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发掘的金沙遗址建筑遗存全景 位于长江上游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文明，如今被公认是中原地区以外罕见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统一前、具有独特文化传统达两千余年的特殊区域。 然而，直到上世纪初，这段辉煌璀璨的文明还被认为只存在于神话之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有关蚕丛纵目、鱼凫成神、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的生动传说散见于《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文献里，但几乎所有人都不认为这是历史，虚无缥缈的传说故事还没能与真实存在的古蜀王国发生联系。 直到近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相继发现三星堆、金沙、宝墩等重要文明遗址，才基本确定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脉络，这是一个把神话变成历史的过程。 “两锄头挖出”的三星堆 说三星堆遗址是“两锄头挖出来的”可能不太严谨。但是不得不承认，考古有极大的偶然性。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令人赞叹不已的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等重要文物，都跟这“两锄头”有莫大关系。 1927年，在今天成都北面广汉西郊的南兴镇，一个笃信道教的秀才燕道成和儿子燕青保在家宅旁挖沟时偶然发现一坑玉石器，其中约有300件圭、璧、琮、石珠等；1934年，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组成考古队，在燕道成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 “葛维汉等人后来利用现代考古学知识对出土文物按照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为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开了一个好头。遗憾的是，由于抗战和文革原因，此后发掘就长期停滞。”曾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副队长、三星堆遗址发掘项目领队陈德安说。 真正确立三星堆遗址重要性的发现是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 陈德安心里一跳，马上问：“啥东西？” “石头的，还有刀，很漂亮的刀。”陈烈钊说。 陈德安和陈显丹、代福森等人立马跑到现场，让砖瓦厂工人马上停工，停下来又问：“挖出来的东西都到哪儿去了？” “我们看到不是金子，就扔地里了。”工人们答。 陈德安急了，召集工人们排成一排，拿着簸箕，在旁边的田里进行“地毯式”搜索，找到碎片就往簸箕里放。 陈德安向本刊记者解释说：“那时候的农民，在地里挖到东西先用锄头敲一敲，看看是不是金子或者铜器，如果是就捡走，不是就随意往地里扔。” 好在碎片基本找齐，陈德安、陈显丹拼起来才发现，被陈烈钊称作“刀”的东西原来是玉戈、玉璋等物。陈德安意识到这非常重要，当天上午就骑着自行车，跑到离现场 很快，陈德安等人沿正南北方向开探方，正式进行考古发掘，相继发现了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玉石器等文物。通过研究，考古学家一致认为，坑内的遗物正是古蜀人的宗庙用器，很可能是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埋下的。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著名的三星堆一号祭祀坑，这里共出土铜、金、玉、琥珀、石、陶等器物420件，象牙13根。 “那几天完全是懵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青铜人头像，只知道这遗址价值是非常大的，接下来会发现有什么稀奇古怪、不可预见的东西都是很有可能的。”陈德安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虽然被突如其来的发现“整懵了”，作为三星堆考古发掘的领队，陈德安还是很快想到了遗址的安全问题。经他联系，当地派出所在 8月上旬，一号祭祀坑的挖掘工作基本完成，众人还没从巨大的惊喜中回过神来，二号祭祀坑又突然出现了。巧合的是，二号祭祀坑也是砖瓦厂工人用锄头“挖”出来的。 陈德安告诉本刊记者，一号祭祀坑发现后，工作站划定了范畴，禁止砖瓦厂在该范围内挖土，于是砖瓦厂就换了个地方继续挖。 陈显丹等人再次要求砖瓦厂立即停止取土。随后由陈德安、陈显丹任领队主持的对二号祭祀坑的发掘同样让人惊叹不已：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数尊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 20年后，陈德安在《三星堆大事记》中写道：“ 2013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在三星堆遗址北部青关山地点发现了大型宫殿式建筑群，其中F1大型建筑基址长逾 站在地势较高的青关山地点西眺是古蜀国心目中的圣山、神山——西山，西山之一隅便是盛产玉石、黄金、铜矿的彭州九顶山，北邻母亲河——鸭子河，向南则俯瞰全城，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王者之气”。 “长江上游地区文明的源头找到了” 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但是，由于它实在太独特、太辉煌，有人说它是外星人创造的，有人说它源自西亚……关于三星堆文明的猜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停止。 “那种对人面眼睛、鼻梁、嘴唇、耳朵刻意夸张的表现，让人目瞪口呆，恍眼一看，三星堆像是横空出世的天外来客，梦幻、神秘……无法说清它的来龙去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说。 要想证明三星堆文明不是横空出世的“外太空文明”，就得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搞清楚三星堆文明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 1995年，又是一个看似偶然的契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带队调查成都市新津县的宝墩古城遗址。经过两个多月的发掘后确认，遗址北侧的黄土埂子是距今4500年前修建的城墙，散碎的陶片叠压在城墙上下，成为蜀地先民迈进文明门槛的物证，它的年代，比三星堆已发现的商代城墙、祭祀坑、宫殿建筑等遗迹要早，是成都平原文明起源探索标志性的重大发现。 “当时，我们恍然大悟，这座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也被称之为龙马古城，竟然有4000多年的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王毅说，“于是，我们全面梳理成都平原那些过去传说很晚的古城，一个一个地进行解剖发掘，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它们都是距今4000年以前的早期城址，像一串葡萄被拎了出来——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双河古城、都江堰芒城，大邑高山古城、盐店古城等等。这些城跟中原地区同时期古城在规模上不相上下，长江上游地区文明的源头找到了。” 近几年，新津宝墩遗址又有新的考古发现。“我们通过对宝墩遗址几年不间断的大规模考古，有了新的认识：这座城由原来所知的60万平方米扩展到由内城墙、外城墙组成的总面积达270余万平方米的宏大规模，在内城范围内已经发掘三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田角林地点发现的建筑群面积达到360余平方米。”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何锟宇告诉本刊记者。 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与中原龙山时代古城遗址年代相近，是探索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的标志性发现，也是成都平原继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之后，四川地区又一重大发现，在国内外考古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距今4500至3800年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是目前成都平原追溯到的与古蜀文明起源有着紧密和直接关系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早期城市起源的代表，也是四川盆地迈向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是三星堆文明崛起和诞生的重要基础，也是迄今所知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直到今天，宝墩古城仍是长江流域发现的规模第二大的史前城址，仅次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遗址。 2000年，面积约 2001年，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过，更大的惊喜降临了。在成都市西北郊外的金沙村，王毅和他的团队发掘出了震惊中外的金沙遗址。这座距今3000年前后的遗址出土了大量象牙、金器、玉器。更为重要的是，金沙遗址发现的金面具、青铜人像、金冠带、玉璋、玉钺等出土文物与三星堆惊人相似，说明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金沙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宝墩、三星堆、金沙可以说是构建了一个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体系，这个体系的延续性、包容性和创新能力是对璀璨东方文明的重要贡献。 今天，人们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成果，清晰地看出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脉络：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500年）；以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遗址、新都马家战国墓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16年），此后秦并巴蜀，辉煌壮美的古蜀文明最后融入汉文化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传说到历史 在发现三星堆之前，古蜀国文化落后、文明滞后几乎是定论。文献传说中蜀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成为学术界的基本看法。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金沙遗址的发现彻底颠覆了原有观点，为寻找消失几千年的古蜀王国提供了实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两千余年。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竟然与传说中的古蜀“五主”——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关系紧密。 “从秦并巴蜀的历史记载可以了解，在秦统一之前，统治成都平原的是开明王朝，新都马家战国墓、商业街船棺应是其遗存。”王毅说，“根据传说，开明之前应是杜宇，从考古学文化面貌的演变得知与晚期蜀文化联系最紧密的是以金沙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因此，金沙作为古蜀国的政治中心，主人极有可能就是杜宇。” “文献中有杜宇'教民务农’、'治水’的传说，而金沙出土了典型的农具——木耜，出土的主要作物种子经鉴定全是水稻，在金沙遗址黄忠地点发现的卵石埂，采用的是都江堰水利常用的竹笼络石技术，这是杜宇在巴蜀地区被尊为'农神之主’的见证。”王毅认为，“三星堆作为都邑的年代早于金沙，如果与传说对应，应与鱼凫王朝有关，该遗址出土大量鸟头形勺把，又紧邻彭县湔山，与'鱼凫田于湔山’传说吻合。在三星堆还出土纵目面具，应与蚕丛纵目的传说有关。” 民间关于古蜀国“望帝杜宇”的传说最为美丽，据说杜宇掌政时期，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带领蜀地人民走出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他死后化作杜鹃鸟，飞到田间哀声鸣叫，仍然教导百姓勤于耕种。 “尽管不能简单地将考古发现与传说直接联系，但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似乎在不断证明古蜀传说的真实可信。”王毅说，“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蜀志》描述的古蜀国望帝杜宇所在时代'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包括今天的汉中、云南、贵州一带都是杜宇王国的势力范围，展现出蜀国国力昌盛，农业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场景。” 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有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它们与在三星堆和金沙相继出土的金杖、金面具、太阳神鸟等文物，有力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 在上世纪80年代，学界普遍认为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三星堆、宝墩、金沙遗址的相继发现，不仅证明了古代蜀国并非落后的蛮夷之邦，更重要的是，它让整个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思考。 1987年5月，在三星堆、十二桥遗址座谈会上，四川大学的考古学 同时，尽管古蜀国的许多出土文物与中原文明风格迥异，独成体系，但它却与古代中国其他地区的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考古学已证实，三星堆文化古城遗址是夏代至商末蜀王国的都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则可上溯至距今4700年前。在三星堆后期文化的时期，有新的文化进入，出土的高柄豆、陶盉说明了古蜀文化与夏文化存在某种联系。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三星堆发掘之初，华西大学博物馆的 林铭均还将发掘资料寄给了郭沫若，郭沫若回信称：“你们在广汉发现的工艺品，如玉璧、玉璋、玉圭等，一般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四川）曾与华北、华中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 三星堆迄今仍是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金器、玉器、青铜器等高等级文物。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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