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过世那天，只有收音机陪伴着她

每次回到村里，我总是要回到老屋那片看看。那些老屋早就没人居住了，大多屋顶坍塌、墙壁倾頹、门户朽坏，堂屋里长着簇簇的蒿草。走在这些清冷而孤寂的街巷里，耳边似乎依稀响起老人的咳嗽声。

当我站定在自家老屋的门槛外，透过朽烂的木门缝隙往里张望时，恍然间，似乎一个穿着黑色连襟衣的矮小老太太拄着杖颤巍巍地走出来。我清楚记得，以前我寄宿在学校回到村里，总要先跑到老屋，站在门槛外一声大喊，“婆婆，我回来了。”像老母鸡缩在窝里一样的老人便欢喜地迎出来，脸上密布的皱纹舒展开来。

奶奶生养了三男一女，大伯在爷爷饿死之前已经成家分出去单过了，行二的姑妈嫁到七八里外的山砀村。二伯则一直未成家，在三十里外的江边镇水泥厂上班。父亲领着我们全家搬出去之后，老屋只剩奶奶一个。

先前大伯和父亲也商议过，兄弟两个轮流供养老娘，每个月在一家吃十五天。奶奶心里不情愿，觉得要看儿媳妇的脸色，难免生出嫌隙来；二来她喜欢自己一个自在，想吃点什么做什么。

二伯回来时总会给奶奶一些零用钱。赶集日子可以去称一斤半斤的肉。奶奶有一小块菜地，自己挑着尿桶，用缠了的小脚一步一步慢慢地挑过去浇菜。至于柴火，在伯父家和我们家各拿点，二伯父回来时，也会到山上帮着打几担。隔壁的几家也住着几个老人，儿子们也都盖房子搬出去了。天热的时候，白天、晚上的空闲时间，几个老人便拖了竹椅凑在巷子里聊聊天。

上村这些热闹的去处她们一向是不去的。一年冬天，斜对角的孤寡老人晚上用火笼暖被之时，踢翻了火笼，把被子点着了。这些老屋通常是两家共用一面墙，屋檐连着屋檐。火势很快蔓延开来，烈焰飞腾，全村的成人都跑来救火。那间房子烧成一片废墟，那老人也被烧焦了。奶奶的屋檐被烧漏了一大块。她受惊不小，可是仍旧坚持独自居住。

我辍学在家时，因为父亲管束得紧，而我往往偷懒，吃饭时没胆量回家，老屋就成了我的避风港。我适时地过去觅食，奶奶总要把饭菜分出一半来给我。后来，隔壁的几个老人逐渐过世了，只剩奶奶孤零零一个。二伯便给奶奶买了一个半导体黑匣子收音机。老人满心欢喜，抱在怀里，爱不释手。

有时，我闯进老屋，看见收音机放在桌子上，开着声音，老人靠在竹椅上闭着眼睛。我近前去连喊了几声，她才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我，原来早已睡着了。现在想来，那时她耳朵不太好使了，又没有念过书，官话（普通话）也听不大懂。收音机于她，大约是耳边有一片热闹。

我们几个孙男孙女在拨秧之时，从她那里把收音机借来，放在田埂上打开。用一撮草盖了，使得枯燥农活多一份生动，时间容易熬过去。有些夏夜干活，我们也借出来。老人不像白天什么也不说，一再强调夜里要还回去。她接过去时，总要用干净的抹布把它擦得锃亮。

相对村里的其他单身老人，奶奶心里还算满足的。有的八十岁还挣扎着上山打柴，有的则被媳妇当面骂老不死。她和两个媳妇没怎么拌过嘴，没有柴米缺乏的忧虑；二伯不时地给些零用钱，想吃点什么可以买些什么；姑妈离得也近，隔一段便来探望。娘家的老姐妹来看望，劝她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不如在两个儿子家里轮流吃。老人不愿意，总说一个人自在。

冬天寒风萧瑟的时候，从天井和破窗户呼呼灌进北风来。老人坐在灶边的小凳子上，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袄，身下是一个火笼，脚上围着一件厚毯，双手插在里面，窝成一团。每年一下大雨，把堂屋打得湿滑，她便颤颤巍巍地在地上一步一挪。

有一年，她爬楼梯不慎滑下来，跌断了脚。父亲叫跌打医生来接骨，用板子夹好，走不动道了，终于由着两家轮流照顾。养了四五十日，能下地了，她拄了杖，又重新一个人过了。陪伴她的只有那台收音机。

初三的下半学期，一日，村里赶集的人给我带口信，说奶奶快咽气了，让我赶回去看一眼。我赶到老屋，奶奶的床前围满了人，儿孙都来跟前送终。我到跟前时，老人已经过世了，静静地躺在被褥里，黑色的收音机醒目地放在床边的梳妆台上。

这台收音机作为遗产分到我家，用了一年便坏掉了，不知是卖给收破烂的还是丢掉了。我想应该把它放到奶奶的棺材里才更为妥当。

我时常想，村里的老人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就像榨干了的甘蔗一样，成了多余的渣滓和垃圾，成了子女眼中的负担。孝道文化在这里成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

我曾从一些老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在他们小时，年长辈高的人普遍受人尊重。我想那时候村里的生活大约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描述的相差不多。我清楚地记得，儿时村里的祠堂，四面墙仍未倒塌，青砖建起来的徽派建筑极为气派。而村里的老屋大多是土坯房。这大约是祖族礼法遗存的证据。祠堂照理比土坯更坚固，何以只有些四面残墙？也许是各种运动碾过的痕迹。

如今，下村这片老屋更显荒僻了。穿过这些冷冷清清的街巷，在阴暗潮湿的屋子的一角，似乎还窝着一个孤孤单单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