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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军 探索与争鸣杂志 在很多叙述中，乡村仅仅是城里人的乡愁，抑或是每年春节返乡人一次集中的话语消费狂欢。任何的将乡村猎奇化、浪漫化和罪恶化的做法，都不是客观的态度。乡村的问题其实是转型中国的问题，为乡村寻找方案，其实就是为中国未来寻找方案；关注乡村，其实就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寻找体面活着的尊严。我们期望更多的读书人能沉潜下来，持续关注农村，深入农村，在扎实调查的基础上，在转型中国中大背景下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并真正通过每一个人的切实的努力，一点点去改变乡村。本期推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教授的返乡札记——一个社会学家笔下的中国乡村问题。与时下充满悲情的衰败论不同，文军教授认为，中国的农村的某些传统被解构的同时，正在被另一种新的现代性所替代，而这种新的现代性是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一种有机整合。文教授认为，生活于乡村的农民，无论是在社会权利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应该有与市民同等程度的发展，这才是中国乡村未来的希望。
近年来，有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三农”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各种媒体发表了大量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回乡调查的札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充满了对中国农村发展前景的悲观主义论调，引发了学术界以及民众对中国农村未来前途的种种担忧。 与发达国家的“乡村”在主流研究话语中逐渐被边缘化的现实不同，对于中国“农村”当下命运的讨论更像是一个新的现代性追问，不断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城市化转型相关联。对此，中国学术界长期存在两种较为不同的判断：一种可被称为“终结论”者，另一种可被称为“再生论”者。“终结论”者认为：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进程，社会关系的垂直整合取代水平整合。传统中国农村不仅在空间上不断被扩张的城市所侵蚀，在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上也面临失序和解体，农村不可避免地因城市化转型而走向衰败乃至“终结”。而“再生论”者则认为：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侵入反而为传统农村的再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传统农村可以借助于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力量重新积累发展资本。在新的发展时期，传统农村的共同体本质和网络关系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的变化，反而在某些方面可以获得重构和再生的机会。相较而言，前者更多强调了外部现代化力量侵入下农村传统形态的变更性及其向城市形态演进的必然趋势，而后者则更多强调了农村传统性的当代价值及其通过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实现“非城镇化”发展的可能。“终结论”和“再生论”的重要分歧在于：中国传统农村转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形式究竟是断裂式的还是连续式的？农村能否与城市一样，成为激发现代性的有效载体？
本人深居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又长期从事城市社会学及其相关理论方面的研究，其实并不擅长于专门的农村研究领域。但在长期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过程中，我愈来愈发现，要研究好中国的城市问题，越来越难以离开农村（反过来说，要研究好中国的农村问题，不能不懂中国的城市问题）。因为今天中国城市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其实都与农村发展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且不说大规模的城市农民工及其带来的衍生问题，单就中国的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的城市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割舍农村而实现单一发展的。因此，差不多近10年来，我将“城乡关系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先是在上海郊区做了大量持久的农村调查。2010年暑假，在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支持下，我曾带来我的学术团队赴全国13个中西部省份做了100个农村社区的调查和村长访谈，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此后，几乎每一年我都会去不同类型的农村做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2013年我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资助，使得我更有条件和信心专注于做中国农村的调查了。 我的父亲是位于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广安市人，与小平同志的故居相差不到二公里，但我从小生活在中国中部的湖南省祁阳县，又长期求学和工作在中国东部的南京和上海，应该说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都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也能够深刻地理解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我10岁之前，基本上是在祁阳农村的外公家度过的，那是一个典型的湘南农村，给我留下了许多儿时美好的记忆，我曾经很多次回到儿时生活的村庄做调查，目睹其点点滴滴的变化，甚至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够引发我无限的乡愁与回忆。
2016年寒假，我再次回乡探亲调查。春节前先是回到湘南的祁阳县，年后又奔波千余里到位于湘西北的常德市澧县。20多年来，这两个县的农村我都去过很多次，加上平时与亲友的交流与接触，应该说对其前后20年来的变化都是非常熟悉的，每一次回去调查我都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和技术层面，更深刻地体现在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上。因此，我的总体来判断是，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在慢慢缩小，并不像有些学者调查所描述的那样，中国的农村正在走向衰败，陷入凋敝的困境之中，而是在某些传统被解构的同时，农村正在被另一种新的现代性所替代，而这种新的现代性是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一种有机整合。
比如，无论是在湘南的祁阳还是湘西北的澧县，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农业收入只是他们年收入的一部分，他们大多数都长期在外地或本地城市打工，过着亦工亦农的生活，家庭基本生活设施大都齐全，相当一部分的家庭还买了摩托车甚至小汽车，就生活形态而言，与城市的差距也并不是很大。另外，就农村的空间形态而言，虽然一些地方多年前盖的老房屋荒废在那里了，给人一种衰败和凋敝的感觉。但实际上许多老房屋主要由一些老人居住着，年轻的一代人大多数都在附近盖了新房，有些村还统一规划，让农民像城市小区一样集中居住起来。农村的基础服务设施也大有改观，这不仅体现在道路交通和生态环境上，农村的农贸市场、社区卫生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等服务在乡镇也应有尽有，有些还延生到了村组。 我在澧县城头山镇张公庙村看到，由于该村被纳入到了商务部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在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下，他们通过多种筹资渠道建起了集门面商铺、生活超市、农贸市场、农产品保鲜库、酒店茶艺、商住房、电子商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张公庙商贸中心和农贸市场，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消费环境和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就在这个商贸中心一二百米的周围还零散的分布着四、五十年前盖的破旧的老房子，走进去一看，除了二三户还有老人居住，大多数都已搬迁到附近的集中居住小区了，农村社区建设也开始启动了。
这次回乡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对农村的关注却是我近10年来一直努力的学术方向之一。当前中国学术界在有关农村发展前景的讨论中，尽管农村“终结”、“再生”等理论判断从某一侧面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启发，但对于整体把脉中国农村的转型和发展却存诸多局限，以至于始终在“终结与否”的二元选择间摆动。究其根源，我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是源于过去农村研究中出现的“农民主体弱化”的认识取向、“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个案散点式”的论述方法取向。一些学者把农村的某种衰败看成了整个农村的凋敝甚至终结，而对于传统农村“化乡为城”的单向度发展预判，又框定了一个以城市为归宿（urban-oriented）的单线条的发展路径，从而使得传统农村在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导向下被建构为一个亟待改造和殖民的现代化他者。就此而言，我不太赞成“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城乡一体化”等类似概念的提法。因为这实际上等于预设了“城市”比“农村”好，“市民”比“农民”幸福的二元价值判断。今天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要终结农村或者迫使农村向城市转型的理由，而恰恰应该成为我们要更加努力发展好农村的理由。农村无论是作为一个空间形态还是一种社会类别，我认为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发展，而生活其中的农民，无论是在社会权利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应该有与市民同等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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