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崛起前的女真，大范畴上分为三个部分，一为建州女真，主体是建州三卫；一为海西女真，主体为扈伦四部，与蒙古人交往极多，甚至日常多操蒙语；另一为东海女真，也称野人女真，为山林中的渔猎部落。 严格来说，此时的女真（音为JuSen，诸申、肃慎、主儿扯惕、朱里真均为同音异译），只是明朝和朝鲜这样的文明国家纸上的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更不是民族的概念。 直到努尔哈赤发动一系列战争，完成了对上述各部的征服之后，后金这个国家，以国家强制的力量推行满语和创制满文，并用八旗国家的方式粉碎旧的血缘部落和部落联盟，以诸子统带各旗，以臣仆为羽翼，方才建立了一个民族。 这个定型，是在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 席北即锡伯的另一个翻译，皇太极强调自己本民族原名“满洲”，不是“女真”，这与他父亲建号“后金”追述金朝的一种矛盾，却也在情理之中。 历史上，实力贫弱的游牧民族往往会冒认强族之名，比如东汉匈奴衰微，鲜卑崛起，留在北方草原上的十万落匈奴人就“自号鲜卑”，同样，强大起来的部族，又会冒认祖先，以示人祖上也是阔过的，必须匈奴汉政权的刘渊就自称汉朝皇帝的外甥后人，其实汉朝又何尝嫁过真公主给南匈奴单于？
比如努尔哈赤家族的姓氏，明朝和朝鲜的记载都显示他姓佟，或者童，偏偏要生造一个爱新觉罗出来，即满语的“金”，和历史上的金朝来拉关系，而他的国家组织形态，也在晚年之后越发奴隶制化、蒙古化。 我们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主子”、“奴才”，其实就是这种奴隶制度的残余，也是蒙元这种草原帝国的君臣形态的遗留。 到了皇太极时代，他对于乃父这种攀亲戚的行为兴趣越来越不感冒。 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致信祖大寿称： “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上文中所说的改族名，也是在天聪九年，即后金君臣开始正式讨论“今四方威服，后患已除，无内顾之忧，宜直抵北京”的方略前后。 更宏大的政治目标，让皇太极对于明朝内部以宋金对抗为镜鉴的说法非常警惕，就想以强调自身和金朝并非一家来减轻敌意。 当然，从狭义概念来说，后金乃至清朝建号之后的“满洲人”，绝大多数并不是金代国族女真的直接后裔，至于其统治核心“爱新觉罗家族”就更不是金代女真主体的后裔了。
之所以说绝大多数，是因为后金政权在扩张的过程中，也吸纳了完颜部这样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女真人部落，但它的主体，则是金、元时代广义的女真人，即臣服于金朝政权的部落联盟。 比如清朝历代皇帝承认的“肇祖”，在明朝受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的猛哥帖木儿，其统领的部落就叫斡朵里部，即元代在松花江地区设置的斡朵怜万户，他是由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引荐，臣服于明朝的，而阿哈出的部落，则是元代的胡里改万户。 在金朝，胡里改虽然属于大的女真范畴，却一直被单拎出来说，属于一个具备独立性的部落联盟，斡朵怜部与其同处三姓地区（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严格来说，也不属于金代女真的核心圈。 到了明朝初年，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已经南迁到鸭绿江东岸，却遭到不断北上侵吞明朝土地的朝鲜李朝挤压， 最后定居在今开原、铁岭以北的广大地区。 这部分是说核心部族，或者说统治者家族的来源，更广泛地说“满洲”这个民族，其实和政治关系非常紧密，明代女真中重要部分“扈伦四部”，也称海西女真，其得名之海西，根据朝鲜吹嘘李朝祖先英明神武的《龙飞御天歌》中特别注释说明了，朝鲜人将依兰以上的松花江成为“海西江”，此流域生活的女真人也就被统称为海西女真。 这部分人，明朝的《东夷考略》记载：“建州、毛怜裔出渤海，居处饮食有华风。海西系黑水裔，其山夷以山作窑，即孰女真完颜种。”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辽金时代南迁的熟女真后裔，不过由于其明代居住地和蒙古人杂居，究竟谁的影响大，还真说不准。 至于东海女真，更是遭到建州到后金政权的不断征伐，人口掠回后编入八旗，与索伦三部被统称为“新满洲”，而建州、海西女真各部人则成为“佛（旧）满洲”，这是在清朝入关前，等到入关之后，顺治、康熙年间，又把新招抚编入的壮丁称为“新满洲”，而将入关前的老人一股脑叫做“佛（旧）满洲”。 因此，作为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民族，满洲其实和金朝统治民族女真没有多大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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