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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独身子女一代已经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舅舅一词对许多新出生的“独二代”来说，已经是历史名词了，与“舅舅”这个词一样，舅舅地位高、权力大的说法也逐渐走入历史，但这不能掩盖“舅舅”曾经的作用，那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舅舅到底起什么作用呢？为何社会地位显得高？ 如今越来越少人提到的“舅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经是最令人敬畏的亲属，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享有种种超越成文法规定的权力，民间社会有着“天上雷公，地上舅公”，“天上老鹰大，地上舅公大”等诸多说法，其地位和权威可见一斑。 “舅舅”的权威主要体现在他对外甥（含外甥女，下文同）人生礼仪和家庭重要事务的处理上，在中国不少地方，女性怀孕到孩子出生，其兄弟会受到不一般的待遇，比如女性怀孕，首先要报告“外家”（即娘家）。 在江苏曾有“向舅舅家送毛米粥”的说法，意思是孩子出生后要向舅舅报告；在闽粤地区的客家人中，外甥满月时要由大舅主持宴席，在席位上，舅舅要坐在“最大”的位置。 外甥结婚，舅舅也曾扮演重要作用，有时候，舅舅甚至能操纵外甥的婚姻大事。《红楼梦》中，王熙凤死后，巧姐的舅舅王仁便想把她嫁到番邦，魏晋人李密的《陈情表》中，也有“舅夺母志”的说法（舅舅逼迫母亲改嫁）。 比起出生和结婚，“舅舅”在女性的丧葬上扮演的角色更为显赫。传统社会中，母亲去世，必须请舅舅参加丧礼，舅舅也往往借此机会教训外甥。在中国有些地区（也可以说多数地区），母亲去世后，外甥必须先向舅舅报丧，舅家通常会派出七至九人前来，外甥必须嚎啕大哭跪地迎接（丧礼结束后要跪送），舅舅通常会就丧礼的细节为难外甥，也会指责外甥不孝顺，而外甥只能唯唯诺诺听命，不得反抗。 如果平时婆媳关系不和、家庭不睦，请舅舅时，舅舅可能就不予理睬，丧事就进行不下去，如果外甥敢擅自办丧事，后果不堪设想。（参见张泉福，《略论舅父权》） 除了这些人生礼仪外，“舅舅”在外甥的家庭事务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突出事例是在分家仪式上。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家庭兄弟普遍较多，各自成年后要分家，通常由舅舅主持分家仪式。 在这个仪式上，舅舅通常会板着脸，拍桌子踢凳子当着众人把外甥一通臭骂，给他戴上“不和睦、不孝顺、丢人”等帽子，外甥只能洗耳恭听，然后分家仪式才能继续下去。在分家仪式中，有些外甥蛮不讲理，往往会被舅舅武力教训，如若还手，则是“以下犯上”，就可能受到法律惩处。（参见郭敬波，《从“娘舅踩瓢”说“以判压调”》） 基于“舅舅”在外甥生活中扮演的这些角色，“舅舅”也就成了最令外甥敬畏的亲属，成为外甥不得不尊敬的长辈。 “舅舅”为什么在外甥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社会学和人类学家有多种说法，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舅权是母系社会的残余”，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有着明显的缺陷。 在母系社会，女性是家庭中地位最高的长辈，男性并不具备这样的地位，所以男性并不可能因为母系社会过度到父系社会，就突然拥有了这么显赫的权威。 “舅舅”权威的来源，其实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社会发展让男性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由此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力，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他们对家庭和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但当时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尚未超出女性，所以其权力也未能大到超过母亲，有学者认为，“舅权”是母系向父系过度时期的残余。（参见阿奎，《浅析“舅权”》） 当然，这些假设都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估计，未必与现实相符合，有学者对贵州苗族地区进行研究后提出，“舅权”实际上是女性兄长对女性的一种义务，是维护女性在夫家的权利：比如，女性若是正常死亡，“舅舅”通过对外甥的问责、为难，显示自己对姐妹的关心，以尽兄妹亲情的义务；如果女性是非正常死亡，“舅舅”责难外甥，则是维护女性生命权利的一种义务与手段。（参见黄秀蓉，《贵州化屋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舅权”的历史遗留与变迁》） 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更符合“舅舅”在民间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女性出嫁后，让渡了部分权利，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必须遵从“夫为妻纲”的伦理准则，“舅舅”所获得的权力是对这一让渡的补偿，是女性在夫家的代言人，在某种程度上，“舅权”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机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基于熟人社会建立，依靠道德和伦理维系，法律并不那么通用，特别是在基层社会中，通过熟人调节社会关系，远比法律来得实用。 “舅舅”在社会关系中，就充当了这样的调节器。比如，前文所举的分家例子，“舅舅”的角色就有利于平息家庭矛盾，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舅舅”在处理家务事中，往往得心应手，这与其权威地位密不可分。 另外，如前文所言，“舅舅”在传统社会中充当女性在夫家的代言人角色，对女性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特别是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舅舅”的存在能让女性感到受到“外家”保护、关怀，通常发生家庭矛盾时，“舅舅”的处理也有利于女性。 因此，在传统社会（甚至直到今天），女性在夫家受气后，都会回娘家，寻找父兄的保护，这也让夫家有所顾忌。 当然，由于“舅舅”所扮演的权威地位太过重要，有时候也会出现适得其反的作用，比如家庭矛盾由于“舅舅”的介入，变得更加激烈，有时候，“舅舅”为了彰显家族势力强大，动用庞大的家族成员，前往夫家争斗，酿成种种惨剧，让亲戚变成冤家仇人。 但不论怎么说，在缺乏法律保护的前提下，“舅权”的存在，“舅舅”的存在，给予了女性或多或少的保护，让她们不至于任人宰割。 “舅舅”所充当的角色，本质上是由于社会法制不健全，女性权益无法得到保障造成的，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越来越重视对女性权利的保护，相关法律也陆续出台，中国也不例外，因此，“舅舅”逐渐失去了他的地位，“舅权”也逐渐走进历史深处。 事实上，以现在的眼光看，“舅舅”的许多权力并不合法，其地位更多的来自于礼治社会的习俗，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加速，人们观念也发生了深刻转变，“舅舅”在各种仪式中也变得不再重要。 而且随着中国独生子女一代长大，开始娶妻生子，许多“独二代”已经没有了“舅舅”，现在许多流行的关于舅舅的说法，未来对他们可能如同天书，完全无法理解了。 同样，当下中国，也不能指望依靠“舅舅”来保护女性权益了，与时俱进，通过健全的法律法规，来维护女性权益，更为重要。 结语 “舅舅”在中国社会曾扮演过重要作用，不单单是“母系社会”的残余，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舅舅”已经失去了其本来作用，连同自身，都快走进历史深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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