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我调节是中医治疗疾病优势【关键词】 正气； 阴阳自和； 五行生克； 自我调节； 优势 人和机器最大的不同在于：机器在损坏之后，其自身不借助外力（人的帮助）无法自己修复，人则在得病之后，在不借助外力（药物的治疗）的情况下，却有自我愈合的可能。但在现实生活的医疗实践中，人们大多数情况下对疾病的态度是：首先选用药物治疗。如疼痛，吃止痛药；腹泻，吃止泻药；发热，吃退烧药。经常把人体的自我愈合能力置之不理。其结果是表面上看痛苦（如疼痛、发热等）减轻了，实质上是病邪深入了，症去人未复，人体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阴阳平衡”。如腹泻，其发生的原因很多，如果是因为误食不洁食物引起的腹泻，其所出现的“腹泻”症状，正是人体自我愈合、自我调节、正气驱邪外出的自身调节反应，如果不考虑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过早使用止泻药物，势必造成关门留寇，导致病邪深入，为医者当戒之。 养生治病实践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使人获得健康 ，中医学关于人的健康目标模式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稳态和生态平衡。医生治病的治愈标准是“标本相得，邪气乃服”，并不要求必须把“邪”彻底消灭［1］。因为这不可能，也没必要，还没好处，只要能够达到“邪不可干”或“邪气乃服”即可。换言之，人体和各种致病因素（如邪气）可以成为朋友，既要尊重人的正气，也要对环境非我（包括邪气）宽容。因为，环境因素是“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医学的首要问题是：识别利害药毒，更要能动地化害为利，诸如化毒为药、化敌为友、化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以为治病养生之用，为人类健康服务。如果在治疗过程中不自觉地化利为害、变药为毒、医药手段转化为致病因素，损害健康和制造疾病 ，则是医学的不幸。所以，中医学要提高对环境利害、药毒的识别能力和转化能力，根本在于把握利害的取舍标准，即养生治病务必时时考虑人的正气这个根本。“正”是健康，“气”为能力，即人的自我维护和获得健康的能力，这是养生治病实践的依靠对象，从而也是具体识别利害药毒的价值标准。 关于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不仅有理论基础，而且有丰富的临床实践，下面分而论之。 1 人体自我调节的理论基础 1.1 阴阳自和阴阳自和的概念 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贵和”思想。《淮南子·范训论》中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阴阳相接，乃能成和”，意思是说阴阳二气的协调就是“和”，阴阳二气相接化物才能达到“和”的要求。“和”是宇宙的最基本的原则。阴阳合和，万物自生，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观点。在《中医基础理论基础》七版教材的阴阳学说中增加了“阴阳自和”的内容［2］，笔者认为，这一内容非常重要，甚至比阴阳学说的其他内容还要重要，因为这一内容揭示了人体自身维护健康的主要机制。阴阳自和是阴阳的本性，是阴阳双方自动地向最佳目标的发展和运动，是指阴阳双方自动维持和恢复其协调平衡状态的能力和趋势。中医学运用阴阳自和的理论来说明人体阴阳自动协调促使病势向愈和机体健康恢复的内在机制，说明人体阴阳二气具有自身调节的能力。阴阳自和是阴阳的深层次运动规律，它揭示了人体疾病自愈的内在原因。中医阴阳理论认为，阴主静而阳主动，阴主节制而阳主调动，阴司内而阳司外，阴主入而阳主出，阴主降而阳主升；因此，阴阳是对升降出入的调节，是对体内实现稳态和对体外实现适应的调节。所以《内经》提出的“生之本，本于阴阳”，可以理解为生命活动取决于“阴阳自和”的稳态适应性自组织调节。“阴”，可理解为自组织指向稳态的调节：“阳”，可理解为自组织指向适应的调节：“阴阳”概括了以整体性稳态和主体性适应为目标的、稳态适应性自组织调节为动力的“目标动力系统”，是“升降出入”主体性开放的“自组织生成演化系统”，是“神转不回”生长壮老已时间不可逆的生命运动过程［3］。阴阳自和的稳态适应性自组织调节，就是自愈机制；阴阳自和也就是内外和谐的整体稳态和生态平衡。美国生理化学家劳伦斯·J·亨德森早年通过对缓冲溶液的研究［4］，认识到生命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具有调节各种生命过程的能力。正如他在1913年所指出的那样：“生理过程表现出的正常功能，依赖于生命体内物理、化学条件的精确调整和维持。现在已经知道 ，诸如温度、分子浓度和酸碱度等条件 ，能够很好地被调节和维持，调节是通过体内进行的各种生理过程实现的，而维持则是通过体内外环境的交换来实现的。” 人体的这种自我运行和自我调节机制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化不可代，时不可违……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此处所谓“化”即生化，指生长发育，它不仅指天，也包括人，而且在这里主要是指人，指人体内的气化活动之不可代替。这种变化的自然性、客观性虽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以通过“养”与“和”而使有病的机体康复。如，水饮在人身内由生水变为熟水 （见邹润安《本经疏证》）的过程，即所谓“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 ，脾气散精 ，上归于肺，通调水道 ，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个过程不可替代，但当这个过程借助自身的调节机制不能正常运行时，可以运用各种养生、治疗、保健措施使其能够自我调节、自我运行。 医圣仲景就是一个善于促进人体“阴阳自和”和“化病气为生气”的大师。《伤寒论》明确指出：“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仲景在此提出了人体患病之后能够自愈的机制在于阴阳自和，并指出了治疗疾病应当遵守的一个原则 （也是疾病痊愈的根本原因 ）——阴阳自和，即基于阴阳的调理作用而使机体达到和恢复最佳有序稳定状态，这就是阴平阳秘，即健康。也就是说，人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正是这种自我调节能力使人体自身能保持和维护阴阳自和的稳态。这一调节功能，是通过机体内部之间相互协调与平衡，使许多疾病不治自愈。医生的作用不过是推动它、保护它，而不是破坏它，当然更不能越俎代庖。也就是说治疗措施要善于化病气为生生之气。阴阳相对协调平衡 ，则健康无病 ，即“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阴平阳秘 ，阴阳的协调配合 ，相互为用 ，是维持正常生理状态的最高标准，故《内经》有“因而和之 ，是谓圣度”之语。 那么阴阳自和的主要机制是什么呢？ 第一，阴阳互根互用是阴阳自和的前提条件，阴阳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二者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以达到一种共存的阴阳调和的最佳状态。第二 ，阴阳运动是阴阳自和的物质基础 ，阴阳二气是不停运动着的 ，并在运动过程中通过自我调控达到一种“和”的状态 ，故又称“自和”。第三 ，阴阳交感是阴阳自和的表现形式 ，阴阳交感是阴阳二气运动调整过程中所达到的一种最佳有序状态 ，也就是阴阳自和。 1.2 五行生克制化五行之间逐一相生 隔一相克。这一模式尽管看起来单调，甚至刻板，其实却直观地展示了五行制化的复杂关系，其中凝聚着深刻的哲学内涵，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整个五行学说的精髓所在。 五行系统之中蕴含的制化的形式，可用木、火、土三者之间的关系阐明。木生火，火生土，这一过程木促进了土的资生，是一个正作用，但同时木克土，这一过程木可以制约、克制土的资生，是一个反作用。对于土而言，木的作用相反，既有相生，又有相克，看似矛盾，其实正是制化理论的关键所在。如果木对土的作用只有相生或只有相克，两者则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既有相生，又有相克，两者相反相成，其共同作用使土处于平衡状态。 在五行系统之中，类似的制化关系还有很多 ，如火生土，土生金 ，而火克金；土生金，金生水，而土克水；金生水，水生木，而金克木 ；水生木，木生火 ，而水克火等等。这样一来，五行中任一行同时受到相生和相克双重作用，既不会被过分资生，亦不会被过分克制，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五行系统当中，类似的制化关系还存在于其它各行之中，如火生土，而土克水，水克火；土生金，而金克木，木克土；金生水，而水克火，火克金；水生木，而木克土，土克水。如此 ，则整个五行系统均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可见五行系统并非呆板而缺乏生气的体系，相反，五行之间普遍存在着相生相克关系，且彼此相互包含、相互牵制。这种错综复杂而玄妙多变的制化关系的存在使得五行系统成为一个极其稳定持久的体系。正如张景岳《类经图翼》中所作的精辟论述：“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 在中医学理论中，将五脏归属于五行，这样五脏之间也就具备了生克制化的关系，就是说，人体的五脏本身就有维持其动态平衡的能力，这种通过相互为用、相互制约来维持自我平衡的制化能力，只有在邪气深重的时候，才不能进行自我调节，一般在邪气不甚重的时候，人体完全可以通过这种制化能力，达到自我愈合的目的。这是人体具有强大自我愈合、自我调节能力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 2 自我调节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 认识到人体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和自我愈合的机制，说明人体这一复杂生命体具有生生之气，是有生命活力的，这种生生之气是人体维护健康的基本能力。人体的生生之气，既有可能被各种致病因素（如六淫、七情等）所损伤，也有可能被各种治疗措施（如药物、手术等）所戕伐。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生命活力一旦被严重破坏，不仅健康难以保障，而且有可能处于终生用药维持和调节的境地。 从中医学的发病观来说，阴阳失和是由于各种原因所致机体自我调节能力失常而产生的一种疾病状态。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是由正、邪两方面共同决定的 ，单从一方面不能全面认识其病机；正邪斗争在发病中的作用，不取决于某些物理、化学等特异性质，而取决于正邪双方力量的消长对比，也就是说，发病的关键仍然是由各种原因 （或邪盛或正虚 ）导致的机体自身调节能力异常、自身稳态异常所致。 从中医学的治疗观来说，历代医家将“和之”视为追求的“圣度”，即将阴平阳秘作为治疗的最佳状态，各种治疗手段都是促进恢复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达到“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从中医稳态观来看，各种治疗手段可以看作是外环境中的因素，与系统外的其他因素是同等的，所不同的是，治疗手段是人为带来的，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因为是手段，是外来因素，所以必须通过机体的自组织能力作为中介，以恢复机体自我调节能力。也就是说，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手段，恢复健康的关键仍然是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与阴阳自和以及五行生克制化所阐释的理论是一致的。 在中医药的临床实践中，中药、方剂、针灸、推拿、气功等治疗措施和手段，要处处维护并照顾和体现人体的自我调节机制和自我愈合能力，才是最佳的治疗方法，才能取得最好的疗效。 从中药药性理论来看，我们知道，中药治疗疾病的主要原理是药性理论，中药有四气（寒热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和升降浮沉，从四气而论，寒凉为阴，温热属阳，用寒凉药物治疗温热病证，用温热药物治疗寒凉病证，其实质就是纠正人体的阴阳失衡，维持人体的稳态。就五味而论，酸肝属木、苦心属火、甘脾属土、辛肺属金、咸肾属水。在这一五行生克制化系统中，生中有克，克中有生，亢则为害，制则生化，这一过程说明五脏之间本身具有相互为用、相互制约，维护五脏之间平衡的能力，这就是人体五脏的自我调节能力。在五脏生克制化异常不甚严重的时候，一般不需要外力（如药物、针灸等），五脏也可通过系统的自身调节恢复到健康状态。所以在治疗过程中，要认识到人体自身有维持阴阳平衡的能力，用药纠偏的时候要防止药物过用，切忌强行干扰，用药治疗只是暂时帮助人体恢复稳态和自我调节能力，能否获得永久性健康，最主要的的是依赖自身的调节能力。 从方剂的配伍来看，很多方剂的配伍目是在作用于人体之后，让人体达到“和”的状态。尤其是张仲景在制方时，时刻考虑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纵观《伤寒论》全书，其方剂中的药物用量多为六克或九克，每首方剂的药物数量少则一、二味，多数四、六味，超过六味药的方剂数量甚少，体现了张仲景治疗疾病重在“调节”的思想；又如桂枝汤之“外证得之解肌和营卫，内证得之化气和阴阳”；小柴胡汤之“和解少阳”，其治疗的根本宗旨也不是强行干扰，而是强调帮助人体“自和”。 针灸、推拿、气功治疗疾病的主要原理是通过手法、针具刺激穴位，激发经气的功能，疏通经络，畅通气血，以达扶正祛邪，平衡阴阳的目的。在扶正祛邪的思路上，重点强调扶住正气，正气足，人体具有生命活力和生生之气，也就具备了自我调节能力。通过恢复这种自我调节能力，一是能祛邪外出，终止了邪气的侵害，另外也保护了人体的生生之气，维护了健康。既使运用祛邪的手法或者针法，也强调祛邪不伤正气，邪去正自复，其治疗重点还是最大限度保护或恢复人的生生之气和自我调节能力。在非典期间，用中药治疗和用西药（如激素）治疗最大的区别在于，用中药治疗，在康复之后，病人没有后遗症，说明中药治疗过程中照顾到了人的生生之气，换言之，经过中药治疗和干预，最大限度调动了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获得了真正健康。用激素治疗，虽然当时能控制症状和痛苦，但在康复之后，很多病人出现了后遗症（如骨质被破坏），说明激素在控制症状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的生生之气和自我调节能力，表现为症去人未复。 再从中医的养生保健观来说，“自我愈和”是指机体有一种防御和抗干扰的能力，机体在无外界治疗的条件下，通过自我调节能力达到阴平阳秘，以防御疾病。从这个意义上讲，养生保健即是保护这种自我调节能力，维持阴阳自和五行的正常生克制化。从中医稳态观上来看，即是保护人这一系统的内外环境的稳定，保持系统的稳态及自组织能力。 3 结语 中医学把健康和疾病都看成是正邪相争的过程，区别在于：健康状态是由于“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疾病状态则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医生治疗疾病的关键就是要抓住“病人正气”即“生命活力”这个本，通过恢复人体自我调节能力，达到“标本相得，邪气乃服”［5］。也就是说，健康时不等于没有邪，治愈疾病也并不要求彻底消灭邪，只要“邪不可干，邪气乃服”即可。这是一种生态平衡的医学思想。反思近百年来化学药物和化学疗法的大量使用，一方面带来了与药物有关的化学污染，另外一个方面，人类不断受到化学物质的损伤与冲击，生生之气和生命活力、自我调节能力不断受到戕伐，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大量产生，所以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渴望绿色医药、呼唤生态医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医药学如果能在治疗上尽可能地去发挥“注重机体自我调节能力和生生之气”这一主导医疗思想的特色和优势，在未来必将为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参考文献】 ［1］马有度，丛 林，李庆升。中医精华浅说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11. ［2］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8. ［3］王春燕，赵 艳。试论阴阳自和的中医稳态理论［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27（2）：3. ［4］（美 ） E·艾伦（著）。田泽名（译），20世纪的生命科学史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8. ［5］陆广莘。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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