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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老师私信我说：“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地尝试反思自己的一些做法，感觉自己的行为有一些确实是违反教育规律的，甚至还有一些行为违背了自己的内心。我也想实施自己理想中的教育，也想给学生最好的教育。但是，每当回到现实中，我发现还是有很多的无奈和无法改变的困境。面对强大的应试教育，面对千百年留下来的‘传统力量’，我一个人的力量又能做什么呢？唉！越反思越痛苦，是做一个痛苦着的明白人呢？还是做个糊涂人继续跟风呢？”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接触过很多，也写过几篇相关的文章。借助这位老师的困惑，我回忆了其中的三篇文章，并把这三篇文章中的观点以三个层次来呈现。 抬高一厘米 在《你有抬高一厘米的权力》中，我通过一系列小事描述了一种现象：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体制当成逃避责任和自我解脱的借口。似乎，我们所有的过错和不足都是体制造成的，我们是无辜的，体制在那里，我们不得不屈服和顺从。于是，我讲了一个小故事，今天再把这个小故事讲一遍：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士兵亨里奇受到审判。原因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一个企图翻墙的青年。法庭上，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亨里奇仅仅是在执行命令，别无选择。而法官西奥多不以为然，他的一番话振聋发聩。他说：“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这是在法律管辖之下的一种人性良知。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人的内心不是一块铁板，应该都能做到。 在文章的最后，我讲到：也许体制是个坚硬的东西，它所营造的教育环境也过于刚性；也许我们无法与体制对抗，也没有时间等待体制的完善，但我们完全可以在体制下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用为师者的智慧、专业和勇气，抵住体制纷沓而来的脚板，为那些朴实的孩子赢得了一个缓冲地带。至少，我们有抬高一厘米的权力。 营造局部的春天 在《为自己营造局部的春天》中，我写了两个以前的学生，他们都做了老师。一个在很偏僻的农村学校，整个学校教师成长氛围不浓，周围的老教师大多是在混日子。他认为自己不能成长的过错，在于那个不上进的环境，与自己毫无关系。另一个在城里的学校，学校教学质量不错，对教学成绩抓得很紧。他认为，只要有分数束缚着，教师就无法挣脱应试教育；只要体制不改，教育就只能走老路子。同样，他也把自己教育理念的狭隘归结为教育大环境的紧蹙。为了给他们一点启示，我和他们聊了常见的三样东西——伞、空调和大棚。然后告诉他们，虽然这三样东西都不能改变整个天气，但是伞给了我们一小块没有雨的天空，空调给了我们一个舒适的空间，温室大棚给了我们一小片春天的感觉。 由此，我给出自己的建议：“在不能够改变整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无非就是像温室大棚一样，为自己营造出一个局部的春天。” 改变世界的少数人 在《少数人是怎样改变世界的》一文中，我讲了一个朋友的困惑：在一个波澜不惊的环境里，一个人的努力有用吗？单独的个体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周围的慵懒呢？回答这个困惑，我同样是使用了一个小故事，并再次呈现给大家。 我曾经在一个记录片里欣赏过火烈鸟大迁徙的场面，成千上万只火烈鸟聚集在一起翱翔天空的壮观令人震撼。然而，更让我有所感触的却是它们在迁徙之前的努力。每到需要迁徙的时候，总有少数火烈鸟率先飞离湖面，拉开迁徙的序幕，然而，其他的火烈鸟好像并没注意到，于是这一小群火烈鸟又飞回到湖面上。前一日的徒劳无功并没有让它们气馁，第二天他们会继续进行尝试。这一次，更多的火烈鸟和它们一道起飞，然而绝大多数火烈鸟依然是毫不在意。所以，这些先驱又飞了回来。这样的尝试要持续好多天，每次都有更多的火烈鸟加入飞行的大军，可终因大多数的火烈鸟依然没有注意到，大迁徙的计划也就一再搁浅。后来，有一天，情况终于改变了。依旧是一小群鸟儿不停歇地扇动翅膀，吸引更多的鸟儿加入进来。虽然还是少数，但它们的行动已经足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整群的火烈鸟都飞了起来，大迁徙开始了——成千上万只火烈鸟同时腾空而起。几只鸟儿，就这样决定了整个鸟群的整体行动。 我想，这三篇文章已经解答了这位老师的问题。在面对看似无法改变的教育大环境时，我们至少可以有这么三种态度：一是努力让自己不成为帮凶，尽可能地保留住自己抬高一厘米的权利；二是力争有所作为，在权限和能力范围内为学生营造一个局部的春天；三是不做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改变世界的少数人。 这三种态度，尤以第三种最为可贵，也是我们每一个挑战者的初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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