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什么是写作中的“神构时刻”

作家在写作某一个故事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以下的情形，笔下的故事的发展与原先的构想已经形成了冲突，作家是按照故事本身的逻辑来完成作品呢，还是削足适履式地回到原先设定的意图上去呢？换句话说，他是听命于自己的思想呢，还是听命于小说本身的智慧呢？

米兰·昆德拉认为，每一位真正的小说家都在等待听到那种超越个人意识的智慧之声，那时小说本身的智慧。在这里，昆德拉使用了“等待”一词。它起码暗示了我们这样一个现象：这种存在于小说自身的“智慧”并不是先验的，它与创作过程一同产生，并且稍纵即逝（它与“灵感”既有类似，亦有不同）。它还试图表明，

这种智慧之声并不一定“经常”出现，而它一旦来临，它的光亮必然会照亮作家的道路，它是小说家真正的福音。正如威廉·福克纳在创作《当我弥留之际》时的情形一样，小说的智慧之光使他原先构思的人物、故事、情节结构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受惠于这种“光亮”完成了自己的“神构作品。”

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如果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一直没有听到这种“智慧之声”，那么小说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并未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法国学者兼批评家爱弥儿·法盖和米兰·昆德拉抱有近似的看法。他在评价司汤达的作品时曾经分析到：司汤达似乎在小说的开始就设想好了作品的结局，“当于连·索雷尔在《红与黑》中一露面，就注定了要在最后朝德瑞那夫人射去决定性的一枪”（先于写作过程的框架完全控制住了司汤达）。爱弥儿·法盖对这种故事构成的批评在法国批评界曾经引起争议。我们对这场争议的是非暂不分析，法盖在这里至少说出了某种实情。

与司汤达的《红与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安娜·卡列琳娜》一书的写作。如果日丹诺夫的描述是真实的话，我们可以从他提供的材料中隐约看到《安娜·卡列琳娜》第一稿的雏形。作为一个狂热的东正教徒，列夫·托尔斯泰原先构思的《安娜·卡列琳娜》的故事走向大致是这样的：安娜·卡列琳娜作为一个背离宗教原则的妇女，背弃了自己忠实可靠的丈夫与别人通奸，最后遭到了惩罚。托尔斯泰原先的初始意图是要表现夫妻关系的永恒性。我们因引述第一章中曾经分析过的巴赫金的著名概念，作家在构思故事并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完全为“第一视野”所控制。“第一视野”的内容是先验性的、抽象的、空洞乏味的，而我们在公开出版成书的《安娜·卡列琳娜》中，原先的故事框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安娜从一个丑陋、堕落的“妓女”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风姿绰约、优美动人的贵族妇女。

安娜这一人物的变化，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信号，使托尔斯泰的目光从宗教、家庭伦理投向个人情爱的存在状况，他的兴趣和想象力也从社会学转向了存在境遇的复杂领域。

实际上，托尔斯泰对故事初衷的背离不仅挽救了一部天才的著作，而且使他卸下了沉重的到的负担，对家庭、婚姻、情爱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崭新的见解。在他后期的《克莱采奏鸣曲》中，托尔斯泰延续了在《安娜·卡列琳娜》中

没有最终完成的探索，并且走得更远。

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作家赋予了作品以智慧，相反，小说的智慧却一直在引导和教育着作家。很多作家进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小说的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对创作初衷构成了违背。

这同样也可以说明，一个作家在构思作品时，不能过于周全。有时，一个作家的初始意念过于强烈，其结果是，意念本身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控制着作者，作者成了某种意念和价值的奴隶。这样的例子在中外的小说创作中可谓

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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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格非《小说叙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