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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已病”与“不病学”/张东宝
2005年第9期的北京《读书》杂志，举办了一次由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医药研讨会。在这一期的“编辑手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引人深思：“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的命运坎坷多难，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调查数据，现在我国真正能够称得上中医，也就是能用中医理路治病的大夫只有两三百人，中医的生存状况非常危急。另一方面，中医的疗效却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得到承认，并开始进入医疗保健的体系。……说起对中医的贬低，我们最容易记起的大约是鲁迅先生‘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断语，这甚至构成了鲁迅对‘国粹’的批判起点。当然，鲁迅是在读了西洋的生理、医学书籍后发此感言的。毫无疑问，现代医学对中医的冲击，和源自西方的现代知识系统对所有领域的冲击一样猛烈。在以科学为背景的医疗系统中，中医大概很难找到合法的位置。但是，中医却凭借其独特的功效和易诊廉价，长期以来一直是百姓不可缺少的治疗手段。……中医有自己完整的体系。中医的精髓是阴阳调和、整体平衡理论，养‘生’是中医根本所在。孙思邈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道出了中医的理念和境界。这样的理念，在今天是需要重新理解的”。在这次研讨会上，曹东义先生介绍说：解放后，治疗乙脑、流行性出血热以及麻疹，疗效世界第一。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疗效确实非常好，但是既没有被西医认可，也没有被世人了解，更没有鼓舞中医界的信心，相反中医的地位几十年来直线下滑。非典时期的口号是‘用科学战胜非典’，一开始不让中医上，后来中医上去后，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中医药介入越早、越充分、疗效就越好，副作用也小、花钱也少，死亡率也低，后遗症也要少得多（笔者注：实践证明，中医的“不科学”，反倒具有更深意义的科学）。广州治疗SARS，用中医药的，花钱最多的是五千元，西医动辄几万、十几万，最高的一百八十万。过去都说中医夸大自己的疗效，利用人的自然恢复能力，这次西医也可以自问一下：激素能杀灭病毒吗？吸氧能够治疗SARS吗？西医认为意识是不可靠的东西，症状是假象，所以要解剖，要实证。这样就丢了很多东西。比如亚健康，病人自己很难受，但到医院的各种仪器一查，没有病。世界卫生组织认为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西医却没有办法。贾谦先生亦介绍说：要解决中国十三亿人口、特别是九亿农民的健康问题，必须发展中医。因为我们还学不起西方的医疗保健体系。美国有那么多先进的技术和医疗设备，那么多的高级大夫，人类疾病中仍然有70%解决不了。而其余能够治疗的30%的疾病当中，误诊率在50%以上。中国历史上没有西医的时候，中医解决了中国人看病的问题，特别是在病毒性传染病方面，从张仲景到后来的叶天士等，都解决得很好。1988年，以中医为主解决了上海乙肝复合甲肝问题，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将之与美国以西医为主治疗同类疾病的疗效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1：234，即中国仅死一个人，美国要死二百三十四人。再就是，著名中医邓铁涛先生徒弟的妻子是医院的护士长，在一线感染了SARS，邓老让她把激素和抗生素停了，用中药，结果活了，又投入了战斗；另一位护士长没用中药，成了烈士（笔者注： 2005年12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2005年年底，就在医学界还在对SARS病毒、激素和股坏死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时，北京几百名SARS后股坏死患者默默承爱着身体、感情、家庭的一个又一个变故）。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六十例SARS患者，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迄今没有后遗症。然而，某院士却在香港说，中医治不了SARS，没有一例病人是中医治好的。后来在铁的事实面前，他才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中医是理论医学，也就是说，按照中医理论，应该能够应对各种疾病，包括西医认为新出现的疾病。民间中医前往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送医送药，效果都很好。民间中医因为没有受到西方化的影响，所以敢于辨证论治，所以就有效。可是国家的中医院总是跟在西医后面，按人家的思路用药去杀灭病毒。中医不讲杀灭病毒，而讲保全自己，即解决吃不进又拉稀的问题；如果能吃进去，又不过分排出，身体就能好起来。尽管很多人体内还有病毒，但他们能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能吃能睡能劳动，能上养老下养小（笔者注：2004年12月21日的日本《世界周报》，发表了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山中烨子的一篇报道，即有关中国对艾滋病病毒有疗效的中药特辑。2004年11月17日的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报道：中医中药防治艾滋病正式启动。据有十年患病史者反应，中医药防治艾滋病效果很好，比鸡尾酒疗法好，后者有副作用；而中药副作用少，或者说几乎就没有什么副作用）。有中医临床经验的唐云先生说，有人说中医诊断癌症把脉把不出来，PET可以做出来。然而中医的侧重点不在于肿瘤这个有形的物态，而在于这个肿瘤对人体的整体平衡造成了什么影响。人身上即使有肿瘤，但如果不影响平衡状态，不破坏各个脏腑、器官的正常功能，对人来说是不会有影响的。就像有些树活到一定年龄，会生树瘤，但并不会导致死亡，人体也是这样。医学最早的出发点是因为人感到不舒服，才需要通过医生去寻找改变不舒服的方法；西医只要通过仪器检查发现数据不正常，有一些异常形态出现，不管你感觉如何，就认为你有疾病，一定要把它们去掉或是通过药物来改变数据。其实，人体自身的感知能力，比通过仪器检测到的信息更有用。有一位肺癌脑转移患者，出现颅内高压症，恶心、呕吐，西医建议通过脑部手术解决这个问题，后来采用中医辩证的思路，没有用任何“杀肿瘤”的药，仅用了中医一个很简单的方子——“泽泻白术汤”，方子的道理就是健脾化痰。因为患者除了恶心呕吐外，还有舌苔厚腻、脉象弦滑之症。第一天服药，患者恶心呕吐及头晕头痛症状全部消失；连服三天，各种症状基本平缓，病人自感没有什么不舒服。陆广萃先生认为：治疗艾滋病，中医并不是一定要通过中药直接抗病毒，而是通过动员身体里抗病毒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医不是一条道跑到黑，而是症状变，药物也变；西医则往往是一直用到无效为止。然而，生物体的最基本的能耐就是适应，适应了，药就失效。糟糕得是，生物体还会变异。解放大西南时，部队得了疟疾，没有足够的奎宁，怎么办？扎针。扎针能杀灭疟原虫吗？不能。但为什么有效？就是调动人体六分之五的力量嘛（也就是治病毒性疾病不抗病毒，治糖尿病不降血糖，治高血压不降血压，然而均有疗效）。所以中医药的传统疗法就是调动“六分之五”。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来源于近代医疗模式的、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对医学的长期统治，也就是说，“术”统治了“学”。中医再讨论问题时，不要再在“病”上做文章了，应该以人类的健康为主要的研究领域。一百年来，我们不断地谈“科学”、“伪科学”等，这是假问题，是“关公战秦琼”。罗卫芳先生则说，“科学”并不等于真理，“非科学”也不等于谬误。难道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科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吗？科学就是科学，医学就是医学，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领域。西医的科学化过程，广义地说，都是“抗生”的；而中医在理论上则要求“卫生”和“养生”，这是矛盾的。中医的优势和本质，第一是“人”，第二是“生”。“生”是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也就是“你活我也活”，人要活，细菌病毒也要让它活，这就是生态，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气度要有这么大。有了这么大的气度，才能把周围环境中的因素转化为有利于“生”的因素。所以，中医药是为人类的生命之健康服务的大学问，而你非要扭转它，就变成两码事了。中医的传统妙在什么地方？就在于不看敌人看朋友。它的诊察，是在寻找健康的钥匙。它的思想是：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在于发现动力。我们中医并不想包打天下，但是在中国，本着“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的原则，把养生保健真正做下去，就可以摆脱疾病医学框架的束缚。张其成先生也认为：中医现在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目前，西方文化、现代科学不仅成为评价中医的尺度、审判中医的法庭，而且成为改造中医的工具。相当多的中医研究者、中医领导者都有一个愿望，即把中医改造成为真正的科学。在我看来，这不但救不了中医，反而害了中医，毁了中医！中医最重视“神”，最轻视“形”。这和西医恰恰相反。当今分子生物学的“基因”学说，无疑是“形”层面研究的高峰；在“象”的层面，包括阴阳五行，包括中医的“气”，究竟能不能用科学来解释？我看很困难。因为“象”是介于有形和无形中间的，而且更偏向于无形。中医的“象”用形态学方法做实验是做不出来的。一个权威性的报告称，人的潜意识还有95%没有开发出来。对潜意识的开发，对“神”的运用，不是线性科学和形式逻辑推理所能实现的。而这恰恰是中医的精华，是中医的传统。“神”和“象”这两个层面的东西，才是中医的核心（笔者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爆发过一场关于中西医优劣的大论战，现代学者刘学濬于1934年10月7日的《独立评论》第121号上发表文章——《我对于西医及所谓国医的见解》，文章指出：他三岁多的孩子患痢疾被西医耽误，几乎致死，最后通过中医才获救；而其孩子的玩伴亦患痢疾，却被最好的西医治死了。1934年7月5日，著名文学家老舍在《人间世》发表了《小病》一文，文章用幽默的口吻说：“头疼而去找西医，他因不能断症——你的病本来不算什么——一定嘱告你住院，而后详加检验，发现了你的小脚指头不是好东西，非割去不可，十天之后，头疼确是好了，可是足指剩了九个。”1935年1月20日的《人间世》在《谈中西医》一文中说：“距今四十五年前，曾纪泽病了，请一外国医生来看，给他戴上一个冰帽子，不多几天便去世。曾氏是久居外国、最以洋派出名的人，那时一班士大夫对于曾氏个人的名德是敬仰的，可是对于他的迷信洋人，总不大以为然……他这一死，于是‘西医杀人’顿成话柄”。文中的“曾纪泽”即曾国藩的儿子亦是外交家。文章又说：“民国十二三年，有一句宣传社会的话柄，说是胡适之的病西医看不好，被陆仲安看好了，问陆仲安用什么药治好的，说是用的黄芪。人家不相信，当面问胡适之。适之说：‘不错，我这里还将药方留着呢，可以为凭’。然而，谁人不知，崇洋的胡适是反对中医的”）。…… 请原谅笔者大段地引用专家学者发言之大意，考虑到大多数的读者不会去看纯文学性评论的杂志，而这次中医药研讨会的内容于治病养生之道又很重要，故不得不如此耳。相信读者看后一定会有所启益的（无论是患者还是医者，无论是习武者还是练功者）。
天地虚怀来自： “治已病”与“不病学”_张东宝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65408801010rb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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