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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正值“文革”期间，在“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号召下，所有的年俗礼节都被冲掉了，只有年前家家人家磨水磨粉时，还能让孩提时代的我们，跟在大人后面，无比的兴奋，感受到一些年味。 这项“活动”的前奏是从拿着购粮证去米店购买春节配给每户的糯米开始的。等到离春节只有两三个礼拜的时候，母亲就开始与邻居们商议借石磨的事了。石磨往往是转了好几层关系，从较远的街区用黄鱼车驮来的。说好借磨的日期后，还要根据邻里间用磨的户数，确定使用的天数。一般来说，一架石磨上午、下午、晚上，能供三家使用。当时借磨不用花钱，也不用书面登记。母亲与阿姨、婶婶们串联后一合计，掐着手指，就把各家的使用时间定下了，从来也不会发生争先恐后的事情。 我家那时楼下开了个烟杂店，店后的客堂间在弄堂里是最大的，石磨借来后就放在那里，左邻右舍依次拎着用水浸好的糯米来用磨。母亲只要没事，都会待在客堂里，热情地招呼大家。那几天，客堂间里磨声不断，伴着欢声笑语，拉开了过年的序幕。 母亲是正宗的宁波人，她对磨水磨粉这事特别讲究。临磨一周前，她就让我姐姐把糯米淘干净，用水浸在家里那只翠绿色的瓷缸里。轮到我家用磨时，她会带领我们兄弟姐妹全体出动，像完成一件大工程。她先舀几勺清水从磨孔里倒下，推着石磨空转上几圈，用水把磨道冲洗干净，最后用一只大缸盛在磨道的下面预备接米浆。正式开磨时，母亲会让我们朝磨孔里舀入带水的糯米，她亲自推着磨柄，不紧不慢地推着磨转动，感受一下磨盘转动的节奏。不一会，雪白的浆液从磨缝间渐渐流了出来，母亲用手指沾起米浆，慢慢地捻几下，笑着说:“老细腻额，迭只磨灵光额。”然后她就指挥我们谁舀米、谁推磨，自己则笑眯眯地在旁边看着，不时捻捻米浆，觉得粗了，就“警告”我们推得慢一些。有一年，我们叫舅姆的那家磨完水磨粉后，他们拎着盛水磨粉的搪瓷桶刚要走，不慎被那叫“阿三”的儿子给打翻了。后来母亲与在客堂间磨水磨粉的几家一合计，每家都匀了一些出来，才救了急。 水磨粉磨好后，存放在阴凉处。这时，母亲就到处去觅优质的猪板油了。我家按宁波人传统，包的全是称为黑洋酥的猪油芝麻馅的小汤圆。这个馅做起来挺讲究，先把黑芝麻炒熟后放在石臼里抳成极细的细末，然后把生的猪板油一丝一丝撕下来，不允许有一丁点儿杂质，放进芝麻细末里不断地揉，再加上绵白糖，一直揉到三样东西完全互相渗透为止。这个活儿要求比较高，完全是由母亲一手完成的，几个姐姐只能给她做下手。 除夕前一天，母亲会把水磨粉舀在一只白布口袋里，吊起口袋，沥出春节里包汤圆所用粉团的量。沥好，每年她都要嘱咐姐姐拿上一大块湿粉团与芝麻猪油馅，送给住在过街楼的“老宁波”的遗孀，从不间断。她说，这是她答应过“老宁波”的。 年三十晚上，拖完地板，洗好手，母亲就静静地坐在桌边，伴着窗外的鞭炮声，慢慢地包出一排排雪白的小汤圆，供全家在新年早晨享用。有一次，我从外面放鞭炮回来，推开门就看见她坐在窗前的美丽的侧影，衬着外面五彩的礼花，桌上还有玉一般的汤圆，简直就是一幅油画。那画面从此一直定格在我的心里———在当时的年代里，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温柔与善良是我们成长的最大的庇护。因为有她在，生活才是有希望的，是欢乐的。 任炽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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