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16、17世纪伊朗部落问题初探 作者：王平 16-17世纪，伊朗正值萨法维王朝(1502—1722年)统治时期。在王朝建立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部落组织、部落贵族，逐渐发展成为分裂割据势力，成为影响国家统一的不稳定因素。 然而，萨法维王朝在经历部落问题的严峻考验之后，依然保持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并且成为当时与奥斯曼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并列的伊斯兰三大帝国之一。萨法维王朝的部落问题因何而来?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又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揭示这些问题，无疑对当代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6世纪初，在七大土库曼部落的支持下，伊朗萨法维王朝建立。出于共同的目标和信仰，七大土库曼部落在建国过程中，紧密团结，东征西伐，攻城略地，最终建立了国家。他们在建国过程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得到丰厚的回报，获得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诸多方面上的特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部落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部落贵族和与之相联系的部落，逐渐出现分裂倾向，发展成为影响国家独立和统一的重要因素。这种分裂割据活动，几乎摧毁了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部落贵族拥兵自重与国家对外战争军事实力的低下。建国前后，国王手中并无自己的军队，国家所有军事力量由不同部落的军队组成，而各个不同的部落军又分属不同的部落首领掌控。随着对外战争的每一次胜利，部落贵族的野心日益膨胀，逐渐利用所掌握的军队，或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或以此试图独立。 1528年乌兹别克进犯期间，由于塔卡鲁部落的处哈苏坦不愿援助其政敌——驻守赫拉特的沙姆鲁部落艾米尔侯赛因，导致后者向乌兹别克人投降。1531年，时任阿塞拜疆总督的塔卡鲁部落首领奥拉马苏坦投向奥斯曼帝国，被后者任命为总督。 1534年，沙姆鲁部落和塔卡鲁部落乘奥斯曼帝进攻伊朗之机，在呼罗珊发动叛乱。不仅如此，部落军的装备落后以及难于统一，削弱了萨法维王朝的军事实力，在对外战争中时常处于被动。 1514年土伊查尔迪朗之战萨法维王朝军队的惨败，充分暴露了部落军作战的落后性，伊朗从此在与奥斯曼帝国的争夺中处于守势状态。萨法维朝的首都大不里士在1528年、1534-1535年、1548年多次被奥斯曼军队占领，迫使第二代国王塔赫马斯普一世(1524-1576年在位)于1548年将首都迁往加兹温。 而在1524-1534年十年期间，东边的乌兹别克人对萨法维朝的进攻就不下五次，呼罗珊地区多次受到骚扰和袭击。对于葡萄牙人在1507年夺取海湾地区的马斯喀特和霍尔木兹一事，萨法维王朝也是无暇顾及。 (二)经济上 部落贵族掌握财源与国王财力的匮乏。建国伊始，萨法维王朝即实行“提乌里(tiyul，即禄田)制度”，将大片土地赐给获得军功的土库曼部落及其首领，作为对土库曼部落的奖赏以及部落首领供养军队的财源。 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1587-1629年在位)。于是，从里海到波斯湾地区的大量富饶的国有土地，源源不断地落到土库曼贵族手中。他们以国王的名义统治着这些土地，掌握这些地区的税收大权。 其地所获得的税收，要么根本不上缴国家，要么只有极少数象征性地上缴国家。长此以往，部落贵族控制了国家的财源，逐渐积累起雄厚的财力，成为养兵割据的经济基础，对中央和王权形成严重威胁。 如，阿塞拜疆的祖尔卡迪尔部落首领占有法尔斯和克尔曼的广大地区，征收贡赋，蓄养私兵，设立法庭，俨然成为独立君主。与之相反的是，由于大量土地为部落贵族所占有，国王自己拥有的土地很少，从而造成国王和中央财力匮乏，财库空虚，更无从谈及供养一支自己的军队。 部落贵族掌握军政大权和王权衰微。由于土库曼部落在建国过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部落贵族很自然地享有政治上的特权，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军政职位。尤其是对部落军的掌控，使他们理所当然地掌握军事大权，其他人想要领有军事职务毫无可能。 在地方上，土库曼贵族往往是一省或几个省的总督。在阿巴斯一世上台之前推行的“导师制度”(即将王子派往地方作总督、另派土库曼贵族对其进行教育、培养的做法)，更是助长了他们藐视王权的嚣张气焰。 塔赫马斯普一世统治的最初十年，鲁姆鲁、乌斯塔吉鲁、塔卡鲁三大部落的首领，一起组成了统治国家的“三头政治”；1576年塔赫马斯普一世去世后，土库曼贵族更加肆无忌惮，根本无视王权的存在，敌对的双方经常以在街道或市场上进行决斗的方式来暂时解决彼此间的分歧。由此开始了萨法维王朝最为血腥的一个时期。 二、部落问题的解决 面对日渐深重的部落问题，萨法维王朝自伊司马仪一世开始的历代国王均逐步采取了一些措施，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在阿巴斯一世上台前，收效甚微。1587年阿巴斯一世登上王位以后，既承继了前任的一些做法，又推行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基本解决了当时非常突出的部落问题。
(一)削减部落军的数量，以新的常备军加以取代 部落军曾是王朝的最主要也是唯一的军事力量，但它同时也是部落贵族势力坐大仰赖的根本支柱。减少对部落军的依赖，削弱部落军的影响，解除部落军对国王的制约，重建属于国王的军队，无疑是萨法维国王首先想到的策略。 为此，早在塔赫马斯普一世统治时期，就将大量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塞加西亚奴隶征人军队中，建立起奴隶军团。阿巴斯一世上台后，一方面大量削减土库曼部落军，将部落军骑兵数量由原来的6～8万人裁减至3万人。 另一方面，承袭了塔赫马斯普一世的做法，重新组建了一支包括步兵队、炮兵队、火枪队在内的，人数达37000人的常备军，以取代旧有的部落军。新建立的军队由国家供养，只对国王效忠，脱离了与部落组织的联系，克服了国王对部落军的过分依赖，加强了国王的军事权力。 (二)施行财政改革。将土库曼贵族拥有的大量国有土地收归国王 土库曼贵族拥有的大量土地，是他们赖以养兵割据的经济基础。剥夺他们的土地，实质就是削夺他们的权力。 早在塔赫马斯普一世统治时期，就已开始将土库曼贵族拥有的大量国有土地转移到自己手中，成为王室土地。阿巴斯一世上台以后，加快了这一进程。为避免矛盾过激，加剧国家的分裂，故在实现土地转移上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 或以“捐献”之名，由国王的税收官以效忠国王为理由，将某一地区全部变为王室土地；或以“购买”的方式，由国王出钱，以比较低廉的价格购买土库曼贵族的土地；或者干脆采取没收的办法，将一些不受国王宠爱的土库曼贵族的土地直接收为己有。 结果，伊斯法罕、加兹温、马赞德兰、克尔曼等地的大片土地，从土库曼贵族手中转移到国王手中。这些土地上的税人不上缴国库，而是直接由国王支配。这样，国王的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军队的供给得到保障。 (三)推行行政改革，引进新的制衡力量 一方面，削减土库曼贵族在中央和地方拥有的各种权力。如撤销原为土库曼贵族视为特权的最高军政职务，以新军的指挥官代替；中央设立由土库曼贵族参加的最高会议，但只具咨询作用，且需服从国王；各省总督不再为土库曼贵族垄断，根据国王的喜好由国王任命，且要接受直接受国王节制的副总督的监视；城市的市长、行会的首脑都由国王任命，且必须服从国王。 废除“导师制度”，取消了土库曼贵族作为王子导师的特权，从此将王子幽居后宫，与土库曼贵族隔绝。另一方面，取消原为土库曼贵族垄断的军政职务，增设新的官职，任用那些既有才干、又忠实于己的伊朗人、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奴隶以及其他出身低贱的人，并且不断提高他们的地位，扩大统治基础。 如，奴隶出身的阿拉赫瓦尔底汗，后来成为全国军队的最高总司令；曾为牧童的穆罕默德·阿里，成为“纳兹尔”(nazir，即王室作坊的监督官)，并负责处理与莫卧尔帝国的外交关系。 (四)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在部落中培养忠实于国王的力量 巧妙利用部落贵族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在部落内部扶植自己的势力，也是萨法维统治者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 如：阿巴斯一世借助其导师穆尔希德·古里汗的力量，将那些参与谋杀自己母亲及兄弟的土库曼贵族，先后杀死；随后又借穆尔希德·古里汗之手，处死了试图反叛的赫拉特总督阿里·古里汗，镇压了妄图独立的吉兰总督阿赫迈德·吉朗里汗的反叛。 当上述危险都已经消除之后，阿巴斯一世再回过头来，将穆尔希德·古里汗一举消灭。对这些土库曼贵族被杀后空缺的职位，萨法维国王都安排了忠实于己之人加以充实。 (五)把部落强制迁移到异地，割断土库曼贵族与部落的地域和血缘联系 部落贵族的势力，来源于他所在的部落，来源于他与所在部落的血缘联系。为此，萨法维国王采取了一些措施，设法使土库曼贵族远离其所在的部落，割裂他们之间的联系。 为此，萨法维国王或将一些部落首领分封到那些不属于他所在部落的那些地区，或是将一些部落迁居异地，但其首领不再由土库曼贵族担任。 如：阿巴斯一世将几千名库尔德人一部分迁到伊斯法罕，一部分安置在呼罗珊北部以巩固东北边境；卡拉巴赫的克尔曼鲁(qermanlu)部落被迁到法尔斯。 他还将一些部落分散到全国各个地区，如将卡加尔部落一分为三，分驻兼加(ganja)、阿斯塔拉巴德(astarabad)和谋夫(merv)；也曾将分散各地的一些部落，迁移到边远地区，如将分散在法尔斯、克尔曼和呼罗珊地区的阿夫萨尔部落，迁移到乌尔米亚(urmiya)地区。 (六)修筑道路，改善交通，加强对部落所在地区的控制 萨法维王朝统治时期，全国道路交通非常发达。阿巴斯一世统治时，以首都伊斯法罕为中心，沿着主要的商贸路线，修筑了覆盖全国各地的道路网，并派专门的官员加强管理。 其中，从伊斯法罕到里海之间，每隔12英里就有一个商栈。在所有的道路中，以里海南岸通往马赞德朗的大道最为宽广，长约270公里，其残迹至今犹存。道路交通状况的改进，既方便国王号令的上下畅通，加强对部落所在地的联系和控制，保持对土库曼贵族的威慑作用，又有利于在某地的土库曼贵族出现叛乱迹象时，及时派遣军队，前往平叛。 三、关于部落问题的评价 部落组织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部落的产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由于广大部落成员生产力低下和经济生活的不稳定，以及部落的个人主义、排他主义和复仇主义，容易导致政治出现分裂局面，对统一的中央政府形成威胁。这是部落问题难以解决的最根本的原因。16、17世纪的伊朗萨法维王朝，却通过种种措施，较好地解决了严重的部落问题。 (一)积极性 面对严重的部落问题，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采取了积极的办法，克服了部落和部落贵族对王权、对国家发起的挑战，遏制了分裂势力，加强了王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推动了伊朗历史的发展。 虽然上述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部落问题，但在封建时代这些措施亦不失为解决部落问题的较好办法。历史也证明，萨法维王朝解决部落问题的这些方法，为解决部落问题提供了一些启迪，并在特定的时期为后代所仿效。 如，巴列维王朝礼萨汗统治时期，就曾以类似的方法处理过伊朗的部落问题。他先借助部落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随后又以一支部落公开抢劫为由，撤消了该部落许多官员；在全国各地修筑道路、铁路，建立新的道路系统，便利军队进入部落地区；实行新的兵役制，将许多部落成员征召入伍，割断他们同原部落的联系；向他们灌输民族国家的思想、戴统一的巴列维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局限性 关于部落的问题，至今仍是世界性的难题。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部落问题对于当今各国的发展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作为几百年前的一个封建王朝，是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萨法维王朝解决部落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解决了部落问题，消除了分裂割据的一大根源，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部落问题。 后来，正是迁居边境的部落乘中央权力削弱之机，率先发动叛乱，推翻了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王朝。直到巴列维王朝末期，伊朗的部落势力依然十分强大。时至今日，部落问题仍然是伊朗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文章来源：《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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