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非著《望春风》 摘要 2017年7月15日—16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了清华大学“国际文学工作坊”（第一期），围绕“《望春风》与格非的写作”主题进行研讨。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近20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与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格非的创作尤其是《望春风》进行了严谨、细致、真率的文本解读。森冈优纪指出，《望春风》非常自然地在三种叙事方式之间灵活转换，在“知识分子叙事人面对古老的农村”这一主题上做出了全新的突破。解志熙认为，这部小说最吸引他的是作者借助文学想象对故乡的深情回顾，并且提出了“还有没有回故乡之路”的问题。吕正惠称赞格非文字有独特的魅力，恢复了中国古代文人特殊的表述方式，把中国古代传统和西方文学的叙事技巧融合起来。旷新年提出“农民可以说话吗”的问题，从“中国农民”的立场表述对中国现代主义的隔膜和困惑。孟悦则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分析小说，思考农耕文明消亡对生命的价值和意味的改变。叶纹同样关注小说中乡村的消逝，并分析了《望春风》与格非早期作品的差异，以及与世界文学的关联。李旭渊讨论了小说中对乌托邦的渴望与处女母亲的想象。王中忱强调《望春风》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著作无法提供的东西，凸显了小说的独特价值。在讨论过程中，格非就《望春风》的写作缘起、叙事动力和小说结构等与会者关注的问题做了回应，并讲述了“江南三部曲”与《望春风》的关联。为尽可能重现这场研讨会的原貌，现根据会议记录稿将重要发言整理刊发，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 《望春风》；格非；叙事动力；小说结构；世界文学 （接上文） 孟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教授）：《望春风》我读了不止一遍，它引起的联想非常多面。我因为一直把格非的作品当做思想和对当代世界的理解来读，所以就谈一点读这个作品时的一些想法和它引起的一些思考与体验。  孟悦 正如小说主人公提到的，《望春风》是对当代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发生的重要变化的记录。这两年我每去乡村，都对农村迅速消亡感到非常震撼，触目惊心。不久前在一家叫“食为天”的乡村小店里吃午饭时我想到，实际上我们的农耕文明即民以食为天的历史已经被赶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我叫它“城为天”时代——即一个以城市、金融、房地产和各种高技术基建设施为经济杠杆的时代。 称之为“城为天”是因为想到诗人欧阳江河有关“天体”的比喻。他写到，“资本的天体,器皿般易碎/有人却为易碎性造了一个工程/给他砌青砖，浇筑混凝土/夯实内部层叠，嵌入钢筋/支起一个雪崩般的镂空”（《凤凰》）。他很敏锐地捕捉到金融资本在后社会主义中国那种天翻地覆地重构空间系统的运作方式。民以食为天这个“天”，是什么意思？它当然有自然的意思，但我觉得还有一层意思，指的是最终的不可动摇的价值。它代表以往国家制度首先考虑的根本立国之策，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立起文化的价值和政治的运作。我们这二十年来以房地产、城市基建、主要是金融和科技经济为杠杆，带来了生命和自然这些原有的终极价值的大变。生命、自然乃至生物圈这些原本不可取代的价值变成了金融和城市经济的附属和原料，“民以食为天”因此就不再是重要的立国之本。 生命和自然价值的沦落从城市发展本身可以看得很清楚。城市化是全球现象，很多理论家学者都描述过，全世界90％的人将会或正在成为城市人。中国城市人口几年前就超过农村人口，并将在下几个十年内激增。你可以说这是由于城市扩张吸收了现代耕作的多余劳动力，也可以说是由于户籍等制度导致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异，使农村人口在不平等情况下变成最有剩余价值的城市劳动者。但为什么是城市，为什么要以城市经济为杠杆？我认为另一个深刻原因可以说是基于福科所说的生物政治。生物政治就是一种以知识、科技及其他政府手段来严格而权威地统一管理人们生命过程的现代治理法。现代国家由于战争等原因需要人的资源，于是出现了保证人们生、掌管人们死的管理系统，如医院、监狱、教育、人口统计和监控系统等。这个系统是世界普遍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经济正是一种高技术、高资本的生物政治经济。它是你“好生活”的来源，提供现代化的住房、有质量的教育、医疗设施、必要的各种信息等等，同时，人们从出生、吃饭穿衣、住房、到上学、生病、死亡的生命过程无一不受到高度管理。 近几十年来资本和科技取代了中国许多以往的制度，使得福科当年未及提到生命方面，如住房、食品、用水、所呼吸的空气乃至垃圾回收，都成了这个系统的重要部分。城市人尽其一生为昂贵的住房、衣食、子女的未来、健康和养老而劳动。劳动、疾病和老死的过程正是城市剩余价值的积累过程。而城市物质生活和工资收入之间巨大的差异，将农村迅速推向城市的附属，同时也将农业纳入科技和资本掌控。食品可以从化肥农药转基因生产，水的循环也可以人工干预，空气可以经过过滤，景观树木也可以人为制造，所有人为高科技的创造可以将“城为天”的体系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循环，将农民变成自己土地上的外行。农民以更低的收入和更多的剩余价值，被纳入到城市生物政治经济的底层。 格非涉及当代生活的作品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生命和自然变做了金融、科技和城市机器的原料的时代，生命的价值和意味变成了什么？《春尽江南》中的家玉是个例子，她精疲力尽，丧失自我，最后却发现找不到一块可以不受屈辱地去死的地方。《望春风》继他的三部曲之后，进一步表达和书写这个问题，即生命的价值的变化。比如和价值问题直接有关，你在格非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关于“废”“无用”的修辞和叙述，经常延伸为残缺、病、孤等意味。“废”和“用”既表示价值也表示功能。格非笔下的废和无用呈现的是这样的时代转变，那就是当生命和历史内在的价值被系统为它们规定的功能所取代时，就出现了废和无用。《春尽江南》一个著名场景是，端午和绿珠走向本该有“渔火”的地方，忽然发现那一小角自然已经变做巨大的垃圾场，所谓“渔火”只是回收工人手电筒的光。这个场景展示了以城市、资本和科技为支撑的生物政治系统对自然和生命的价值颠倒：回收业是城市系统的延伸，它以废品在城市经济中的价值否定和抹杀了山河的内在价值，给它派上了“回收场”的功用。城市生活中的废品竟可以重新定义山河，这是对“城为天”的系统性质的深刻揭示。同样，回收工人的用途抹杀着农民价值，所以绿珠称他们为“非人”也是从“废”字延伸而来：他们以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地为城市经济剥削，实际上却被系统视作无用、弃之不顾。《望春风》里几乎每个传记都会写到，一个人在某个时刻意识到，“他（她）的时代过去了”，即她或他对于社会的价值成了过去，变了，不需要了、没用了。生命仍在继续，但已经没有意义和价值。系统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抹却操纵，莫过于此。在这个意义上，“废”与“无用”离死只差了一步。  格非著《春尽江南》 当《望春风》将目光从城市转到村落故事时，“废人”系列进一步扩大了，主人公是除了残留的生命之外一无所有的农民姐弟。他们不仅是孤儿，而且也是孤老，没有多少剩余价值可以榨取，故乡被拆迁后他们也曾流入城里，很快就被踢出了“城为天”的系统。同时，小说对生命价值的表达也得到了更正面的延伸。由于是资本系统的残余和废人，他们实际上反而代表着系统所缺失所压死的那部分生命价值。在城市系统面前，他们的生命本来已经形同虚设。主人公“我”早就感到“活着就已经死去”，活着已经成了意义的残余。春琴也被自己的儿媳欺辱，到了唯有求死的地步。但在他们被踢出城市以后，《望春风》的生命价值故事反而有了新的延伸余地。“废”和“无用”是对生命价值的否定，那么被否定了的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什么是死的对面，为什么活，在哪里活下去？我感到，“我”和春琴不期然活下去的故事使《望春风》成为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它以平实可信的方式将一对走投无路、必死无疑的老农民姐弟写成了在现代荒墟上生存下去的伏羲女娲。它在这个意义上是一部难得的当代传奇。 《望春风》引我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它对农耕文明消亡的书写。它让你不得不去看那消亡了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不能了解这一点，实际上无法对今天的“好生活”做出有批判性的洞察和分析。关于这一点，“千年村落”的故事实际上是有特殊启示的。消亡的不仅是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人口。如果我们记得农耕文明中的村落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单位或经济单位，而是基本的居住形态，那可以说，村落的荒墟意味着同“城为天”的世界非常不一样的可居住空间的消亡。《望春风》的儒里赵村让我们看到，这曾经是一个以“粗茶淡饭”“和和睦睦”过日子为理想的、“天高皇帝远”的、富有文化多元性的居住空间。人们聚集为村落、甚至从老远投奔村落而来都首先是为了安居，而不仅仅是为了生产什么。只有在长期而稳定的农耕文明中才会发展出这样的村落，它和那种种植园式的农场全然不同，也和乡土文学、土改小说及土改后小说这些据现代想象写出的村庄非常不一样。儒里赵村更接近人们用诗歌和笔记一代代地书写为居住空间的村落，有历史性的村落。实际上，离开这样的村落就没有农耕文明，也没有中国文明。 当农耕文明最后的物质痕迹消亡后，它就变成了历史、天文地理、艺术、诗歌甚至文字本身，就变成了秘密。实际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已经是充满断裂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有一句轰动全国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表达了那代人被抛出历史轨道的感觉。今天格非在处理发生在眼前的更大的断裂。《望春风》更明确地变成了一个关于集体性的秘密的故事，叙事是以文字留下蛛丝马迹，而阅读就是某种开锁解码的过程。读者被邀请像业余文史学家那样，把已经成为秘密的事件、人物、文物、文本乃至文字一步步训诂出来，才能破解故事的层层内容。通过文物、梦、诗句，《望春风》提供了一条穿梭于真幻之间的途径。我想起北欧的神秘园乐队，它的名字依据的是一则北欧神话，说一对小孩子的父母因为养不起他们，要狠心把他们扔到森林里。小男孩很聪明地揣了很多白色的石子，沿路撒下，最后等父母走了，他们在月光下沿着闪亮的白石，找到了可以安全活下去的神秘园地。小提琴手希望他们的音乐就是那些白色的石子。我觉得《望春风》的艺术设计也有点像白色的石子，带人回到存在过的故乡。  孟悦著《Shanghai and the Edges of Empire》 叶纹（Paola Iovene，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第一眼看，《望春风》讲的是当代中国某个村庄的消逝。乡村的消逝绝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但是在当代中国，乡村消逝的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极速的转变引发了上一代和下一代人观念和生活体验的巨大差异。所以当今文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去跨越这一鸿沟。 乡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写作的重要场景。20世纪乡土文学有两种乡村叙事：逃离和回归。逃离的情绪是躁动，而回归的情绪是怀旧。同一个故事中，这两种情绪往往同时存在，因为逃离和回归是一个辩证循环上的两点，躁动也可以说是怀旧的另一种说法。怀旧这个概念比较容易理解，但我想解释一下我所指的“躁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参考20世纪80年代初路遥的小说《人生》，可以发现，在这些作品中，乡村生活意味着艰苦的劳动、保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乡村是有志青年无法容忍的生存环境，在这里，青年人只能感到躁动，想要逃离。之后，中国乡村的文学再现发生了转变，从躁动的逃离变成了乡愁。乡愁的出现，正是乡土中国行将消失之时。 早在乡村的消失成为热点话题之前，英语世界的历史学研究就已经对中国农村产生了兴趣，历史学家想要“自下而上”地解读中国历史，而乡村研究就成为一种方法（这一领域最早的作品包括1991年弗里曼等人所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格非是历史学家，也是传记作家。《望春风》这个历史观恰恰呼应了之前历史学家们对中国农村的学术研究：小说表明，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建设，并未造成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与传统的巨大割裂。1950年代的土改自然是一件大事，造成广泛影响。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更巨大的社会变革发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伴随着集体农业的消失，家庭责任制、利益至上观念兴起，还有最终土地的撂荒。  路遥著《人生》 当然，《望春风》是一部小说，不是历史书。小说家的特殊任务是反思创作的处境，尤其是如何诚实写作这一难题。小说的叙事者想要讲故事，却面临着秘密、谎言和流言蜚语。他每每想要探寻事情的真相，最后却总发现真相与谎言难以区分。村里的知情人士往往并不可靠，叙事者本人也不可靠。在全书结尾，叙事者坦白自己写作中的不实——在妻子春琴的要求下，他对回忆多有删改。于是，《望春风》也就成了一个关于写作中审查与自我审查的故事。作者面对的压力不仅来自外界，还来自于他个人的微妙意图。自我审查可能是因为记忆不清，也可能是刻意回避，为了取悦某一目标读者。 在小说理论中，“不可靠叙事”是作者刻意疏远读者与叙事者之间关系的手段。然而在《望春风》中，读者并没有因为叙事者的不可靠而失信于文本。恰恰相反，叙事者一再强调自己的情报有诸多不可信之处，读者却并未感觉疏远，反而与他越发亲近。 记忆与叙事的双重不可靠是格非小说一贯的题材。《望春风》叙事者称他写故事是为了抵抗遗忘。他说：“我之所以决定写下这个故事……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头脑中活生生的人物不会随着故乡的消失而一同湮没无闻”。于是，从格非的作品中可以梳理出这样的脉络：在早期的作品中，他认为不论怎样努力，都只能捡起一些碎片而已；但后来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望春风》反转了这一立场，即便只能捡起碎片，也要尽全力记录、诚实写作。  刚才我讨论了《望春风》与当代史、乡土文学和格非之前作品的关系，现在我想讲的另外一点是《望春风》中的世界文学。首先是小说开篇引用的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作品《也许有一天清晨》： 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默默走在人群中， 他们都不回头 诗中的“秘密”和“默默”这些字眼，强调了有许多话隐而未宣，为小说后文中的自我审查埋下伏笔。这些诗句写得非常隐晦：“我”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人群中的他们都不回头，是不是暗示着“我”回了头？回头和秘密之间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请大家读一读蒙塔莱原诗的全文。这是2012年出版的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黄灿然的翻译： 也许有一天清晨，走在干燥的玻璃空气里， 我会转身看见一个奇迹发生： 我背后什么也没有，一片虚空 在我身后延伸，带着醉汉的惊骇。 接着，恍若在银幕上，立即拢集过来 树木房屋山峦，又是老一套幻觉。 但已经太迟：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 默默走在人群中，他们都不回头。  蒙塔莱 卡尔维诺在他的分析中指出，这首诗的主题是“世界的不真实”。诗的第一节描述了一个“奇迹”，诗人在未来某天可能会突然顿悟自己身后只有一片虚空。然而诗人如此准确地描述出顿悟的内容，又使人感觉这个奇迹已经发生。如此一来，诗人正好保守了自己的秘密。他把奇迹顿悟的内容当做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来预测，这样既未揭穿真相，又与读者分享了隐私。 《望春风》中最重要的回忆，例如开头主人公与父亲造访春琴的家，都笼罩在不真实的氛围之下。“每当我回忆起这天经历，都会伴随着一种浮荡虚幻之感，心里空落落的。不论是春琴家连死三人的诡异灾难，还是半塘寺瓦砾中的断墙残垣，都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此外，蒙塔莱诗中所表达的一种与世隔绝的感受，也能在《望春风》中找到共鸣。格非的叙事者与蒙塔莱的抒情主人公一样，都面临着保守秘密与坦白真相之间的矛盾。因此，蒙塔莱的诗好比跨入《望春风》小说世界的门槛。它让读者开始思考：叙事之下，还隐藏着什么真相？  卡尔维诺著《为什么读经典》 我想提到的第二个文本是荷马史诗《奥德赛》。这同样也是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讨论过的作品。卡尔维诺认为，奥德修斯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遗忘： 危险在于，这归程可能还未发生就被忘记…… 但是仔细检查，我们会发现忘记的危险在第九卷至第十二卷就已多次差点发生：先是食枣族的邀请，然后是女巫喀耳刻的药，然后是塞壬的歌声。在每个场合，奥德修斯都必须小心，如果他不想立即忘记……忘记什么？特洛伊战争？围城？特洛伊木马？不：他的家，他的归程，他整个旅程的要害。荷马在这些场合使用的措辞是“忘记归程”。 奥德修斯一定不可忘记他必须走的路，他的命运的脉络：简言之，他一定不可忘记《奥德赛》…… 卡尔维诺认为，记忆不仅关乎过去，还关乎未来。“不论是在个人、社会，还是文化之中，记忆之为记忆，只有当它能使过去的印刻和未来的图景合二为一，使人们行动时不忘初衷，使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不成为互相的阻碍，记忆才真正重要”。 《望春风》呼应着卡尔维诺所说的时间的循环性。一部优秀的小说不仅仅只讲述已然消失的过去，还会提供对现在与未来的想象性解决。《望春风》结束于重返田园。但这种乡村生活的回归真的可能吗？事实上，小说的叙事者也并不真的认为乡村能够起死回生。小说的结尾有一种如梦似幻的乌托邦氛围，像是神话的结尾。不过，主人公和春琴确实回到了村庄。多亏投资者资金链断裂，他们能在暂未拆迁的便通庵中居住下来。《望春风》的叙事者告诉我们：“我们的幸福在现实世界的铁幕面前是脆弱而虚妄的，简直不堪一击。”所以，这篇小说也给我们关于幸福的观念或者暗示。幸福的可能性也许就存在于效益与速度暂未抵达之时，在趋利体制的某些缝隙中，在拆毁和重建之间。《望春风》邀请我们设想这些时刻，并为它们做好准备。  Paola Iovene 李旭渊（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系教授）：我想谈一下格非小说中对乌托邦的渴望与处女母亲（Virgin Mother）的想象。 首先，我想从《人面桃花》中的“乌托邦”和“陆秀米”的形象说起。无论是《诗经》，还是西方的神话中，都有处女母亲的形象。《诗经》中的姜嫄虽有丈夫，但无夫妻之实，在上帝的作用下，她无痛苦的生下后稷，后稷降临后给人类提供了食物。如果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解读的话，这个神话中的姜嫄就是圣母玛丽亚，玛丽亚也是未经男女之事以天之意受孕生下耶稣，后稷通过劳动救活百姓跟耶稣的行为也类似。姜嫄是以处女母亲的形象出现的，《人面桃花》中的主角陆秀米也让人联想到处女母亲。 “处女母亲”是一个矛盾的两个词汇的组合。一般在有关人类诞生的神话中，“处女”象征纯洁和结晶，“母亲”象征妊娠和生产，即劳动。本来两者不可为一，因为纯洁的处女是无法生育孩子的，女性只有丧失了纯洁，才可能生育。换言之，为了生育只能堕落，没有堕落就没有生育。萨特的小说中提到，为了生存，需要一只肮脏的手。没有肮脏的手，生活中就没有现实性。但是像姜嫄一样的处女母亲以处女之身，保持着纯洁的同时生下婴儿，这是非常矛盾的。 对人类来说，乌托邦跟处女母亲类似。乌托邦象征着生存之矛盾，人类做着纯粹、美好的乌托邦之梦，不幸的是，必须用肮脏的手去建设它，没有堕落就没有乌托邦。《人面桃花》中，张季元和王观澄等颁布《十杀令》，通过掠夺来建设乌托邦的试图正是这一矛盾的象征，如果说人类对处女母亲的幻想象征着纯洁和生育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乌托邦的实现同样也需要依赖人类肮脏的手。  萨特 陆秀米虽然是非常独特的人，但也不例外。小说从她的初潮到来开始，陆秀米作为纯洁少女的同时，也成为拥有生育能力的处女。同一天，她的父亲离家出走，父亲一直梦想着建设桃花源一样的乌托邦。父亲消失后，张季元、王观澄陆续出现。随着故事发展，陆秀米遭到绑架和凌辱，被带到花家舍，丧失了处女的纯洁，但那一瞬间她走向了建设乌托邦的人们，之后她也同样走上了建设乌托邦的道路。 人们在面临生育和纯洁的矛盾时，为了生育必须抛弃纯洁，为了建设洁净、美好的乌托邦，必须依赖肮脏的手，除了堕落别无选择。明白这一点的人在建设乌托邦的道路上向前更近了一步，不知道的人根本走不上这条路。不知晓这条道路的人，无论如何梦想着乌托邦，也无法在现实中成功实现，《人面桃花》中许多人物的失败便说明了这一点，在现实中，他们除了成为狂人别无他法。王观澄属于前者，陆秀米的父亲属于后者。但即使以肮脏的手建立起来的乌托邦也不会长久存在，肮脏的手日益增多，他们之间的斗争最终必将导致乌托邦的毁灭。 《人面桃花》是一部描写在乌托邦的生产和毁灭之间不断轮回的小说，是一部关于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小说。小说里面的乌托邦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毁灭，有的时候因为空想而失败；有的时候像阿Q那样的人，根本不知道革命是什么，革命对人、对世界有何意义，因为有这样的人而失败；有的人把乌托邦理解为杀死别人、抢占别人的财务，因为这样的认识而毁灭。小说中翠莲的背叛便是例子：翠莲没有恶意，但是她的行为导致了乌托邦的毁灭。小说里对乌托邦的追求，从陆侃、张季元、王观澄到陆秀米，从未断过，但亦从未成功过。《人面桃花》乃至格非的三部曲，都是围绕乌托邦展开的轮回，小说里每每建设乌托邦的尝试失败的时候，恰恰又是重新开始的时刻。曾在普济试图建一个桃花源的陆侃变得疯癫失踪后，张季元走进了陆秀米的家，张季元死后王观澄新建了花家舍，花家舍失败后，秀米又打算在普济建立她梦想的理想国，但这一切都以失败告终，同样这一切尝试又重新开始，从未停止。  格非著《人面桃花》 这部小说讲述了乌托邦的毁灭，但是它并不是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它描写了乌托邦生产和毁灭的轮回。这部小说提出的问题是，虽然经历了数次毁灭，人们为何仍然渴望乌托邦？格非在《人面桃花》中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迫不得已、不知休止的追求渴望乌托邦，这就是人的命运。这一点非常重要，小说似乎是关于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作品，事实上并不如此，小说中描写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仅仅是小说创作的一个装置而已，虽然看上去像一个历史题材，但是它其实是一部关于人的作品。 格非表现的对象是人，不只是中国人，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人。所以说格非的小说不是一个为了了解中国近现代提供的窗口，而是理解人的窗口。在小说里格非说，因为是人，所以渴望乌托邦。也因为是人，所以建设乌托邦才会失败。虽然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为背景，但是历史像一幅风景被置于小说的背后，因为小说正是以人为中心，这就是格非小说最重要的、最个性化了的地方。当读者合上《人面桃花》，为什么忘不了陆秀米？那是因为人们怀念处女母亲的缘故，是因为人们从未放弃过，在保持纯洁的同时要建立起生育和劳动的天国，而又不依赖肮脏的手来建设起理想国的那个梦。当读者合上《人面桃花》，为什么会为陆秀米和翠莲惩罚自己的行为感到心疼呢？那是因为人们叹息乌托邦的毁灭。 我认为格非在《人面桃花》中的写作超越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以乌托邦为关键词，探讨了人类最根本性的本能和宿命，小说跨越了国界，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具有了普遍意义，这也正是它成为优秀小说的原因所在。 李旭渊 王中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原本想就格非的小说写一篇完整的评论，不仅仅是讨论《望春风》。但有些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所以今天主要结合《望春风》谈一些片段的想法。 近些年我阅读当代的文学作品不多，但对1980年代就已熟悉且很喜欢的几位作家，还一直在跟踪阅读，格非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莫言、张承志、韩少功等。我知道当代文坛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年轻作家，然而出于各种原因，我并没有认真阅读过他们的作品。 作为一个以文学为业的人，近年为何并不热心阅读当代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不觉得这些作品和我当下所关心、所思考的问题有多少关联，或者说，阅读其他学科的著述，也许对我的思考帮助更大一些。在这样的意义上，我非常感谢刚才提到的几位作家，他们使我还保持着对于文学的一份信任和期待。无论是他们从前的作品还是新近的写作，都在我所关心的问题上，不断给予我启发。 在阅读格非作品的过程中，他的文字不断地提示我，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文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其他门类的知识和学科所不能提供的营养和参照。上个学期，我给本科生开过一门课，课程的主要内容是阅读现代小说。我曾经给学生们提过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这其实也是在问我自己。以格非的《望春风》为例，刚才大家对于这部小说中各式各样的社会性内容均有所提及，比如工业化的进程、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展、发展主义和现代性所导致的农村衰败等。然而，如果仅仅只谈这些问题，那么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描述，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解答，为什么还需要小说？并且，如果把格非的小说——比如今天我们讨论的《望春风》仅仅理解为对上述诸多现象的一种反映，显然是很不够的。 莫言 《望春风》以江南乡村为表现对象，按照书的封面护封的提示，小说写的是1958年到2007年间江南乡村的人和事，这个时间提示不完全符合小说实际所涉及的历史时段，但大体近之。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我确实想到了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者的著作，特别是他们有关中国乡村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也采取讲故事的方式，比较接近小说，比如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同样是写故事，同样是写乡村的故事，小说家和社会学人类学家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著作中，作者似乎永远置身于故事之外，为读者提供一套理性的分析、指明一条可能的出路。比如林耀华的《金翼》，就是预先设定了分析模型和理论框架，故事的指向和人物的命运，均被用作这套模型和框架的一种论证或一个注脚。 格非的小说则并非如此。在他的故事中，所有人物（包括叙述者）均置身于历史的激流之中，而非激流之外。作为故事的创作者，他也时刻不忘将自己和故事中的人物一起，放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从而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个个具体人物在这一进程中的具体感受。当格非使用文字表述这种感受的时候，让我感受到了小说家讲故事的魅力。 鲁迅在谈论《儒林外史》的写法时，特别说到吴敬梓描写的笔力，称赞其能够做到“烛幽索隐，物无遁形”，能让小说中的人物“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反观格非长久以来的写作风格，应该不是《儒林外史》的路数。我一直认为，被称为“先锋小说家”的作家们似乎不太习惯、或者有意回避“声态毕现”的描写。他们在写人物的时候，更在意叙述者的声调和色彩。他们描写的人物对话都经过了叙述者感情的过滤，而不是着力再现人物日常的生动对话。所以我一直觉得，先锋小说家不太擅长写人物对话，或者说不愿描写传统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人物对话。比如，鲁迅笔下的许多人物对话非常精彩，读者能够轻易记住。相比之下，“先锋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对话却很难令人过目不忘。如果用“声态并作”这一标准来评价，包括格非在内的“先锋小说家”们大概都不符合这一标准。他们更倾向于进行“声息可感，情韵悠长”的叙述。无疑，格非是非常善于描写这种氛围、这种韵味的作家。 林耀华著《金翼》 为什么格非在完成“江南三部曲”后，又如此迫切地投入了《望春风》的创作之中？在我看来，他的心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推动力，令他感觉“江南三部曲”言犹未尽，仍有可写，不能不写。值得一提的是，“江南三部曲”基本上使用的是第三人称，到了《望春风》，叙事者却变成了第一人称的“我”。同时，由于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类似纪传体的叙事方式，这个“我”又并非一个全然的“我”，时常会将主体的视点让渡给旁人。从叙事的层面上讲，这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 当然，在莫言创作《红高粱》抑或更早的时候，作家们就已经对这种叙事方式进行过尝试。这类似于毕加索等现代主义画家为了突破视点固定的“透视法”而进行的尝试——将传统的“透视法”解体之后，他们创造了一种多重叠合式的“透视法”，造成许多只眼睛同时在看或被看的效果。格非从最初开始写作，就非常自觉地探索小说的叙事方式，经过长期写作实践的洗练，这种多重视点叠合的叙事在《望春风》中呈现出了一种非常自然的“到达”。这是我在阅读这部小说时的一个明显而深刻的感受。 这样一种叙述不仅存在于小说的整体布局上，同时也渗透到了修辞的层面，有时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有时则似无心插柳。比如格非在描写“春琴”这个人物和她儿媳的关系时，写到春琴对她儿媳心存不满，儿媳对她却关照有加。小说用“真情假意”一词来形容春琴对其儿媳的情感，这显然是有意为之的。既是“真情”，又是“假意”；“真情”是真的，“假意”也不是假的。“真”还是“假”取决于两人的关系，后来两人的关系恶化，“真情假意”便自然而然走向了“虚情假意”。类似这样的表述还有许多。在《望春风》里，格非大多是通过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来推进故事，人物语言也多由叙述者转述，这样虽然不易将人物的语言写得个性化，却很适合这部小说的整体叙述情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格非在创作的过程中总是有意地营造幽默感，这样的幽默感能够对阅读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比如《余闻》一章里“我”到医院探望婶子的一段，护士出来叫人，问大家谁是“呆子”，“我”听到后就站了起来。这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叙述，会使得小说在节奏上显得张弛有度。 莫言著《红高粱》 对于小说的结尾，大家关注甚多，然而关注点似乎都放在绝望的部分。而如果再细致读一读，可知绝望的部分其实是被格非有意地模糊了，这表现在“我”在春琴的问题面前欲言又止。失望甚至绝望确实是“我”心里所想，但没有言出，那么“我”言出的是什么呢？是希望的部分。结尾的最后一段，在我看来写得尤其精彩： 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 格非的叙述向来节制，“我”原本是想说什么的，为何没说，反而说出这一番话？他未做解释，留给了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这令我想到鲁迅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悖论式的表达，以及《圣经》对“复活”的希冀、对所谓“弥赛亚时间”的期待。大家一再提到，小说描述的是儒里赵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渐渐走向衰败的过程。如同前面所说，小说封面标明了《望春风》的故事发生在1958年到2007年，表明格非是有意把故事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中进行叙述的。而他在小说开头描写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时，并没有将那段时间描绘成一个黄金时代，关于那段时间的一个记忆是饥饿，是“我”的饥饿记忆。因此，即使“我”在故事的结尾提出“重返时间的怀抱”这一希望，他想要重返的地方也显然不是童年的故乡。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结尾的这一段表现得淋漓尽致。之所以说《望春风》作为一部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著作无法提供的东西，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再来谈一谈《望春风》的叙事方式。我在前面已经提过，格非长期探索的“先锋”式叙事在这部小说中呈现出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到达”。不过不难看出，由于深受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格非对于小说结构的完整性仍然非常执着，特别重视前后呼应，包括情节的呼应、人物结局的呼应等等。反观中国传统小说，故事的非完整性随处可见，比如《儒林外史》，人物虚虚实实，纷至沓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以中国传统绘画为例，将这样的写法称为“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这就与重视结构完整性的西方现代小说大不相同。不知这可否给格非今后的写作提供一点参考。 王中忱 格非：刚才，Paola女士分析了蒙塔莱的那首诗歌与《望春风》主题的关系。她的发言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也许有一天清晨，一个人走在干燥的玻璃空气里，带着醉汉的惊骇，突然回过头去，看到了一个“奇迹”在发生。我们知道，一般人都是往前走，为生计奔波，目光向着未来，来不及或很少回头看。但有的人很不幸，他突然回过头去，在一瞬间看到虚空的存在。一个“奇迹”向他呈现生活的奥秘。这个世界怎么是这个样子？原来都是树木、房屋、街道，世界或日常生活是坚固的，是有逻辑的，怎么突然都消失了，变成了一片虚空？这一刹那的时间很短，转瞬之间，世界突然又恢复了原样。所有街道、树木又整整齐齐，摆在那里，世界的逻辑性又重新复位，一个熟悉的、亲切的、可以安慰我的世界又回来了。但是，对于那个在一瞬间看见秘密的人来说，已经太迟了。这个不幸的人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仅仅在于有了这个回头的一瞥，看到了这个坚固世界背后的东西，也就是虚无。但蒙塔莱诗歌中的这个人，在发现“奇迹”之后，表现出了珍贵的谦逊。他没有大喊大叫，没有试图否定常人看到的理性和坚固的世界，也没有向人吐露他所看到的虚无。他一声不吭，走在人群中，就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卡尔维诺曾说，人类巨大的悲剧在于，我们脑后缺乏一双眼睛。我们的眼睛总是往前看，我们很少回头。而在我看来，蒙塔莱的诗歌《也许有一天清晨》吸引我的地方，与其说是对虚无的发现，还不如说他发现虚无后混入人群、默默行走的姿态。这种姿态与《望春风》中主人公的姿态是一致的：看到秘密，但不声张。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江南三部曲”与《望春风》的关联。王中忱老师提到了绝望和希望的关系，引用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这是鲁迅在《野草》中《希望》那篇短文里所表达的核心思想。 我写完三部曲以后，有一个巨大的不满足：《春尽江南》的结尾过于悲惨。而实际上，不是这个世界真的这么悲惨，而是因为我的笔力不够，才会简单化地概括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大家都像庞家玉那样，最后要躲到西藏那样一个地方去死掉，那怎么解释我们今天还在生存，对生活本身还抱着希望？这样一种对世界和现实的解释，我认为是不诚实的，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很想接着《春尽江南》继续往下思考，这样就有了《望春风》。等到家乡被拆迁之后，看到村里人衰老的身影出现在城市的街道之中，我的心里受到巨大的冲击是始料未及的。当我试图在想象中勾勒他们的一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些人的存在与我自己的存在是叠合在一起的，是需要解释和说明的。实际上，任何人生存的合理性都是无可辩驳的，他们的幸福和不幸与我一样多。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就想重新来描述这些农民，开始有意识地接近他们，与他们接触，并打算认真来思考“乡村”的历史和现实课题，也算是对“江南三部曲”做的一个补救。 当然，我的思考也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脉络有关，尤其是艾略特的《荒原》。我一直希望重新写一下《荒原》。《荒原》实际上有着巨大的企图，就是找到“水源”。在水源干涸之后的荒漠之中，在被遗弃的荒原上，大地还有没有可能再复苏？在艾略特那里，这个复苏，通过男女之间的神话般的生殖，带出了《圣经》中寻找圣杯故事的暗喻。问题是，这个线索被我们忽略了，因为浪漫主义的解读，人们常把《荒原》完全等同于为对于资本主义的直接批判。所以我试图从这个意义上来重新构建我对于还乡的描述。这里面就涉及了绝望和希望的关系。我认为在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喜悦和希望是非常难得的。对希望的阐述应该慎之又慎，廉价的希望等同于欺骗，没有任何价值。也就是说，能够轻易被指明的希望，我认为就不是希望。同时，我们在置身于绝望之中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没有希望可言。这是因为，既然希望虚幻不真，渺不可及，绝望本身也并非坚不可摧。抵达希望的途径，用鲁迅的概念来说，就是在完全没有路的地方也不妨走一走，因为走的人多了，路就会出现。对于希望与绝望的辩证思考，我认为是鲁迅提供给这个世界的最好的东西。 艾略特 最后，我想谈一下参加这次工作坊的感受。作为作者，我期待批评和讨论，能给我带来一种具有陌生感的刺激。创作里有两个部分的东西，一部分是作家有意识去表达的作者意图，还有一部分是作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无意识的内容，在任何的创作都会占有相当的比重。即便这个作家非常自恋，控制力超强，仍然会留下大量无意识的内容，这是需要批评家去解释和阐明的。聆听各位的发言，我一度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作者，就好像我们在讨论我所不认识的另外一个作家的作品。这让我自始至终都感觉非常放松、亲切和自在，同时深受教益。再次谢谢各位！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作者：格非，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新年，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孟悦，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教授；李旭渊，系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系教授；吕正惠，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森冈优纪，系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叶纹（Paola Iovene），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 编辑：若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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