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瓷之旅》第一篇精雕细刻话东窑

天宇楼33 2016-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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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代到北宋初期，中国北方出现了一种带有极强立体感，具有浮雕风格的青瓷水注，壶身多以深剔刻手法饰以牡丹纹和莲花纹，一部份为龙纹和水禽等，有的水注连流（壶嘴）也雕刻成非常精致的动物形状，典型的有凤首形流和狮子形流。这种水注的釉色有的青翠欲滴，有的浅绿略泛天青，淡雅莹润，整体剔刻刀法犀利，图案精美生动。除了水注之外，还有炉、罐、水盂等也采用了同样的装饰手法。与装饰雍容华丽的立件相对应，同类的青瓷碗则大多无纹饰，十分素朴简约。这种奇特的瓷器，就是传说中的东窑瓷。

图1．青釉剔刻花牡丹纹凤首形流水注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中国瓷器的窑口一般都以州县名或地名来命名，偶尔也有以人的姓氏命名的。而东窑这个名称既不是来源于州县也不是来源于人名，用现代话来说是一个有点另类名称。以前在国内收藏界里这种东窑青瓷几乎是凤毛麟角，了解的人非常之少，故而也没有成为话题。近年来随着国外淘宝以及宋瓷收藏者的增多，“东窑瓷”才逐渐进入了玩家们的视野。

图2．青釉牡丹纹狮形流水注

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关于东窑瓷的叙述最早见于北宋文学家张耒(音“雷”)的诗句:“碧玉琢成器，知是东窑瓷”。张耒是北宋仁宗至徽宗期间的人，说明东窑瓷的出现不会晚于政和年，然其所指究竟为何物，出自何地已无从考证。另有《宋会要》窑务条文载：“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但这里所指的“东窑务”似乎与东窑青瓷没有必然的联系。

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中有一侧关于“董窑”瓷的记载：“淡青色，细纹多，亦有紫口铁足，比官窑，无红色，质粗而不细润，不逮官窑多矣，今亦少。”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中则提及了东窑：“东窑，北宋东京民窑也，即今开封府陈留等处。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

显而易见蓝浦所说的“东窑”可能是沿用了曹昭对“董窑”的描述，同时认定其出自于汴京以东的陈留县。藉此，后人认为“董窑”就是“东窑”。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既未发现过考古意义上的“董窑”窑址，也没有可以确认为是“董窑”的传世器物，另外曹昭笔下“董窑”的部分特征又酷似南宋官窑和哥窑瓷器。故“董窑”究竟为何物至今还是个谜。据笔者观察，目前被公认为是东窑的瓷器上并不见紫口铁足现象，故推测“董窑”很有可能是南宋时期的一种类官窑瓷器，将“东窑”与之相提并论应为误读。

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著名古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从标形学的角度将浮雕纹样的青瓷水注组群和无纹饰且颜色较淡的青瓷碗组群一起命名为“东窑”。此后这类青瓷在日本被称为“东窑型”青瓷。从各国馆藏的浮雕形青瓷水注的颜色和特征看，倒是比较符合张耒描述的“碧玉琢成器”。小山富士夫和另一位著名古陶瓷研究家长谷部乐尔认为，东窑瓷应属于秘色瓷到北宋汝窑瓷登场这段时间的官窑瓷器。

图3．小山富士夫在1943年著的《宋瓷》中论述到东窑

图4-5．小山富士夫定为东窑代表性器物的牡丹纹水注

图6．青瓷莲瓣碗

（小山富士夫作为定性东窑的纹饰之一)

图7．长谷部论文中作为“东窑”一例的青瓷碗，盒子上有小山富士夫的签名

图8．东窑型青瓷碗

这种青瓷碗与小山富士夫描述的东窑碗非常接近，大多出土于华北地区的墓葬。

笔者摄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随着对五代黄堡窑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一些东窑型的瓷片标本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与大多数五代的黑胎施化妆土青瓷不同，东窑型标本的胎质白而较为细腻，不施化妆土，釉色青而淡雅，制作极其精良。毕生研究耀州窑的禚振西先生认为，五代晚期的耀州窑瓷器中这种胎色较白，不施化妆土的青瓷只占到了1-2％，应该是受到越窑秘色瓷影响的产品。

由于许多东窑型青瓷完整器都出自于与北宋平行时期的辽代墓葬，故有日本学者今井敦提出，除了耀州窑以外不排除还有其他窑口生产的可能性。他的依据是：

1）在上手观察了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和日本藏家的东窑型水注后发现，这些器物的胎釉特征并不一样，所以不一定出自同一窑口；

2）浮雕形的装饰手法不只限于青瓷，也见于白瓷和磁州窑瓷器，属于十世纪至十一世纪初期各地流行的一种风格。

笔者通过观察馆藏和一些私人收藏的东窑形青瓷后发现，胎釉不同的现象确实存在（见以下图片资料)，故今井的推测不无道理。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和古陶瓷爱好者甚至推测五代耀州窑的一部分东窑型青瓷就是传说中“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的后周柴窑瓷器。

以下图片展示了一部分馆藏和私人珍藏的精美东窑型青瓷器。东窑瓷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其中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