楼阁殿柱。
佛教在唐代的兴盛对香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佛家的教理经书对香大加推崇，几乎在所有的佛事活动中都要用香。唐代皇帝大多信佛，皇室参加佛事活动甚为频繁，其用香量之大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唐代的香具中，出现了大量的金器、银器、玉器、石器，即使模仿前朝博山炉的制式，外观也更加华美。熏球、香斗等香具开始广泛使用。在敦煌壁画里就常能见到香斗、博山炉等丰富多彩的唐代香具。同时，熏炉的制式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由浅膛直接点燃草木香料的熏炉，向“隔火熏香”的深膛香炉演变。正是由于唐代的发展，后来香文化的普及成为一件自然的，也是十分必然的事。
及至宋代，香文化也从皇宫内院、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出现了《洪氏香谱》等一批关于香的专著。宋代三足鼎式香炉是北宋复古的产物。宋代一些官宦士大夫家比较流行的是鸭形和狮形的铜熏炉，称为“香鸭”和“金猊”。宋代独特的文化特色使香炉成为当时代表新文化的典型器物，所以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收藏价值。
宋代之后，不仅佛家、道家、儒家都提倡用香，而且香更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香具的发展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屡有创新。其形制多样、材质丰富，理论深广，把中国香文化发展到了极致。
在居室厅堂里有熏香，在宴会庆典上，也要焚香助兴，而且还有专人负责燃香的事务；不仅有熏烧的香，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香囊、香袋可以佩挂，在制作点心、茶汤、墨锭等物品时也会调入香料；集市上有专门供香的店铺，人们不仅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上门作香；富贵之家的妇人出行时，常有丫鬟持香熏球陪伴左右；文人雅士则多设香斋，不仅用香品香，还亲手制香，并呼朋唤友，一同鉴赏品评，如此等等，香已无处不在。
在香具方面，宋代最值得关注和引以为豪的自然是瓷香具。在造型上或是模仿已有的铜器，或是另有创新。由于瓷炉比铜炉价格低，所以很适宜民间使用。宋代最著名五大官窑都制作过大量的香炉。瓷炉虽然不能像铜炉那样精雕细琢，但宋代瓷炉却自成朴实简洁的风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明代的绘画中出现“炉、瓶、盒组合的炉瓶三事”。明朝嘉靖官窑还有所谓的“五供”，即是一炉、两烛台、两花瓶的成套供器，使用于祭祀及太庙、寺观等正式场合。
到明朝时，线香开始广泛使用，并且形成了成熟的制作技术。《本草纲目》不仅论述了香的使用，而且记载了许多制香方法，如书中所记：使用白芷、甘松、独活、丁香、藿香、角茴香、大黄、黄芩、柏木等为香末，加入榆皮面作粘和剂，可以做香“成条如线”。这一制香方法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线香的文字记录。
到明朝宣德年间，宣宗皇帝曾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制造了一批盖世绝伦的铜制香炉，这就是成为后世传奇的“宣德炉”。
品香用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奢侈品”，所以香文化的发展特别需要一个安定繁荣的“盛世”环境。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品香、用香，并对香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有更多爱香、懂香的人开始致力于对传统香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昌盛，中国香文化也必将焕发蓬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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