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世界的努力

        融入世界的努力
　　 ——以郭嵩焘出使西欧为中心的考察
　　
　　mejet1/文
　　
　　引言
　　
　　公元1877年1月21日，亦即中国的清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一群身着官服的中国人静悄悄地抵达了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这群中国人，是清政府派出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驻外使团，然而他们的首要使命却并不是与英国开展外交活动，而是代表清政府向英国政府对于发生在中国云南的马嘉理案的表达“惋惜”之情——这是一个以“赔罪”为初衷而派出的使团。担任首位驻英大使的是以通晓洋务而著称的晚清名臣郭嵩焘，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初到伦敦之感受：“所过灯烛辉煌，光明如昼，近伦敦处尤盛。……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之盛，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 寥寥数语，道出了彼时伦敦的繁华气势，也暗含了郭嵩焘艳羡之情。郭嵩焘来自旧时之中国，见到西洋的繁华文明，自然会钦佩羡慕，而作为名正言顺的外交使节，他也正好有此机会近距离的观察和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若他能将自己所学所思所得再传回国内，进一步地对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产生积极之影响，那么则对中国未来之发展则善莫大焉了。然而不幸的是，历史似乎早已知道郭嵩焘要想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之艰难。
　　
　　郭嵩焘在出使之前即接到总署命令，让他将出使的见闻记录下来，寄回国内以资参考。于是郭嵩焘便将自己从上海至伦敦期间的日记整理成稿，寄回国内，之后总署则以《使西纪程》为名付梓印刷，可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么一部记录郭嵩焘沿途观感的小书，却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之所以《使西纪程》会如此招自旧式士大夫们的厌恶与攻击，原因就在于郭嵩焘在书中对英国评价颇高，郭在去英之沿途与英军舰相遇，英舰以旗语礼让，郭氏有言：“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非苟然也。” 然而就是这样一句由衷的赞叹，却引得士大夫们对郭嵩焘咒骂不已，甚至说他是“有二心于英国”，直至最后闹得将《使西纪程》毁板了事。 遭此打击之后，郭嵩焘则不敢再将其日记寄回国内发表，有英人建议他将“见闻所及，刊刻新报晓示中国士民”，他也举前例而坚拒之。 而他的这些日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由湖南图书馆重新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显而易见，由于时代背景的因素，郭嵩焘是无法将自己在西方所得的有益见闻传播于国内而发生积极之影响。但作为驻外使节，郭嵩焘首先是彼时中国形象之代表，他已经是无法见容于国内了，而西方世界对这个来自愚昧、落后的中国的大使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在郭嵩焘即将离任之际，英国的《泰晤士报》专门有篇文章对其进行了评论，文章中谈到郭嵩焘由于与其副使刘锡鸿的矛盾和抵牾而被双双撤职回国时称：“若使此情果实，中国必谓两使不和，恐伤中国体面，故两两撤回。西洋之人则以为中国不查究此事谁是谁非，但守中国一例议处之老办法，为可怪异。” 其言下之意则是为郭嵩焘抱不平，反对清政府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传统方法，认为应该查清郭嵩焘在之“是”与刘锡鸿之“非”。在其后，对郭嵩焘肯定的态度更是表露无遗了：“郭钦差此行，凡在英法两京见过者均为惋惜。然或渠任已满，自请回国，亦未可知。（此句明显传递出一种对郭嵩焘尊重之情，引者注）渠是第一个中国驻英之钦差，论事如其所见，所详报者皆所得于西洋而有益于中国之事。其尤可称赞，令人思其为国之苦心，在将外国实事好处切实说尽，以求入于偏疑猜嫌中国人之耳。此辈真是误叫做读书人，徒知餍中国古昔之糟糠，而弃欧罗巴第十千九百年之粱肉也。再渠此行在联络两国交谊，而于此为能不辱命。即中国人刻下不知此意，日后当自知之。渠为人和平诚实，鉴别事理之当，足壮外国人心志，使之看视中国异于昔日。似此看来，此后英国于中国交好，当日以永固无疑，然皆郭之功业。” 此段之论述，足以彰显郭嵩焘在西方人士心目中的高大形象，而其中“即中国人刻下不知此意，日后当自知之”之言，却要等到百年之后才能应验，可悲可叹。
　　
　　来自思想封闭的晚清之中国的郭嵩焘，受到国内舆论抨击打压之郭嵩焘，究竟通过了怎样的努力，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便成功的融入了西方世界，并最终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同和赞扬，此即本文研究的兴趣点之所在。虽然郭氏在回国后即受到了士大夫们的攻击而最终落寞收场，他在西欧这两年的出使经历也并未在中国国内引起任何积极之反响，但以郭嵩焘个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他是如何成功的融入另一个异质的并且更为先进的文化，还是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过往的那一段历史。因为这个视角将会告诉我们，中国曾有人这样积极努力的争取融入世界，并且取得了成功，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他那拒绝融入世界的祖国最终将他抛弃了。
　　
　　以笔者浅见观之，郭嵩焘之所以能成功的融入了彼时之西方世界，关键是他扮演好了多方面的角色，这不仅让他个人的生命体验丰富了起来，同时也让他在彼时与他所接触的人心目中的形象丰富了起来。以一种开阔的心态来看待他所进入的全新世界，并积极努力向之学习，这便是郭嵩焘成功的秘诀。本文将就郭嵩焘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加以探讨和分析，以求能还原一个真实和丰富的郭嵩焘。
　　
　　
　　首任驻英法之公使
　　
　　初到英国，郭嵩焘便召集使馆成员谕以“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游荡，五戒口角喧嚷。”他比之摩西立“十戒”，自称：“予此‘五戒’亦中国出使西洋立教之祖矣。” 郭之用意在于以严规来约束在英之中国使馆人员，以求能树立中国良好之形象。郭嵩焘出使的主要政治目的是向英政府对滇案表示惋惜，他于1877年2月7日面见英国女皇维多利亚，并呈递国书，他在日记中简短的记录了这一过程：“入门鞠躬，君主亦鞠躬。德在初递交国书，诵致通使之词；马格里接诵英文。君主言：‘此次远来，为通两国之谊，庶期永保和好。’朽勒尔转述君主之言。答曰：‘是。’因问中国大皇帝好。答曰：‘好。’又曰：‘既接收大皇帝国书，亦当有书回致。’答曰：‘是。’复鞠躬而退。” 由此之后，郭嵩焘便正式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除了担任驻英大使外，郭嵩焘还于1878年2月22日接到上谕，奉命兼任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这样，他便同时担任了驻英法大使，常常往来于伦敦与巴黎之间。
　　
　　郭嵩焘在担任驻英法大使的两年里，除了参与一般礼节性的外交活动外，还经历并处理了许多繁琐复杂的外交事务。以他出使之目的的滇案而言，因滇案而签订的《烟台条约》中国方面虽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批准，而英方则迟迟不批，郭嵩焘再三交涉照会都毫无结果，直到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英国才批准《烟台条约》，那时离郭离任驻英公使已六年有余。 郭嵩焘任事之难，由此可见一斑。其后的鸦片问题、教案问题、喀什噶尔问题、留学生、募赈华北灾荒等等，郭嵩焘无一不倾尽全力，力求处理妥善。特别是禁止鸦片的相关事宜，郭嵩焘虽远在英国，仍不忘向清政府上折力陈禁绝鸦片之良方：“一曰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二曰严禁栽种以除蔓延之害；三曰严防讹诈以除胥吏之扰；四曰选派绅员以重稽查之责；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劝惩之义；六曰禁革烟馆以绝传染之害。” 他的建议从源头、传播、稽查等各方面入手，切实有效。
　　
　　郭嵩焘在办理外交事务时，虽然颇具手腕懂得变通，但他亦有自己的原则，在一些基本的原则面前他是毫不退让的。光绪四年二月十五日（公元1878年3月18日），曾任英国驻华大使的威妥玛与郭嵩焘办理福建借款事宜，两人发生激烈争吵，郭氏在当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下来：
　　
　　既书收条与之，威妥玛言，应书“奉旨借用洋款”字样。吾谓此事尚未及具奏，何云奉旨？威云：“不奉旨，洋商岂能容易便允借钱？当时亦曾在总理衙门问过，确是奉旨办理。”吾谓：“借钱宜有‘奉旨’字样，此次缴回议单，并非借钱之比。”威云：“第二次议单可取一阅”，于是指议单上“奉旨”字样为据，谓必应照书。吾谓：“借用洋款是实情，‘奉旨’乃预拟之词，尚属虚文，岂能使我诬枉朝廷？”威妥玛因指议单诘问，声色俱厉。吾亦厉声报之。威云：“此约并非议单，不奉旨安得擅约？”吾谓：“借用洋款，岂有不请旨之理？此单尚属虚议，反复百端；使经当时具奏，则愈费周章矣。吾但知奉旨收回议单，而云奉旨借用洋款，是则归过朝廷之词，断非我所敢为。”与相持两点钟，乃始取收条愤愤以去。真可谓横矣！
　　
　　面对威妥玛要求加上“奉旨”字样的无理要求，郭嵩焘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最终是以威妥玛的愤愤离去而作罢。这个事例就体现了郭嵩焘性格刚毅的一面，在维护祖国权益面前，无论对方是如何的声色俱厉，他都会一争到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外交大使的郭嵩焘，还对留学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关怀备至，而那群留学生中有一人特别为郭嵩焘所赞赏，即中国近代的大思想家——严复。郭嵩焘并不因为两人身份地位的悬殊而对严复有所轻视，而是对于严复的言论颇为用心聆听，并还详细的记录在他的日记里。光绪四年正月初一（公元1878年2月2日），严复等一行中国留学生到使馆来拜年，与郭嵩焘初见。郭嵩焘详细地询问了他们的学习情况，在这些留学生中，他与“严又陵（宗光）谈最畅”，并称“其言多可听者” 。特别是严复谈论中国学生之体力远不如洋人，为中国之一痼疾让他印象深刻，特别记下了这段话：
　　
　　严又陵又言：“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则锄锹数十具并列，人执一锄，排列以进，掘土尺许，堆积土面又尺许。先为之程，限一点钟筑成一堞，约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
　　
　　郭嵩焘之所以欣赏严复，就在于他的见识非凡与其相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两人时有来往并交流思想，这在郭嵩焘的日记里多有体现，例如他记录严复谈论西洋实学：“严又陵议论纵横：因西洋光学、声学尚在电学之前，初作指南针，即从光学悟出。又云光速而声迟，如雷、电一物，先睹电光而后闻雷声。” 又如他记录严复所谈中国之三要：“严又陵言：‘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可谓深切著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他对严复见识之肯定同时也显现了他自己学识之通达，特别是严复所说的中国之三要义，他更是奉为生平行事之圭臬。郭嵩焘对严复的欣赏更是说明了他有识人之明，而在彼时之中国，也只有像严复这样思想开明先进的人能理解他了。
　　
　　郭初到英国是由于主要是对滇案表示惋惜，因此并没有正式的担任驻英大使的国书，直到将近一年之后，亦即光绪三年十一月初八日，他才正式向英国君主补递任命国书：“德在初传递国书，为诵言云：‘中国大皇帝遣派公使驻扎伦敦，补递国书，恭呈大君主鉴收。’双手奉书授之君主。君主接之，转授德尔比，回言云：‘闻钦差已奉命驻扎英国，可以久住，闻之不胜喜悦。’因鞠躬而退。” 郭嵩焘在英近一年之后，已渐熟西方外交之惯例并游刃有余了。虽然他自抵英之始即开始履行驻英公使之职责，但没有正式的任命国书毕竟名不正而言不顺，此番正式补递国书标志着清廷已渐渐接受西方外交之规范，而其中所言“中国大皇帝”与“大君主”两语，亦体现了清廷视英国为平等之心，再无鸦片战争时期蔑视“英夷”之心态，这也是中国列身于世界之国的证明。
　　
　　郭嵩焘接到兼任驻法大使的任命后便由伦敦赴巴黎，于光绪四年四月初五日向法国的麦克马洪总统呈递了国书，麦克马洪答礼曰：“初闻中国简派大臣驻扎法国，甚为心感。迨后闻所派为贵钦差，早闻其名，尤为喜悦。得钦差居此，必能使两国和谊日深，交相维系。遇有应办事件，无不竭力帮助。” 此时值中法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在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因此更易获法国之尊重。并且作为彼时世界的第二号强国，对于中国在向英国派出公使后即向己国派出，并且是同一人，还是颇为满意。在此一时间点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强国之一的一种可能，只是这种可能在六年之后即被甲午战争所击破。
　　
　　郭嵩焘在法期间，参与了不少的外事活动，尤值得一记的是他于光绪四年八月十九日（公元1878年9月15日）受法国总统之邀相随阅兵。法国军队的编制完备、阅兵仪式的庄严肃穆都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详细记曰：
　　
　　伯理玺天德（即总统之英文president的音译，引者注）经南，出各军之前，绕东而北，转至帐殿前，皆免冠起立为礼。已而从骑廿馀皆南趋，北面立。伯理玺天德南面东上立，各国骑从者以次立，军乐五十馀骑，稍西北面立。其中若甬道，广径六八十丈。首马队，次炮队，又次步队；压后者又系马队、炮队。凡马队以二十骑为十行，多或八行、六行为一营。凡炮队以八骑、十骑为一行，连三行用三马之力驾一炮车，又连三行驾一子药车；每子药车必载炮车轮二具，以防损坏更易。每车二行后，炮兵一队随之。凡步队以五十人为一行，两行相连为一队，八队为一营。马队中，又有护伤军连两行，用两马之力驾一车；车夫，有围，以载护伤者。步队中又有工匠兵，有运造桥梁兵，各按队伍行，无喧嚣者。其轻捷追敌之兵，马、步队皆有之。其后马队、炮队皆连为长阵，奔腾踏蹴，尘埃涨天。凡百馀队，间以炮车、护伤车，疾驱如雷，凡共五万人。凡官皆骑，领步队者亦骑行。伯理玺天德见诸兵官，免冠。执旗者出伯理玺天德之前，则垂而向下，伯理玺天德亦免冠报之。各军以次出伯理玺天德之前。马队数千万骑，仍径南北向立。已而发号声三，万万奔趋向帐殿前，距伯理玺天德约十仗许，皆勒马而立。其督提等官数骑独趋至伯理玺天德前，乃折而归入大队。于是各军撤队左右行，伯理玺天德驰马去，从骑皆随以去。
　　
　　如此不辞辛劳、不嫌烦琐的对阅兵仪式、队列组成等加以完整之记录，郭嵩焘之良苦用心可见一斑——虽然他现在不能以自己的见闻对国内施以影响，但他仍希冀有朝一日自己的这些记录终将有益于后人。
　　
　　郭嵩焘在担任驻英法公使的两年时间里，可以说是恪尽职守，尽心尽力的完成了他公使的职责。然而除了事务性的外交活动外，在西欧的这两年时间里，郭嵩焘更多的是利用这个近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机会，详细而全面的了解了西方方方面面的文明成果。
　　置身于西欧文明之学生
　　
　　郭嵩焘初到伦敦之时，便对伦敦的繁华景象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他对西方的观察并非停留在表面之现象，而是进一步考察了西方的器物与制度文明，探究西方先进之根本。就在郭嵩焘向英女王呈递国书之后的第二天，他便到英国的议院参观其开会。郭嵩焘观察之细致入微，往往思之常人所难及之处，“是日开会堂，其执政毕根士立而不坐，询知始封伯爵，此次初入上议政院，尚不得遽就坐也。其律法之严如此。” 此外，郭嵩焘还参观了《泰晤士报》，详细了解了报馆的运作程序； 参观电报局，了解了当时世上最为先进的电报技术； 参观了大英博物馆，欣赏了博物馆的丰富馆藏，感叹其“魄力之大，亦实他国所不能及也” 参观英国的造币厂和银行，详细地了解英国的金融体制的构成； 参观皇家医学院，详细地了解西方的医学文明； 参观格林威治天文台，了解天文学的知识； 参观伦敦的枪支公司，详细了解了英国制枪检验之原则； 参观了甲敦炮台后，他由衷的感叹道：“西洋兵法一务实用，无以虚文演习者，所以政教修明，而人才因以日出也。” 这就是他透过西方强胜的表面，观察到了西方富强的实质。
　　
　　除却对于西方社会各种制度之观察外，郭嵩焘对于自然科学也甚感兴趣，他曾详细的论说了培根与英国近代科学思想，并得出结论认为欧洲富强是源于学问的：
　　
　　英国讲实学者，肇自比耕（即培根，引者注）。始时，欧洲文字起于罗马而盛于希腊，西土言学问皆宗之。比耕亦习剌丁、希腊之学。久之，悟其所学皆虚也，无适于用实，始讲求格物致知之说，名之曰新学。当时亦无甚信从者。同时言天文有格力里渥，亦创为新说，谓日不动而地绕之以动。比耕卒于一千六百二十六年，格力里渥卒于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至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始相与追求比耕之学，创设一会，名曰新学会。一千六百六十二年，查尔斯第二崇信其学，特加敕名其会曰罗亚尔苏赛也得。罗亚尔，译言御也；苏赛也得，会也。而天文士纽登（即牛顿，引者注）生于一千六百四十二年，与格力里渥卒同时。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开之。此英国实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从郭嵩焘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史已有相当之了解，并且能认识到科学才是国家的富强之基，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实属难能可贵。相较于国内那些仍然倡导“礼制”的迂腐士人，郭嵩焘已渐渐在精神上远离了他们，开始走上了一条探索真理之路。而郭嵩焘对于自然科学并非“叶公好龙”，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兴趣：化学方面，他知道化学元素分为六十四种：“西洋治化学者推求天下万物，皆杂各种气质以成。其独自成气质凡六十四种。”并且他还了解当时最新的学术动态，譬如新元素镓之发现：“数十年前，英人有纽伦斯，推求六十四品中应尚有一种，而后其数始备。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日尔曼人曼的勒弗始著书详言之，谓合各种金质，辨其轻重，校其刚柔坚脆，中间实微有旷缺，应更有一种相为承续。至是法人洼布得隆又试出一种金，在化学六十四品之外，名曰嘎里恩摩（gallium音译，即镓），其质在锡与黒铅之间。” 物理学方面，他知道：“西人测光用三角玻璃，析光为三色：红、绿、蓝。嵌小三角琉璃于铜管中，映灯照之，三色适匀。别用小玻璃管贮药水其中，阑之灯前，有食绿光者则绿色隐，食红光者则红色隐。” 而天文学方面，他向西方人士学习，了解了不少的天文学知识：“铿尔斯邀观显微镜及论天文。其言四十七倍月当一地球，一千三百地球当一土星，七十万兆地球当一太阳。月中两火山，山皆中空成洞，以火发石出故也。” 以上所举数例，只是郭氏日记中所记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极少一部分，由此我们可观知郭嵩焘对自然科学了解之宽广以及其学习之热心。同时，郭嵩焘对于西方的人文知识也非常关心，他曾叙及法国著名的启蒙家伏尔泰与卢梭有言：
　　
　　法人百年前有名华尔得尔（Voltaire，即伏尔泰，引者注）者，著书驳斥教士。时教主之权方盛，欲以罪加之，华尔得尔闻而逃去。已而卒，教主乃焚其尸，当风扬尘。同时有乐苏（Rousseau,即卢梭，引者注）者，持论亦同，皆为教士所深嫉。近年改民主之国，教士权力亦减。闻华尔得尔之卒距今恰及百年，法人为开会，重刻其书。历百年而始追思其言，其名亦因以大显，足见人心心理之同也。
　　
　　正是由于郭嵩焘能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看待西方近代所取得的文明成果，再加之他始终以一种极高的热情投入到对于新知的学习中，并且除接受外界的知识外还能自己进行独立的思考，所以渐渐他对于西方的认识已远超于中国国内的所谓洋务派领袖诸人。他在看到李鸿章论洋枪洋炮的奏折后说：“合淝考求西洋军火，可云精博。近于‘飞霆’、‘新骧’四船外，又复定制三十八吨炮船四只，以备海防之用，合价十三万磅，计银四十四万五千三百二十两。蒙甚惜其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 可惜的是，郭嵩焘的这种卓越见识并不能为彼时中国所接受和理解。
　　
　　悠游于西方社会之名流
　　
　　西方社会讲究交际往来，许多信息的传递与打探都是在交游中完成的。郭嵩焘入乡随俗，到了英国后便广泛结交当地社会的各界名流，其中有各国之大使这类政治人物，也有许多的科学家或是文化人士，通过与这些人的交往他学到了许多知识。上文所提到的许多西方的器物制度以及科学知识，正是郭嵩焘通过与各种人士所交往而学到的。西方的社交界流行举办茶会作为交际的一种手段，郭嵩焘自然是积极广泛的参与，借此接触更多的西方人士。郭氏并不是一个因循守旧之人，而是勇于开拓进取积极创新，在参加过众多的茶会之后，他决定自己也举行一场茶会，作为礼尚往来之应答。这次茶会于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举行，这是郭嵩焘任内中国驻英使馆唯一的一次对外招待会，对于此次重要活动郭嵩焘并未详加记录，只有寥寥数语:“邀请茶会，至者五百馀人，所费盖千四五百金。而凡客至皆以为欣幸，西人之好尚固如此。” “至者五百馀人”，人不可谓不多；花费达“千四五百金”，钱也亦不少；而结果是“凡客至皆以为欣幸”，则说明这次茶会办得极其成功了，后其背后的含义则是郭嵩焘作为驻英的各国中的大使中的一员，已在西方的社交圈里游刃有余了，而中国在西方面前的形象，也不再会是古板而不知变通。可惜郭嵩焘对于此事的记录过于简略，让我们无法了解到他是如何成功的举办这次茶会的，而随同郭嵩焘出使的翻译官张德彝对于此次茶会从筹办到举行，都有详细的记录，让今人有幸能了解到彼时中国驻英公使馆这一盛事。关于茶会的筹备，张德彝与郭嵩焘曾就一个细节问题发生争议：
　　
　　申初，随星使乘车往拜阿什柏里。途次星使云：“今早同姚彦嘉议定，择于五月十九日请茶会，可即同马清臣拣选应请人数，以便给郭太太印请帖。”彝云：“按西俗，凡请茶会跳舞会，固皆女主出名，然此次中国钦差请茶会，可以稍为变通，不必拘定。”星使云：“我自作主，何必参议！且英人皆知我携眷驻此，未为不可。”彝云：“因愚见所及，不敢不谏。”曰：“试言之。”彝云：“在西国，若如夫人出名，自然体制无伤。苟此信传至中华，恐人啧有烦言，不免生议。”言毕，星使仰思良久，转嗔为喜而韪之。
　　
　　“星使”即郭嵩焘，而“郭太太”则是郭嵩焘携往伦敦的侍妾粱氏。按照西方惯例，茶会的邀请人一般是以女主人署名，郭嵩焘也认为这样未尝不可，但张德彝却认为这样不妥，力劝郭嵩焘不可，他所担心的是若此事传回国内则 “恐人啧有烦言，不免生议”考虑到人言可畏及《使西纪程》的前车之鉴，郭嵩焘最终还是听从了他的劝告。此虽是一小事，却反映出了那时欧洲与中国对于男女地位之认识的差别，同时也反映了郭、张二人对待传统观念之不同态度，尤其体现出了郭嵩焘在中西文化体制冲突时的矛盾心理——他一方面并不认为妇女就理应受到歧视，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顾及国内之看法。虽认识到西方之进步却自身又囿于落后之中国，这便是郭嵩焘的最大悲剧之所在。此一小问题并未对茶会的举行有任何不利的影响，到了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那天，茶会顺利的召开了：
　　
　　请茶会，自晨至暮。经男女工匠收拾陈设，由大门至二层楼，左右列灯烛、置鲜花，中铺红毡。楼梯阑以白纱，挂红繐，分插玫瑰、芍药及茶花。客厅、饭厅皆悬鲜花、灯彩，横设长筵，一置茶、酒、加非、冰乳、小食，一置热汤、冷荤、干鲜果品。刀叉杯盘，罗列整齐。玻璃、银、瓷，光华耀目。客厅对面，鲜花作壁，内藏红衣乐工一班。饭厅旁马清臣住屋两间，以木板横支槅架，以便来者脱外袭之所。楼上第一层客厅及凤夔九与彝原住二屋，皆开门去槅，联为一间。地铺红毡，壁挂灯镜，窗外支帐，列鲜花台，置五彩冰塔。第二层星使住屋五间，亦修饰华美整洁。悬花结彩，鼓乐喧天。门外支棚帐，雇巡捕六名，以便弹压一切。由亥正至寅初，男女绅富士民来者，计七百九十馀名。
　　
　　华美的装饰、美味的佳肴、并且还有乐班奏乐助兴，也难怪“凡客至皆以为欣幸”，从给来客挂外套的衣架茶会到保障安全的巡捕，此次茶会的筹备可谓细致之极。此次茶会的成功举行，为郭公使以及为清政府在西方社交界都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由于与副使刘锡鸿相抵牾拮抗等诸多原因，郭嵩焘出使不过两年就被政府召回了。而在郭嵩焘在回国前夕所做的一项决定，足以说明这两年的出使经历最终还是在他身上深深的烙下了痕迹，让他产生了一些彻底的变化：
　　
　　接沙乃斯白里信，示见君主之期，当以礼拜五赴阿斯本行宫。以粱氏随行数万里，一被参于刘锡鸿，再被参于张佩纶，不能为荣而只为辱。乃决计令其一见君主，归为子姓言之，足证数万里之行，得与其君主相见，亦人生难得之际会也。
　　在封建礼教森严之中国，妇女向来是不得抛头露面的，更遑论参见君王这种庄严之事。然郭嵩焘能说出上述的一段话，着实令人感动，为了让自己夫人能面见英国君王而不虚此行，他不再顾虑可能招致的种种抨击言论，此时更流露出作为丈夫对于妻子的情谊，更显他人格之健全完整。光绪四年十二月廿五日，郭嵩焘携粱夫人向英女王辞行：
　　
　　初见家室，相与慰劳，告以远方劳苦，必得少坐饮食，兼指示其三公主毕尔得立斯曰：“此公主也。”亦相与问劳。次至予所侯厅，相与鞠躬。因言：“闻将回国，心殊歉然，未知以何日启程？”答言：“约在半月内。”又言：“远道来此，心甚感激。”答言：“托庇宇下，已届两年，现因销差回国，必得恭诣告辞。”又言：“甚喜一见，且得接见钦差类里。居此日久，常思一见不可得。若径归去，未免使人伤心。”答言：“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礼，所有盛典概不敢与，今旦夕回国，以私接见，得蒙赏准，实是感悦。”又言：“愿祝一路平安。中英两国应得交好，甚愿此后交谊日益深固。望以此意达之中国大皇帝。”答言：“承君主盛意，谨当代陈总理衙门，奏知大皇帝。”因相与鞠躬而退。
　　
　　郭嵩焘出使西欧的两年生活，最后还是以融入西方社会的姿态而结束了，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此次出使的结束也就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
　　
　　余论
　　郭嵩焘出使不过两年即被召回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与副使刘锡鸿的矛盾难解，虽然后来刘被派为驻德公使但两人仍是不断的上奏相与攻讦，两人最主要的矛盾就在于对西方世界的看法不同。 由于本文的重点在于考察郭嵩焘在西欧之积极举动，故此点则略过不论了。
　　郭嵩焘两年的出使经历让他眼界大为开阔，其认识在国内罕有人与他相匹敌，然而彼时之中国也又难容他这种“异见”之人士。故而他归国后不得不告老还乡，在政治上不再有任何之作为了。
　　
　　考察郭嵩焘出使西欧的两年经历，他的表现不可谓不为优异。作为公使，他尽职尽责，很好的完成了他的本职工作；作为第一个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的晚清重臣，他虚心好学，广为交游，以一种开阔的心态看待那个全新的“异样”世界，以一个老病之躯却心怀孩童般的求知欲，努力地从西方世界吸取各类知识，并且他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环境，并且适应得非常成功，最终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可和尊重。然而郭氏之悲剧就在于他虽然跟上了世界的潮流，然而彼时的中国却还远远落在后面，虽然他见识卓越却不能改变中国的一丝一毫，因为彼时之中国尚未到大变之境地，凭他一人之力终究无力回天。
　　
　　在那个时代，世界将中国抛弃，中国却将他抛弃。这既是郭嵩焘个人之悲剧，亦是彼时中国之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