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书家对王羲之作品推崇有加，口碑载道。南朝羊欣云：“羲之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摄众法，备成一家。”梁武帝萧衍云：“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南朝虞和云：“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南朝陶弘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明人解缙云：“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明人董其昌云：“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清人王文治《跋怀素“小千文”》更是下了断论：“右军草圣之室,自唐以降,罕有能入之者。”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亲撰《王羲之传论》题赞：“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魏文帝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此俨然衍成“书法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下书家尽归王，王羲之遂被圣化为“墨皇”。羲之之后，无他书，孙虔礼草书《书谱》，全法右军，颠张醉素，皆从右军出，米书虽奇险瑰怪，任意纵横，而清空灵逸之气，亦与右军相印。
王国维论诗词：“四言蔽而有楚辞，楚辞蔽而有五言，五言蔽而有七言，古诗蔽而有律绝律绝蔽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诗词如此，书画何不然，人非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诗词书画皆人之公器也，流质易变乃艺术之规律。于是，对于王书的不同评价纷现。韩愈《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大意是说王羲之书法有迎合社会流俗之嫌，趁姿媚，即追求字体之妩媚。据传，他曾以所写《道德经》自山阴道士处换来白鹅。曾被奉为神圣，几若百川之朝东瀛的二王书法，韩愈竟斥之为“俗书”。有人分析，退之性不喜书，固未知右军书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扬之语耳。但此论一出，唐人草书遂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毫，不主故常矣。
有过类似言语者，不仅韩愈，《宋史》也载：“米元章初见徽宗，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徽宗潜立于屏风后闻之，不觉步出纵观。”较之“俗书”，“恶札”之称更甚，其癫狂程度可想而知，且此话又是当着皇上的面“掷笔于地”后说的，百无禁忌也，骄蹇不法也。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米芾还有过“老厌奴书不换鹅”之类的诗句，“奴书”亦“俗书”矣。黄庭坚也说：“俗书只识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前人评书，虽有偏徇失实、褒贬不公之处，却有规律可言。
对王书如此，对王书一脉的非议就更普遍了。
就赵孟頫书法，明人莫云卿云：“正似寰匮俗子，衣冠而列儒雅缙绅中，语言面目立见乖杵，盖矩矱有余，而骨气未备，变化之际，难语无方。”明人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贬赵最烈者，当数傅山，“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园转流畅。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觚棱难进，降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松雪曷尝不学右军，而结果浅俗，至类驹王无骨，心术坏而手随之也。’”今人启功《论书绝句》也评骘道：“朴质一漓成侧媚，吴兴赝迹日纷沦。明珠美玉千金价，自有流光悦妇人。”赵氏五体皆精，独创赵楷，只嫌其书稍过媚滑。包世臣《艺舟双楫》讥赵书“如市人入隘巷，无顾盼之情”。
万历以前书家，如祝希哲、文徵明等，皆吴兴弟子，华亭一出，明之书法为之一变。董其昌评价赵孟頫“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而恽南田对董氏“香光体”书法的评价为：“承公孙子（孙承泽）尝与余论董文敏书云：思翁笔力本弱，资制未高，究以学胜。孙与亲近年多，知之深，好之深矣。其论与余，非过谬。”其大楷竭力追求饱满，有描摹痕迹，笔意大失。中楷以下，瘦劲有力，然未免寒碜。草书线条圆转，气息酣畅，而气象之博大距唐人远甚。行书圆熟秀媚，儒雅有书卷气，然字距遥遥，凋疏过甚。其楷书描摹之习，为后来“馆阁体”之先导。其疏瘦书风，经康熙帝倡导，广为传布。徐珂《清稗类钞》云：“新进士殿试用大卷，朝卷用白折。阅卷者但重楷法，乃置文字于不顾，一字破碎，一点污损，皆足以失翰林。”朱寿朋《光绪京华录》辑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奏称：“百年以来，科场多重诗赋小楷，士人多逾中年始成进士，甫脱八股之厄，又受小楷之困，以致通籍廿年之侍从、年逾六旬之京堂，各科考试，仍不能免于小楷。”法可以人人而传，精神兴会，则人所自致。无精神者，书虽可观，不能耐久索玩；无兴会者，字体虽佳，仅称字匠。程式化的书风，抹杀了个性追求，束缚了创造动力。这一书风还直接导致了晚清碑学的兴起。
赵孟頫、董其昌之作虽属雅书，却也隐匿俗芽，所谓“子昂书俗，香光书弱”也。那么，谁人之书不为“俗书”？
苏东坡以为颜真卿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不俗也。黄庭坚也说：“欧、虞、褚、薛辈皆为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字势奇伟秀拔能备八法者，独太师耳！”不俗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古今时不同，规律同也。清人梁巘《承晋斋积闻录·学书论》云：“唐人劲健，书如烈士拔剑，雄视一世。及观时人作软弱圆熟态，只是少妇艳装，妩媚有余，气概不足。”然颜真卿亦未脱此规律，虽说其人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其书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瞋目、力士挥拳，未见丝毫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之象。米芾便说：“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为挑剔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剔，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此评虽曰贬义，但捱到后世，“丑怪恶札”反成风尚所求。傅山即倡导直拙，摈斥巧媚，提出“四宁四毋”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理论，此说一出，如批判之高牙大纛树立，翕然从风，猎猎作响。
人限于俗，俗趋于变，物极必反，天理固然。于是乎，疏野怪癖、陋丑陆离、标新立异、狂狷不羁，遂成审美逆反。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云：“墨团团里黑团团，墨黑丛中天地宽。”金农《鲁中杂诗》云：“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其化篆为隶，自创独具一格之方笔漆书，苍古奇逸，魄力沉雄，用笔结构再无羁绊。郑板桥云：“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掳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其书怪道奇生，颇具倔强不驯之气，且有乱石铺街、星落银河之美。正所谓“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淮南子·说山训》语）
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书人厌薄馆阁流派，因以迁怒于二王欧虞赵董之体，兼之出土碑志日多，遂有尊碑卑帖之说及南北优劣之辨。阮元、包世臣发其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其后，于是刀痕石舋，尽入品题；河北江南，自成水火暨乎石室文书，流沙简牍，光辉照于寰区，操觚之史，耳目为之一变。”（启功语）晚清时，尊碑贬帖，遂有人将“俗书”与“古体”对立，试以“古体”纠偏“俗书”。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许北碑：“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魏碑出于民间“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之不能为者，故能择魏世造像记学之，已能自书矣。”其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碑体，盖俗尚成矣。其果能竿头日进、催人向上、激励志气、荡涤胸怀乎？其实，“碑与帖，譬如茶与酒。同一人也，既可饮茶，亦可饮酒。偏嗜兼能，无损于人之品格，何劳评者为之轩轾乎？”（启功语）白蕉则对此说有异：“六代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虫蛀的毛桃。包世臣、康有为二人去拜服，那是他们爱吃虫蛀了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
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沿着韩愈的思路，启功在为潮州韩文公祠题诗时写道：“羲之俗书趁姿媚，才薄其奈石鼓何。我拜公祠无可献，妄濡茅管疥岩阿。”王羲之书法的特点被其一语中的，韩愈要以“古”为“雅”，那么即是李斯、蔡邕隶对于石鼓来说，似乎也可算作“俗书”了。就是启先生的字，也有人认为程式僵化，缺乏变化，技法简单，不觅韵律，为现代“馆阁体”。
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传统书法的“中和为美”，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点画不谬，结法严密，笔势连贯，以斜反正，其极致竟能成为令人鄙视之馆阁体，圆腴丰润，方正光洁，拘谨刻板，不精不丽，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土龙木偶，毫无意趣。俗书如此，俗画俗曲、俗文俗论、俗人俗事何不然。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信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