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

昵称30500202 2016-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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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记载十分模糊。

从我国文明起源占重要地位的夏、商、周三朝的都城核心区所在地来看，恰好在从安阳到郑州，再经洛阳到西安，成为一个马蹄形。这个马蹄形恰好又与气候及土壤、地貌有一种巧合。在气候上，它与600毫米－650毫米的等雨线一致；在地貌上，它又是黄土高原的边缘。因小米是旱作，属耐旱作物，低于600毫米，仍可以生长、发育，但因供水少于需要，产量就会下降。如果多于650毫米，则易引起洪、涝不利夏季小米生长。降雨多，雨季长，不易于小米秋季的结实与收获。总之，降雨过多或过少都会使产量下降，只有在600－650毫米才获得最佳结合。在土壤上，黄土母质本身不仅矿物质含量相对丰富，有利作物生长；而且黄土质地疏松，有利于耕作。在农业发展早期，人们既未掌握洪、涝灾害规律，又无技术与能力克服灾害，农田多位于山麓与河谷高地。所以，马蹄形反映了气候、土壤，以及耕作技术之间的最佳结合。与埃及一样，由于最佳结合取得了高产提供的物质基础，才使文明在该地首先出现。它与埃及不同的是，它不是靠灌溉技术迅速获得高产。也许由于这个原因，这需要一个缓慢发展过程，使其与其他三个小麦文明起源时间上出现差异。

在埃及，气候条件炎热而干旱，降雨远远低于小麦原产地的土耳其高原，成为小麦生长的限制因素。可以说，作为原始的自然环境来说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但是，埃及尼罗河的特点使其条件发生变化，不仅克服了气候的干旱产生的水份的不足，还带来了植物的营养，保证了农业的丰收。

文明起源于某地，与该地农业起源与发展有关。只有将其所选的农作物与其地理条件优化结合才能促进物质生产发展，从而导致文明出现。因此，埃及、巴比伦、印度可称为小麦文明，中国是小米文明，美洲的文明则可称之为玉米文明。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人类的生产,生存,发展,消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 决定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及其活动(包括人类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 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和由物质产生的能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只能是各种形式的转化或传递,除非来自这个环境之外(例如其他星球),或者离开这一环境. 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这一环境的内在规律,在此前提下利用这一环境,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加速,延缓或制止物质的某些转化和能量的某些传递. 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从来没有达到极限,今天离极限也相当遥远.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存在着相当悬殊的差异,利用的方式也迥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会如此丰富多彩,千差万别,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人类的活动会出现如此不同结果的缘由所在.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近一万年前，以农业起源为起点，开始了中华文明起源期，这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时代；而在近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则是中华文明、民族国家、民族精神的原创期、生成期；公元初始前后的秦皇汉武时代，则是中华文明、民族国家、民族精神的古典定型期。前面且不论，这后两个时代，我们可称之为“中华文明形成乃至定型”的三千年，简称之为“中华文明形成时代”。
　纵观世界历史长河，在文明形成的历史时代，西亚、北非、东南欧、古印度河、中国、中南美洲这六大原创文明，先后普遍面临影响全局、决定命运的三大危机：民族部族内部矛盾引发的战乱危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生态剧变的危机——外敌入侵的民族生存危机。

　其他五大原创文明，无一例外地由于未能很好地处理上述三大危机，而发生中断或断裂，而沦为“失落的文明”、“湮灭的文明”。惟有中华文明，靠着相对独立的生态地理系统，加之形成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先后顺利地战胜三大危机，开创了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多元一体、连续进化的综合创新模式。

　第一大危机，需要追根溯源到中华文明形成的原创时代，即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形成过程中的原始的中华民族，炎帝、黄帝、蚩尤等诸多氏族部族之间，战乱烽起，民不聊生，而黄帝既是中国原始国家的首创者，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首倡者，他带领中华民族顺利地闯过了第一次大危机。
在世界六大原创文明中，只有司马迁《史记》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史，留下了一部比较完整的通史。《史记》开篇《五帝本纪第一》，独具慧眼，记下了这段珍贵史实：“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感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轩辕何以能成为“黄帝”呢?司马迁《史记》也作了交待：“邑于涿鹿之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常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看来，对内“修德”，以改善民生，对外“振兵”，以安定百姓，是黄帝创立国家、削平内乱的主要两手。
　黄帝是哪里人?至今人们仍到陕西去祭黄帝陵，其实这是宋代以后，幽州被占的无奈选择。实际上，“黄帝邑于涿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今天北京市边界西北十几公里、河北涿鹿县城东南、官厅水库边上，永定河上流、桑干河流域的矾山镇一带。黄帝乃是那个时代的“北京人”——北京地区的人，这个历史事实，直至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即涿）”的时代，还是明白无误的。
　第二次大危机，则是在四千多年以前，在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起点上，洪水泛滥，生态剧变，给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大禹治水”的历史故事集中反映了这个时代主题，中华民族精神也由此初步确立起来。
距今四五千年前，发生世界性的大洪水，《圣经。创世纪》所载希伯莱神话中的挪亚方舟，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父子在洪灾中的遭遇，古印度传说中摩奴与洪水的故事，都曲折反映了这段历史事实。侥幸得到方舟式小船，逃离家园，逃过神的惩罚——这种传说母题，或多或少反映了这些古老民族在这次生态危机中作出的历史选择。
　按照《尚书?尧典》的记载，中国遭受的洪水，也是非常大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二》，则记载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选择，民族精神的独特孕育。治水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重大曲折，甚至作出了重大牺牲。开头受命治水的，是大禹的父亲鲧，采取了到处筑坝的堵载方针，可是哪里堵得住呢?“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于是，虞舜又举大禹，让他继续治水大业。大禹治水，主要靠两手；一靠艰苦奋斗，团结众人；二靠因势利导，科学治水。
　他奋力拼搏到什么程度呢?按《史记》记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洙，乃劳身焦虑，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就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
　在治水方法上，禹接受了鲧的经验教训，变堵载为主为疏导为主，更尊重客观规律，更尊重科学技术：“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看来，大禹成功之道，在于抓了两手：一个抓身先士卒，治水安民；一手抓生产生活，改善民生。
　第三次大危机，则是从近两千年前开始，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入侵，往往给农耕为主的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代，彻底实现了中国统一大业，并实现了国家制度上的重大创新，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权集制的强大帝国，并大力修筑万里长城，以保证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这是中华文明与古代国家定型期，古代中华民族精神也由此基本定型。
　纵观世界文明史长河，北温带农业民族怎样处理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关系，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课题。与汉朝几乎同时兴盛的古罗马帝国，还有更早些的古印度河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几乎都由于生态剧变、内部矛盾，加上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大举南下入侵，先后发生严重中断，变成“失落文明”。
而中国的特点，则是早自春秋战国时代后期开始，特别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长期努力，彻底实现了“军事——政治——经济——文明”四个层面的国家统一，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大帝国，成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维持农耕民族和平发展的强大政治保证。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来说，这种统一和国家制度，都是一项决定命运的重大制度创新。
　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还特别集中地物化为万里长城。长城修筑，经过近两千年的漫长过程：春秋战国长城——秦长河——汉长城——明长城。长城通常称“万里长城”实际上却是“十万里长城”，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到一起总长约五万公里，十万华里。在那个时代，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伟大工程!
　长城不是一道简单工事，它体现了三大历史功能的有机统一：军事防御功能——保护经济功能——联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民族纽带功能。
　 “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万里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汉武帝时的大将霍去病，从18岁起献身戍边，屡立奇功，用身体与生命构筑了新的长城，年仅24岁就献出了宝贵生命。当年他谢绝了汉武帝给他修造的豪华住宅，留下了掷地有声的铿锵誓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种为国忘家、公而忘私的无私奉献精神，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底蕴之中。多少年来，人们世世代代传颂着这样的动人诗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程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古代中华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中。传说周文王拘而演《周易》，而孔子晚年作《易传》。其中最核心的逻辑起点，是乾坤两卦：乾卦主要取象于天，核心观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人对自己要严，要像苍天风雷那样，勇猛无前，奋力拼搏，无私奉献；坤卦主要取象于地，核心观念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要像大地那样，待人要宽，以宽厚为德，包容别人，包容万物，不求利己，不求回报。经梁启超、张岱年先后提炼与倡导，《周易》中的这两句名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征，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