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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到渠成 谢海龙准备挖掘自己的题材。他想过拍摄北京的变迁，“但这个题太大了，如果我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有一架直升飞机，配几套设备，指哪打哪，那可以。”想来想去，还是去拍熟悉的农村，拍中国的农民。在多年的采风途中，谢海龙对农村的体会比较深，到一个地方就有一帮孩子追在屁股后面跑，谢海龙喜欢那些孩子们。 身为城里人的谢海龙，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城里，一到年龄，家家户户都送孩子去上学。而在农村，经常看到小学生在校园里跳绳儿，外面大门上趴着个孩子向里探望，还有的孩子背上背着更小的弟弟在家门口玩耍。断壁残垣后的土墙上刷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之类的标语份外刺目。想到这里，谢海龙有一种使命感：“不行，我得下去，不能耽误时间了。” 1990 年的冬天，谢海龙一行到河北、山西、内蒙一路搞创作。大伙儿忙着拍农家院儿、石磨、辣椒串、炊烟等“小品”，而谢海龙忙着去村里拍人，找故事。晚上6 点多，天擦黑的时候，谢海龙看见一个小男孩拿着煤油灯，背着个破书包在赶路，原来是回学校上夜课。谢海龙跟着他去了小学校，黑灯瞎火的校园里，孩子们在教室里点着一盏盏煤油灯。这个下雪的晚上，谢海龙坐在外面楞了有半个小时。“现在节约钱少盖学校，将来就得多花钱盖监狱。” 在当时政治气氛阴晴不定的时候，如何拍摄农村的教育贫困现状，需要技巧。有朋友劝告谢海龙没必要另起炉灶，他已经功成名就了。有的说你暴露太多阴暗面，会被批评你对社会不满，被西方国家拿过去成为攻击社会主义的口实。有的朋友提出了更切实的建议，拍这个得有一条清晰的思路，不要只拍那种一家人只盖一床被子之类简单直白的画面。解海龙在日记本上写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口井非得挖出水来不可。 思路有了，还得有时间。谢海龙感谢文化馆的老馆长，这是一位文化干部，过去也是一位作家。谢海龙讲述了自己的创作计划：走遍全国的贫困县区，拍出一组反映农村孩子渴望读书、老师辛勤耕耘、反映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全景式照片。老馆长听了，觉得这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准许他休假创作一年，然后以文化馆的名义办一个影展。但经费得自己解决。 谢海龙先找了个做生意的同学提供路费，合作拍片，后来对方想要全部作品的版权，合作告吹。 一天，谢海龙走过王府井大街，看到一个黑板报在一个大土炕上睡七八个人，一人两块钱。“要说当时困难的不是爬山，不是吃饭，最怵的是走到一个地方不受人欢迎。” 村干部怕被拍进镜头揭了短，上面拨了款钱也到不了他们手里。“所以那时候只得一座山一座山地跑。村干部问你是哪来的？我拿出团中央的介绍信。人家说我们没接到通知啊，就赶我走。我就经常跟他们耍手腕，像打游击似的再溜到学校去。” 1991 年4 月，谢海龙的摄影更名为“希望工程”摄影纪实。顶着这个头衔，他首先来到了大别山。大别山是革命老区，国家级贫困县。谢海龙带了70 个胶卷，在大别山转了20 多天，去了6 个县，见了很多老红军和烈士后代。当地人民生活穷苦，很多大人小孩在河滩上用锤子砸石头，砸成小石子儿做铺路石，砸一吨才给几块钱。 4 月初的那个星期一，谢海龙来到金寨县，在山路上看见几个孩子，背着破破烂烂的书包去上学。谢海龙就跟着走，过河、爬山。到了学校，做宣传：“少抽一支烟，帮助一少年”，是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号召市民帮助贫困地区的儿童上学。谢海龙心里一动，当下决定毛遂自荐，不要酬劳，义务充当他们的摄影师，拍摄照片提供给他们做宣传。看了谢海龙的作品后，双方一拍即合，谢海龙也得到了一纸盖着红章的“关于介绍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谢海龙同志赴贫困山区进行基础教育调查的联系函”的介绍信，自此师出有名了。随后，青基会领导还特批了5000 元钱作为胶卷冲洗费，但他们不提供摄影器材、不付照片稿酬，也不负责谢海龙出门在外的人身安全。 “一毛钱买饼子，一毛钱买鸡蛋汤，等于一顿饭就两毛钱。”谢海龙对照着青基会提供的救助地区的地图，坐着10 元、20 元钱的硬座火车，奔向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为了节约钱，要么住在老乡家，“老乡家里虱子多，恨不得把衣服挂到房梁上，怕钻进虱子。”要么住大车店，孩子们上课了。谢海龙一进教室，看到一个小女孩瞪着眼睛特别大，特别专注。长久以来，谢海龙一直在寻找这样一双眼睛，“眼睛里有反光，有内容。”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大眼睛》。 1991 年，谢海龙跑遍了中国12 个省的28 个国家级贫困县，还准备继续拓展至云贵高原、西部山区等，以完成他雄心勃勃的计划。 1992 年，“希望工程”成立两年多了，在社会上知名度并不算高，团中央计划开展宣传推广活动。这时，谢海龙的照片摊在了领导们面前，只见那些流鼻涕的孩子、红肿皴裂的小手、渴望的眼神、破败的教室、粗陋的桌椅，就像一幕幕大片，瞬间把那些被社会遗忘的角落拉回了现实。领导们激动了，挑选了40 幅，让谢海龙回去立即冲放50 套，在京各大媒体和通讯社一家送一套。谢海龙回去后立即和暗房师张左几乎一星期不眠不休，冲洗放大了2000 张照片。配合着1992 年4 月份举办的“希望工程百万爱心大行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开始了。国家领导人纷纷题词，各大媒体整版整版地发表谢海龙的作品，《人民日报海外版》甚至每天一个故事、一幅照片，讲述谢海龙拍摄到的贫困山区儿童上学的故事。 《大眼睛》成了“希望工程”的代名词，甚至也成了谢海龙的代名词。谢海龙对此已经释然了：“一个人一辈子能办成一件事足矣。 从吹鼓手到引路人 中国不乏优秀的摄影师和纪实作品，如《上访者》、《麦客》、《煤窑》、《艾滋病》等，但他们大部分人没有像谢海龙一样系统、长期的关注一个主题。谢海龙凭着敏锐的嗅觉站在了时代的浪尖，在1980、1990 年代，正是整个中国奋起直追的年代，科教兴国是全民族的共识，而孩子又是下一代的希望。谢海龙在最合适的时候做了最合适的事，拍下了成百上千的“大眼睛”，为老百姓的呼吁找到了一个最直观的载体，成全了别人，也成就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海龙是中国纪实摄影走入千家万户，成为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吹鼓手。 但是，作为“人民摄影家”，也需要适当的生存智慧。“比如拍摄小煤窑，把握不好就容易引起上纲上线的批判，说你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我拍摄‘我要上学’这个主题，是从‘渴望’、‘圆梦’、‘关爱’这些关键词来体现的，不是一味地暴露落后。”谢海龙说。 农民、农村、底层社会是谢海龙永恒的主题。近年来，谢海龙还在进行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影像调查。这是一项缓慢的工程，他做了一张表格，先让拍摄对象填表，登记姓名、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情况、工资收入等个人信息。每个城市选择一位农民工，拍完了照片，还要他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自己的梦想。比如一个男孩，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一个男人早日看上他姐，为什么？因为这个男孩当电焊工，供应了他大姐上学的学费，又供应他二姐上学的学费，所以他希望他姐姐赶紧出嫁，他才能给自己挣钱娶媳妇儿。这是一种田野调查式的拍摄手法，“这种照片获不了奖，但我拍一个人就得问个底朝天。” 希望工程的摄影仍在继续，谢海龙计划对以前的拍摄对象作一个个回访，把他们现在的状态拍摄下来，跟过去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这样的照片，比一篇上万字的文章更有说服力。 但近些年来，纪实摄影在中国又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谷的状态。谢海龙觉得，首先，“做纪实摄影不能有功利思想，得有职业道德。一些人为了打比赛，争名誉，在拍摄时和后期做手脚，这是对纪实摄影本身的不尊重。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也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吃苦去做一些揭露现实的报道。大家宁愿爬山涉水去拍黄山风光，也不愿跑到村子里拍摄那些山脚下的农民。” 作为一个好的纪实专题，这么几个元素必不可少：“一是恰当的选题，包括题材本身的热点和关注度。二是注意挖掘内容的深度，包括时间的横向发展和事件背景的纵深。三是影像的表现力，是否鲜活生动。四是摄影语言的变化，包括角度、场景的调度和影调的一致性。”谢海龙说。 纪实摄影的衰落，还受到观念摄影的较大冲击。近几年来，各大影展收到的观念摄影等用现代艺术手法包装的作品越来越多，而传统纪实摄影越来越少。“摄影流派不分高低，观念摄影不过是换了一种表现的语言，它跟传统摄影的最大区别在于，需要进行多维思考，这也是对摄影师综合素质的考验。”几位过去一起玩纪实的老朋友利用观念摄影在商业市场上取得很大成功，谢海龙认为这恰恰说明了摄影的无限可能。 作为中国摄影界出名的“好人缘”，现在谢海龙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提携新人，搭建平台。2013 年，谢海龙倡议发起“谢海龙青年摄影家扶持计划”，利用自己的号召力，聘请国内优秀师资力量，计划通过网络交流为主，集中授课为辅，用5 年时间扶持推出至少50名摄影新秀，并提供给他们参加国内国际大展的机会。 在摄影门槛越来越低的当代，摄影成了一个“进门容易走廊长”的艺术。谢海龙站到了大门口，再次用他的妙手为年轻人们缩短了“走廊”的长度。 解海龙 现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公安部文联荣誉理事。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中华慈善总会烛光工程常务理事。其关于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系列纪实照片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用相机推动了造福千万贫困学子的慈善行动——“希望工程”。近年来，解海龙进一步把镜头对准弱势群体，把自己从事摄影的大部分酬劳回报给了“希望工程”和各类公益组织，被媒体誉为“发挥个人最大影响力的中国当代摄影家”。作品《磨盘小学》发表于《时代周刊》并入选《世界摄影史》。 摄影｜解海龙 采访·撰文｜陈卫卫 编辑｜耳东 精彩推荐 ▍ 影映生活（photo-life） 摄影、文化、生活，以人文之眼，看多彩世界 ▍ 维盛微信（wisdom_9999） 点播智慧，解读包容，传递正能量，我们坚持快乐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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