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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锋
红包，取代春晚成为中国人春节最大的共识。 无红包，不社交。发红包直接代替了新春祝福，或者，没红包的祝福不实诚。在朋友圈哂红包战绩，成了新炫富方式。 除夕红包大战，微信80亿个红包，支付宝82万余张敬业福，一家人在微信、QQ、支付宝、微博之间轮番切换，不亦乐乎，忘了春晚。 互联网红包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社会连接器。但它的根源还是中国人的人情文化。 红包的社会功能 发红包是要思量的，或者是一种人情计算： 1、发给谁，我们不是普发银行； 2、发多少，按亲疏远近，关系重要程度； 3、下次记着回礼，红包是有社会记忆的，下次一定以某种方式还上，或者是一次帮忙。 红包没让社会财富总量增减，却让社会关系增进了。这不是讲世俗，是讲社会学。 微信红包是新民俗，红包文化可是旧民俗。只是商业文化盛行之下，成了商家与消费者之间新的连接方式。善用的商家把自己扮装成你的家人。 在官场上要小心的是，送红包、送礼物是红包社会学，超出一步就成了腐败社会学。 红包是人情社会的表现，折算出你朋友圈的含金量。没有人愿意给陌生人送红包，即使在熟人之间，没有能力偿还人情债的人也收不到红包，所以红包文化暗含着内在的不平等，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直白讲，哂红包是哂你的人脉圈，能折算出你朋友圈的含金量。 礼物社会学中的发红包、收红包，是一种人情债务关系，相当于熟人之间的低息长期贷款，对于发红包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长期投资，人人都希望滴水之恩，能换来涌泉相报，但是对于收红包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人情债，如果发红包的人希望得到涌泉之报，这就成了高利贷，最终所有的情感都会破裂。当然，以权谋红包者则另当别论。 红包是人际关系润滑剂，“一点意思”别变成“不好意思”。 红包“人情社会”的最好注脚。社会上“人情能办事”。多一点就是行贿，所以微信设置了5000元的上限，并且每一笔都记录在微信的服务器上。 中国是人情社会，西方是契约社会 但人情文化让中国人很累。我们节日负担为什么这么重？ 据西南财经大学 2012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国家庭的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 22.1%，对多数工薪阶层来说，年终各项奖金远不抵送礼、红包支出。 中国的人情支出为什么这么多？可能有人将之归结为文化传统——中国人是世界公认最爱面子的民族？还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勾兑关系的民族？ 西方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契约社会，资源的分配、矛盾的解决全靠契约维持。礼物仅仅是模拟和巩固亲友关系的一个象征媒介，表达性远大于工具性。 西方社会的不讲人情，让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难以适应——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的冷漠”，对谁都客客气气，但除非兴趣相投，很难发展出真正亲密的、类似中国人之间的友谊。 除了西方社会的契约观念能够清晰划分出群己权界，更注重保护个人的私有空间，但并不是说西方人见死不救，没有公德，而是恰恰相反，他们更愿意对陌生人伸出援助之手。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基督教、伊斯兰等宗教组织承担了很大的救济功能，即今日保险公司的职能。而在中国，家庭或家族及其外延，包括朋友圈，就是救济组织或保险公司。 在中国凡事喜欢讲感情、讲义气，把亲近的朋友称为“自己人”，朋友有困难也更愿意倾力帮忙。可陌生人除外。在美国街头常见的陌生人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情况，如发生在中国多半会被认为是有所图谋，把你当成直销人员或保险经纪人。 红包社会学还是简单一点好，回归关照问候的本意。现代社会节奏快，人员交往日日更新，人际关系中弱关系取代强关系。有契约才有诚信，这是现代社会的根基，相信新世代们会越来越认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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