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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婷诗论

 user580 2016-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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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婷诗论


       在《致橡树》中,她这样开头:“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在《神女峰》里,她有这样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不知道曾经温暖了多少人。

      她就是著名诗人、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为参加昨天下午举行的“重汽之夏·大型诗歌朗诵会”,前天中午,舒婷从厦门鼓浪屿居所赶到济南。前天下午,舒婷和济南的诗人、作家、理论家代表举行了一场别具特点的诗友会。

      一袭长裙、淡雅装束,气质优雅而沉潜,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舒婷,在诗友会现场,娓娓道出了自己诗歌写作的历程、对诗歌的理解,以及对生活和爱的敏锐体察。就像她那些有光泽的诗歌一样,舒婷的生活,也在静谧中充满光泽。

      到济南第一次进入山东的心脏

      舒婷说,虽然自己多次来过山东,但却从未进过济南城,“济南是历史名城,文化积淀深厚,在全国的省会城市中,济南是唯一一个我还没到过的城市,所以这一次一受到邀请,我就高兴地答应了。”

      舒婷住在厦门的鼓浪屿,她开玩笑说,为了来济南,“海陆空”三样交通工具她都用了,“早上五点半我就从鼓浪屿坐渡船过海,赶到厦门之后又上了飞机,下飞机再坐车到济南,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不过能来感受济南的文化底蕴,能来和济南的诗友见面,我内心还是十分高兴。”

      论写诗对诗歌有一种“洁癖”

      舒婷认为,就像绘画是光和色彩的艺术,诗歌一定是语言的艺术,写诗,既要有继承传统语言精华的能力,又要能及时吸纳当下语言的活力。舒婷说,自己写诗,有一种语言上的“洁癖”,“以前有个朋友告诉我,你这样的语言洁癖,迟早会把自己累死,也会把读者累死。但是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我原来的笔记本上,经常会在一首诗中空着几个字,就是因为找不到我认为恰当的字来填补。找不到好的字,我宁可几年不发表这首诗歌。”

      舒婷的《致橡树》和《神女峰》影响了很多人,对于这两首诗,舒婷说也恰好可以代表自己对爱情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认识,“《致橡树》写得比较理想主义。后来有一次我去武汉大学,有一名研究生跟我哭诉,说找不到自己的橡树。不久之后,我游览三峡,看到神女峰,想起那位找不到橡树的研究生,就觉得爱情不能太理想主义,于是写了《神女峰》,于是有了那一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在《神女峰》里,爱情变得更现实了。爱情应该有理想,但更多的应该让它落在尘世中。”

      敬诗友看到北岛寄来的五首诗,我觉得不再孤单

      舒婷说,自己的文学基因,来自家族的氛围,“我的祖父和外祖父经常拿古典诗词当儿歌教我,家族里还出过不少的翰林、进士。插队的时候,我也是带着唐诗,带着李清照的诗词下的乡。那一段时间还看了不少欧美现代诗的手抄本。诗歌无法翻译,所以语言上无法从欧美现代诗中吸取多少营养,但是他们的观念、意象、视角等等都给了我不少启发。”

      回城之后,舒婷成了一名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白天上班,晚上写诗。“后来我认识了一些厦门的诗人,通过他们认识了北京的几个诗人。后来我的《致橡树》等几首诗辗转到了艾青手里。那时候艾青还没有平反,北岛每天陪着艾青散步。北岛看到我的诗之后给我写了信,附上了他的《一切》、《回答》等五首诗。北岛的这五首诗对我的震动很大。那个时代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式的诗,我以为自己很孤单,看到北岛的诗,我觉得不再孤单了。再后来,北岛他们创办《今天》杂志,就把我的《致橡树》等几首诗也刊登了出来。1979年4月的《诗刊》对我的这几首诗进行了转载。”

      诗歌的发表并不是都是一帆风顺,四人帮’倒台后,我们真的觉得祖国有希望了,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我手上干着活,脑子里写着诗,弄得手上全是泡。写的是《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不过这首诗曾被广州的《作品》杂志退了稿,编辑说‘不符合一个青年女工的感受’。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就想,我自己就是一个青年女工,写出的诗歌怎么就不是一个青年女工的感受呢?于是又把她寄给了《诗刊》,《诗刊》发表后,孙道临还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朗诵了这首诗,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有个诗人叫舒婷。”

      谈现状现在已经找不到传统意义的伟大诗人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诗歌成为全民情绪出口,北岛、芒克、舒婷等朦胧诗代表人物也广受欢迎。如今,人人都可以写诗,但是诗歌却也进入了一个杂乱发展的时期。

      舒婷说:“我们那个时代有独特的背景,放在今天,也许我们也不会出名。随着时代的变化,诗歌的观念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能说哪个时代的诗人写的就比另一个时代的要好。现在,人人都可以写诗。诗人的起点也更高了。好处是,诗歌成为全民之事,谁想写就能上网写。但是读者也越来越疑惑,因为他们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伟大诗人了。1985年我在法国,问一个年轻的法国诗人:谁是当代法国最好的诗人?他的回答是:我。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谁都可以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诗人。诗歌已经没有中心,读者也已经不是当年的读者。现在的读者都希望能读到轻松的东西,中国人在经历了那个严酷的年代之后,都喜欢过轻松的生活。但是我觉得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诗歌都不会消亡,她专注于语言的敏感,集纳了语言的音律和精髓。好的诗歌,一定会流传下去。”



      说生活在鼓浪屿,过着老年人一般的生活


      舒婷说,写诗让自己不快乐,“以前在工厂写诗,写完往往会发烧。在写诗的同时,我也写散文,散文是对语言的松绑,因此写散文更轻松。1997年我写了一首《最后的挽歌》,觉得自己写诗会告一个段落。”

      如今,在鼓浪屿这个只有1.87平方公里的岛上,舒婷说自己过着“像老年人一般的生活”。“我喜欢写岛上的动物和植物,写岛上的建筑,写人文、风情。鼓浪屿没有自行车和汽车,只能步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是邮局的,但是一来山路崎岖,二来行人都走在路中央,不习惯给自行车让道,久而久之,邮递员也不骑自行车了。可惜的是,现在游人越来越多,岛上的商业气息也越来越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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