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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最大投行麦格理认为，各国政府只剩下两种极端政策工具可用：激进的负利率和前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决定资本流向，政策陷入死胡同，不管用什么极端工具，都会制造市场波动。 麦格理上周发布报告认为，在7年的美联储QE和2年的负利率实验后，私人部门的可见度继续下降，商业周期仍受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停滞，银行业因面临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平缓而不再增加信贷，就业市场所受扭曲越来越大。各国只剩下、也只可能运用两种极端的政策工具。 一种工具就是欧元区、瑞士、北欧和日本央行近来实行的激进负利率。可是，要让这种政策奏效，公共部门最终要制止私人部门囤积现金和黄金的行为，迫使其消费，而不是储蓄。 麦格理预计，各国将很快采用另一种工具：让资本形成总额国有化，由国家决定投资流。它是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策略，也是中国和古巴现在竭力避免的政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年轻国民从未经历过上世纪60-70年代的滞胀，也未体验过国家下达指令的后果。所以目前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家才会受到欢迎，这实质上是在呼唤国家来拯救经济。 而无论使用什么工具，更极端的政策都会制造市场波动，股市投资者不可能如愿以偿，资产波动性不会减少，宏观环境不会相对稳定。近来的信用风险已经凸显，政策可能转向未知的方向发展。 麦格理仍建议投资者接受最有可能的结果：通缩或者滞胀，这将意味着传统企业和资本市场周期不会有反转、不会有增长，不会有回报，应该继续着重于能抵御不利环境、继续带来高净资产收益率（ROE）的高质量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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