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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背后的传统面影
——格非、《人面桃花》与中国传统叙事
陈劲松
二十多年来，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先锋”作家，格非始终保持着对小说写作的先锋立场和严肃态度。创作中，他凭借对小说艺术构成的独特理解和横溢的文学才华，通过叙事技巧和叙事语言的不断探索，传达出对世界、历史与生命的不同看法，从而给传统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形成有力冲击，并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个人经验。“时间的错置、情节的错置、重复与空缺、语言的高度隐喻性，构成了格非早期小说的叙事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出“叙述本体论”倾向，在建构小说故事的同时，运用一些小细节对小说故事进行解构。无论中篇《褐色鸟群》还是长篇《敌人》，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以小说的形式写成的小说理论”。而他写作于21世纪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却一举突破了这种形式探索层面上的特征。与格非早期小说相较，《人面桃花》的超越和突破首先就表现在，它的“先锋”姿态虽渐趋式微，其思想内核却更加饱满且具有传统文学的张力，其叙事策略与叙事风格也随之打上了深深的传统烙印。我以为，《人面桃花》之于当下写作的意义不言而喻：作为一部中国味道非常浓厚的小说，《人面桃花》具有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的诗性力量。这对当前过于强调时代特色与倚重物质主义的文学思潮，无疑是一种反拨和超越。格非藉此告诉我们，小说创作在反映时代现实、表达个人经验的同时，还应庚续传统中国的文学经验与精神气度。
最终，《人面桃花》荣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颁奖典礼上，格非感慨万千：“……写作《人面桃花》，可以看成是一次返回久已不存的故乡的想象性旅途。”他还提到：“有些评论或读者说《人面桃花》跟我以前的小说比没有变化，（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变化的话，我不可能找到一个写作的动力。”作为一部积十年心血完成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诚如格非所言，和他曾经的小说创作相比，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它“既是格非蜕变和超越的一次个人记录，同时也可视为是当代作家逼近经典的有效标志。”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他的使命不是要去证明已有的小说结论是对还是错，而是要去证明小说还有新的可能性。他的创造性就体现在这里。曾几何时，“历史”一直是格非怀有很大兴趣的叙事领域，但在这部精致的小说中，格非却通过不同于过往的故事叙述方式和语言表现形式，以“坚韧、优雅而纯粹”的精神气质，再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近、现代中国社会乡土与民间、政治与世俗、人性与欲望、理想与梦幻相互交织的历史场景，从而使得《人面桃花》呈现出一种新的写作姿态和小说风格。
或者可以这么说：从早期的《敌人》、《边缘》到《欲望的旗帜》再到如今的《人面桃花》，格非的潜意识里始终在寻找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叙述方式和语言表现形式。令我感到欣喜的是，他的这种努力与追求在《人面桃花》中终于得以体现并有所超越和突破。这主要表现在小说对中国传统叙事的借鉴与摄取上。
《人面桃花》以《红楼梦》、《金瓶梅》、《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古典艳情小说和武侠、公案、神怪小说的笔法（这种笔法就是一种回归传统的叙事笔法），讲述了一个江南女子的成长史：陆秀米，在自己少女时代的某一个夏日，目睹了因罢官回到普济的父亲陆侃莫名出走；随后，革命党人张季元，一个素未谋面的“表哥”，走进了她的世界，引起了她的春心萌动。然而，不久之后张季元被杀和他留下的日记让她几近发疯；成亲的路途中，秀米遭土匪劫持来到花家舍，从此被卷进革命的洪流；历经多年的风云变幻后，秀米再次回到普济，执意推行自己的革命主张，对家乡进行改良，却被乡党看作是疯子而屡遭失败，后被“同志”出卖，被迫经受牢狱之灾。出狱后，秀米彻底放弃了革命，在对自己一生的感触和对命运的体悟中溘然长逝。表面上看，这个故事试图运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一段“真实”的追求理想与革命的个人历史，并通过主人公对往事的追寻、故地的迷恋、童年的印象、情景的再现，以突出“先锋”小说神秘、迷茫、梦境的特点。但实际上，《人面桃花》在故事的叙述策略上已经放弃了《敌人》、《边缘》等小说所采取的穿插、不断拆解的片段化的、零散的故事结构，开始在一个相反的方向做出努力，使得整部小说的叙事场景从“普济”到“花家舍”再到“普济”，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圆形空间结构，讲述的故事精致而又圆润。诚如格非所言：“《人面桃花》虽然披上了一件中国近代革命的外衣，但我的确无意去复现一段历史事实。……我由此想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一个个梦幻，并想赋予它一定的社会学意义。你可以将这种梦幻命名为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源仙境、康有为的大同、宗教的彼岸，现实的乌托邦等等。但我所关心的是，这些梦幻和我们习以为常的经验世界究竟构成了怎样的隐喻关系，另外，倘若它发生在近代风云激荡、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它又会是怎样的情形。我进而想到动荡年代裹挟在革命浪潮中的卑微的个人，尤其是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不论它显得如何脆弱，如何转瞬即逝，但在我个人的记忆和想象中，却显得不容辩驳。”
纵观《人面桃花》，格非在现代“先锋”小说形式中注入传统小说形式、回归传统的叙事痕迹清晰可觅，这首先体现在它的情节构造上。从情节结构上来看，《人面桃花》着力于整体性的叙述情境营造，一丝不苟地讲述了一个相对圆满的故事，作者功力直抵小说细部的每一个末梢。它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叙事框架，基本上按时间与空间顺序来安排故事情节，叙事场景从普济到花家舍，最后再回到普济，在叙述上给人浑然一体的感觉。同时，小说采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多线并进”的“交叉”式叙事视角，造成了叙述主体、写作主体、接受主体的多层次、多变化，让可能被遗忘和忽略的历史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的特点，也让文本中的人物性格更加鲜活，命运更加跌宕。与此同时，赋予历史、革命、理想、人性以新的意义，从而让整部小说有着优雅、古典的书卷气息。
此外，《人面桃花》还摄取了中国古典文学如史传、笔记小说与诗论等传统叙事的精华，充分借鉴《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叙述手段：虚实相生。小说叙述中，人物多次从现实场景进入梦境，或者突然又从梦幻状态回到现实中来。如秀米前一夜在梦中见到孙姑娘的出殡场景，第二天竟在现实中应验；又如在花家舍，秀米梦中与土匪老大王观澄对话，王说“花家舍迟早要变成一片废墟瓦砾，不过还会有人重建花家舍，履我覆辙，六十年后将再现当年盛景。光阴流转，幻影再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预言，都在后来的故事发展中得以成真。从狱中回到普济之后，秀米不再谈论革命，与仆人喜鹊仿佛《红楼梦》里的黛玉和香菱，每日诗文唱酬。在重游当年被土匪囚禁的荒岛时，秀米听见韩六在她耳边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小岛。”和当年她在梦中与王观澄对话，王说的“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被水围困，与世隔绝。”几无别致。俨然《红楼梦》中所言：“真作假来假亦真，假作真来真亦假。”虚中有实，实中见虚。
同时，《人面桃花》的叙事也有受到中国传统小说如《聊斋志异》等“因果报应”论的影响。如小说第三章写到：杀猪匠大金牙因自己犯下的罪孽而最终招来杀身之祸；第四章写到：在百年不遇的大旱与饥荒突袭普济时，秀米家独得一袋来历不明的大米，于是熬粥赈济，施舍乡邻。出卖秀米的妓女翠莲此刻已沦落为乞丐，来到普济排队求粥，却粥空自愧，不知所终。这些细节和古典小说中的佛家“因果报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人面桃花》是一部带着先锋走进传统的当代小说，作家充分借鉴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将这部“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写得极其精致，极其优雅，其深厚的传统底蕴体现在整个小说文本中间。
除了故事叙述手法与风格受到中国传统叙事的影响之外，《人面桃花》的叙述语言也有着浓厚的古典韵味，意境优美，江南味道浓郁，以至让人舍不得一口气读完。甚至有评论说“特别是它的语言受中国古诗词的影响，锤炼得极其完美。”关于这部小说的叙述语言，格非自己也曾谈到：“当你决定写什么的时候，语言也会相应产生，这和文体形式是一样的，会同时产生。江南的环境、人物、生活节奏，决定了用这样一种语言，而不会是另外一种。”“这样一种语言”便是蕴涵古典气质的优雅的叙事语言，纯粹而又魅力十足，闪烁着雅致而又美丽的光芒。这既是格非小说语言在修辞学上的一种完善，也显示出他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叙事维度的叙事语言的渴望。由于吸收了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语言风格的精华之处，《人面桃花》呈现出独特而又鲜明、奇崛而又俊秀、典雅而又清丽的唯美气派。整部小说的叙事语言澄净、紧凑，好似云舒云卷，有如花开花谢，韵致迭出，让人读来不再是格非早期小说《敌人》等那般郁闷压抑，那般艰涩难解，而是轻松愉悦，通俗流畅，令人久久难以释怀。同时，小说中大量白描性语言和意象的纷呈，古典诗、词以及铭、记、志、史等传统语言形式在文本中不时穿插和显现，使得《人面桃花》有着诗意的修辞特征和古典气韵，构成了整部小说叙事的经典与恢弘，也产生了小说整体氛围上的苍凉美感。小说中对一些人物死后的描写运用了地方志的语言，人物通过诗词的语言形式进行对话等，莫不是摄取传统的体现。“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荫。”“杏花春雨江南，灯灰冬雪夜长。”……意境何等辽远，何等幽冷！
格非曾坦言：“我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一般我不会过多地考虑读者，但我的文字上至少可以有所调整，比如叙事的清晰度上面。我尽量在阅读上、在故事的线索上不要产生太大的问题，要能够跟一些作品有所区别。”而通过对《人面桃花》的阅读，我发现格非不但做到了，而且在回归传统方面做得非常好。批评家谢有顺认为，“格非的写作坚韧、优雅而纯粹。他的写作既有鲜明的现代精神，又承续着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灿烂和斑斓。他的叙事繁复精致，语言华美、典雅，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息，这种话语风格所独具的准确和绚丽，既充分展现了汉语的伟大魅力，又及时唤醒了现代人对母语的复杂感情。”我想，这对格非而言，对《人面桃花》而言，无疑是公允和当之无愧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作为一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打捞历史碎片的文学视角，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写作途径。它的繁复与妖娆，它的精致与典雅，它的从容与澹定，无不体现出作家格非“先锋”背后的“传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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