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的医患关系是好的，不像坊间传的那么坏
中国人历来对医生是尊重的。在我童年的时代就是
著名的赤脚医生时代，我出生长大的村子就一名医生，一年到头很忙，春节是每家请吃饭几乎都少不了他，从未记得有人因看病与他打过什么麻烦。比较好的家庭可以把中心卫生院的医生请来，记得有一位任先生---村里人都这么称呼他，在当地很有名，如任先生看了也不好，那也就死得其所了。请来的任先生自然待若上宾，在那年代，即便借也的给任先生吃一碗卧了鸡蛋的白面面条。
在我自己做医生的三十余年中，无论是从老家来到省城找我看病、或让我帮着找医生的都对我尊敬有加，几乎都不辞辛苦地带些家乡的土特产。也有在诊疗中有过有不满以至纠纷冲动的，但大都经解释、安抚得以解决。
我工作的医院是一所近百年的老医院，在当地颇有一些影响力，有几代人都在此就诊的老患者，有的老患者一年住院数次，年轻的护士爷爷奶奶、大爷婶子的称呼着，一点也不见外。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患者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属于有公职的，医疗费百分之百的由单位报销，那时医院科室也没有病床使用率、周转率、药费比等等，对这一类患者重点对付的是“泡病号”者，也斗智斗勇，但极少酿成大的纠纷;另一类患者，属于城市无职业及农村患者，百分之百医疗费自己负担，特别是来自农村的患者，非到要死要活的时候不会到这一级医院就诊，大部分倾其所有交付医院费用。头脑灵活点的，不辞而别，医院也毫无办法。也有老实的，既交不起钱也不敢偷偷跑掉的，记得有一位患者，老主任不得不亲自出面告患者出院吧，剩的钱不要了，还给带了路费，多年来成为科室的笑料。这一时段医生很少与患者及家属直接谈到钱的问题。
后来，除了所谓的保健干部，几乎所有人住院都的自己掏腰包或部分自己掏腰包，城里人单位付不起医药费，村里人从未有地方给付过医药费，地市以下的医院几近倒闭。大的医院纷纷大建干部病房以维持生计。再后来，城市有了医保、农村有了新农合，但医生却越来越多地直接与病家交流钱的问题，没有人也没有地方告诉医生在面对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家时该怎么应对。
医院是人与人打交道最为频繁的地方，受病痛折磨的患者、焦虑疲惫的家属，繁忙而重复应对中的医护人员，有摩擦、争执、甚至动粗都不足为奇，套用一句官话：医患关系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此用不着怀疑。
二、医疗服务要与世界文明接轨
中国的医务人员被称为“白衣天使”，但更多时候
是做为组织和机构对人民实施关怀、为特殊阶层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工具出现的，狭隘的服务目的异化了医务人员的服务精神，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发至内心的人文关怀越来越少，做给人看的服务越来越多，连患者是医生的衣食父母的境界也谈不上了。
伴随着开放，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机构与人民、人民与人民、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原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人类有一些普世价值被我们忘掉了。在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上，一位日本的著名专家播放了他给一位患者实施新治疗手段的影像资料，让中国医生印象深刻的除了这位专家高超的技术外，是患者下床时这位专家很自然地弯腰给患者穿上拖鞋。很多医生谈起，我们已很难自然地这样做了。
在人类群体中，最应该发至内心地为深受病痛折磨的人提供服务的医护人员已经不会发至内心地为患者服务，这让他们是多么的难堪啊!
三、在对待疾病与生死上需要宗教关怀
网上盛传一段毛主席对江青说的话，也不知是
真的假的，大意是：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我自己多年吸烟，气管不好，你不要这样对待医务人员，否则他们会造你的反。从口气上看，很有点像毛主席说的。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手段还十分有限，拿小小的“感冒”来说，人们既无法有效地预防，也无法有效地治疗，一些体弱老人就可能因一个小小的“感冒”而不治。但医学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各种治疗手段使众多临终患者延长生命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哈医大二院500万医疗费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标本。
前面讲过，我是医生也是做过两次大手术的病人，面对过自己的生死，第二次手术是前一次手术的并发症，做为医生我知道二次手术的难度远大于第一次，成败决定生死。为我手术的是名医，本来第一次的手术对他而言是太普通的手术，但在自己的同行身上发生了本该避免的并发症，我能体会医生在这种情势下的无奈、后悔、甚至是抱怨的复杂情绪;我自己的痛苦、沮丧、有时短暂的愤怒等情绪用复杂都难以言表。但同时我又是十分冷静的，只有等待二次手术的时机成熟。二次手术前他安慰我，说这情况他以前处理过，应该问题不大。我告诉他你放心做，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老婆是一名在急诊与外科工作多年的护士，当然知道本次手术成败的后果，她说这次手术的同意书你自己签。现在，我们要求所有手术的同意书都尽可能患者自己签字，这是后话。
做为医生，我也经常遇到需要患者或家属帮着下决心的时候，比如一位85岁的老太太，严重心绞痛住院，做造影一看，心脏的三支血管有两支完全闭塞，还有一支有一重度局限狭窄病变，他的儿子是长子，听了我的解释说他明白了，他问我最坏的结局，我说下不了手术台，他大概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与他的兄弟姊妹商谈后告我：你给大胆做，出了问题我担着。手术很顺利，这老太太两年后睡眠中去世。他的儿子很感激，我说：有你这样敢担当的儿子也是老太太前世修来的。
最近，又看了一次马未都先生在《嘟嘟》的一节谈生死的节目，他在谈完圣贤与古人论生死后，特别讲了他父亲的临终，在历经一段痛苦的肿瘤晚期治疗后，他的父亲向他这位长子讲：他不想再接受这样的痛苦治疗，也不想再继续连累自己的亲人，于是他帮助父亲做决定停止治疗，四天后父亲离世。我能够理解马先生做这一决定的艰难与痛苦，但毫无疑问，他们是觉悟者。
在我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真是见了太多的生死，客观地说能够如此理性地帮助亲人做出如此决定的人并不很多。古人说人有五福，最后一福是善终，按马先生说无疾而终方称善终，这很难修得到。问题是当有准备的死亡来临的时候能否让亲人安详的离世，这在医院里几乎做不到。当医生主动提出在临终时要不要那一套程序化的“抢救”的时候，大多数人为他们的亲人选择了“折腾”，这甚至包括了许多医务人员。当我在新闻里听到国外某某政要、某某名人在家中离世的消息后，我总在想：我们城市中的人为什么总要把临终的亲人送到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