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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注重“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有时甚至是礼大于法。其实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中国办事，个人能力，不是万能的；离开人情，是万万不能的。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把“熟人社会”称为“关系社会”、“后门社会”。在中国办事不能没有“熟人”，办户口、开证明要找熟人，哪怕手续已经很齐备不用熟人也能办；孩子上学要找熟人；买房买车票要找熟人；看病住院当然也要找熟人，总之干什么都要找熟人！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信任机制称为“特殊信任”，以对应西方社会的“普遍信任”。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是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人们只信任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其他人。 “熟人社会”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在这里责、权、利的界线较为模糊，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务中则容易发生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等。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可能引发社会腐败、寻租行为的泛滥，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败坏。 在倡导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毫无疑问，这种“熟人社会”“关系社会”的行为模式已经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而且，中国已然是得了熟人社会病，所谓的熟人社会病就是指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某些时期，人们信仰、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所有言行过分打上“关系”远近、“熟识”程度等亲情的烙印，蔑视并违背公正、公平的社会伦理道德、专业制度、组织原则甚至法律等，形成了不正常的社会状态，以至于不利于人类生长发育和社会良性进步等。 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扩大，“熟人社会”的诸多特征虽然仍有所保留，但就整体而言，中国城市社会正从“熟人社会”逐步转向“生人社会”。在传统社会的信任机制逐步“瓦解”，新的信任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当前，如何构建社会的信任机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有学者认为，我们也可以借鉴西方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并遵循中国社会的内在规律，从自身的“传统”中发展出自己的“现代化”。 在西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超越了家庭和血缘。逐步形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信任多由契约产生，受法律保护，被称为“间接信任”、“制度化信任”。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已经比较成熟，对发展中国家信任机制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有学者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与其说是双方通过媒介达成的“间接信任”，不如说是双方对契约或法律的信任，即“制度化信任”。在西方社会，契约的观念深入人心，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契约和法律充当了很好的信任媒介。因为双方要达成一定程度的信任，首先必须保证对方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其次必须保证如果一方违约就能对其实行有效的惩罚。而契约或法律一方面把人们的行为限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使双方对彼此具有某种预期；另一方面，把双方都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同时对双方发挥威慑作用，从而保证了信任关系。 毫无疑问，中国的熟人社会病俨然非常严重，若不治疗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向西方借鉴构建信任机制，不失为治疗此病的良方，疗效好、用时短。通过媒体加强对违法失信者的曝光，通过法律加大对违法者的惩处等，形成信用机制，共建法治和谐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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