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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牛 说到“巧官”，不由让人想起清代那个历三朝、相二帝、一路春风、福禄寿俱全的牛人——曹振镛。 曹振镛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考取进士，旋即得到重用。不久又升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到了道光朝，他再度高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道光帝的心腹宠臣，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曹相上台后十分低调，只是闭嘴、磕头、旁观，等摸清了新主子的底牌，就循其思路，不慌不忙地跟出三张牌，一是照猫画虎装节约，二是借刀杀人揽大权，三是斩草除根绝后患，从而获得了道光帝的绝对信任。 其实，曹振镛的三张牌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手法，即上有政策，下有“顺策”。比如，道光帝为解国库亏空之急，决定从杜绝奢侈浪费入手。他首先以身作则，不做新衣，常常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朝。曹相便照猫画虎，一是把没破的裤子也打了补丁穿着上朝；二是每天下朝后就跑到市场上，打听物价，了解行情，第二天一早不是给皇帝报送经济情报，就是提一两条有关厉行节约的建议。宰相如此和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皇上自然满心欢喜，大事小情都找其商量。其他官员谁也不傻，竞相学习曹相的成功经验。结果，闹得京城破衣烂衫的价格一路飙升，品相好点的竟比新的还贵。有些穷官实在买不起，便自己动手，把好好的袍子弄旧，再让老婆在醒目处打块大补丁。好端端一项利国举措，就这样被弄得走了样，变了味。 中国人历来把坏官分为两类：贪官和庸官。而像曹振镛这类“巧官”似乎很难归类，他们既不像贪官那么贪得无厌，又不像庸官那么颟顸无能，整天价还忙忙叨叨的，只不过朝廷有了危难之事，他们绝不会像曾国藩一样赴汤蹈火、挺身而出，而是一门心思把上级作为“应对”对象。其实，曹振镛也不是不贪，只不过其“贪”不在钱财，而在权力，这种“贪”更隐蔽，危害也更大。 比如，阮元是唯一同曹振镛资历相当的三朝元老，不但人品、文才俱佳，且政绩卓然。在浙江巡抚、两广和云贵总督任上建树颇丰，朝野无不折服。这对曹相无疑是个不小的威胁。于是，当道光帝问起对阮元的看法时，曹振镛先是好话说尽，然后话锋一转，大谈阮元吟诗、论文、作画、弹琴很有一套，“光诗文集就出版了好多种”，“一时洛阳纸贵”云云……果然道光帝脸色由晴转阴，恨恨地说：“要是做诗能把国家做好，那我天天做诗!”时隔不久，便一纸调令把阮元召回京城，安排了个不咸不淡之职，直至告老退休。 贪官、庸官相对容易暴露，而“巧官”隐蔽性强、技术含量高，识别起来就比较难。何况，他们还善于作秀，上上下下都容易被蒙蔽。但凡哪个地方和单位曹振镛们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阮元们本事再大、能力再强，也难以施展，甚至被逆淘汰。因此，对曹振镛这类“巧官”，务必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他们把水搅浑。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改进和健全官员选拔监督机制，使其无“空”可钻，无“巧”可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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