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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时期的黄文弼 朱玉麒 1927年，黄文弼先生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从此成就了他作为西北历史地理学家和新疆考古学家的学术声望。 黄文弼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到1935年作为中央古物委员会兼西安办事处主任，正式调离北京大学，其间20年的时间，是在北大度过的。20年中，他的学术训练和研究经历三变，由哲学、而文献学、而古物学，并旁涉多门，最终因为西北科学考查的因缘际会，而成为了著名的考古学家。 本文即就史料所见，对北京大学时期的黄文弼学术生平，略分三个阶段，进行初步的梳理。 1. 哲学门就读的黄文弼 黄文弼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其时他用名黄芬。直到1917年底，才通过申请教育部备案，改名黄文弼。 教育部指令 令北京大学：呈一件文科学生黄芬更 名文弼请备案由。呈悉，该校文科哲 学门学生黄芬更名文弼，既据该生原 藉县知事公文证明，应准备案。此令。 教育总长傅增湘。 以往的研究都未曾提及此事。而从《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所反应的“在校同学录”档案看，这个黄芬确实就是我们讨论的黄文弼： 1918年4月30日截稿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登录以上黄文弼的信息可能来自不同部门、不同时间的报表，因此称谓有黄文弼和黄芬的不同。从其他一致的信息中，可知其变化源自教育部指令前后的缘故。 在黄文弼就读北京大学期间，中国的大学制度正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开篇登载教育部的“《大学令》二种”，并作按语云：“《大学令》有二，一为民国元年所公布者，一为民国六年所公布者。本校刻正按照新令逐渐改组，其完全施行之期，当在民国八年。” 学制的变化，是两种《大学令》的不同处，民国元年《大学令》第八条规定：“大学各科之修业年限三年或四年。”而民国六年《大学令》第八条则规定：“大学本科之修业年限四年。”民国七年毕业的黄文弼，正好处于学制改变的过渡时期，而在北京大学文本科经过了学制三年的修业毕业留校。 由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的北京大学，一开始便承担起研究型高校的责任，仿照西方高校的体制，在本科之上设立大学院（研究生院）即是其目标之一。在民国初年，受限于经费等等原因，北京大学的大学院一直在筹备状态。但是作为大学院基础的研究所设立，不仅为教育部《大学令》所规定，北京大学也于大学院成立之前的民国六年前后陆续设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提到： 第一条 各科之各专门学术俱得设研究所。 第六条 本校高级学生，主任、教员认为合格者，得入研究所。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哲学门三年级的在校生黄文弼出现在了哲学门研究所、国文门研究所的研究员名录中。从《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中，我们看到黄文弼在大学三年级的研究兴趣：他在国文研究所担任了“文”与“文字学孳乳之研究”的科目，在哲学门研究所担任了胡适指导的“中国名学钩沉”、陈汉章指导的“儒家玄学”、马叙伦指导的“二程学说”科目研究，并最终以《二程子哲学方法论》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的撰写。 黄文弼于1918年7月以77.8分的成绩，成为乙等生毕业，并随之留校。 北大哲学门就读的黄文弼，体现出充满学术热情的的个性。在《北京大学日刊》记载中，三年级生黄文弼是北大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是国史编纂处的名誉征集员。 考察这一时期黄文弼的师友同道，也是我们对于其学术历程富有兴味的探索（暂略）。 总之，黄文弼就读北京大学期间，适逢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胡适加盟北大文科教授，北京大学风气为之剧变，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和中西贯通的学术境界，造就了黄文弼等一批同学少年成为中国学术转型期的栋梁之材。 哲学门三年的科班训练，无疑对于黄文弼精通中国经典学问很有帮助。他的这一修养，不仅在后来解读吐鲁番文书的典籍、梳理西域历史的学术研究中体现出价值，即在前往新疆考察的交往中也派上了用场，如他受命为时任新疆督军的老派文人杨增新校勘《补过斋老子日记》，杨增新也引为同道而与谈《中庸》为宗教之书，无疑拉近了他与杨增新的距离，帮助了他在杨增新治下的考察。 2. 国学门助教的黄文弼 黄文弼留校后，在当时的文科研究所工作。1921年北京大学研究所改组，他转入最早成立的国学门担任助教。 这一时期，他的兴趣发生转变，开始了目录学的研究。哲学虽为专业，但已成余事。1924年，他不得不出版了已经无暇修订毕业论文《二程子哲学方法论》，作为对哲学研究的告别，其跋语还专门提及毕业后“由家来京，改治目录、校订之学”，可见是在当时北大国学门工作期间的一次有意识转型。 黄文弼从事目录学的第一份成绩，是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线装书的目录整理，即1922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这可能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部古籍书目。 此外，作为国学门编辑所的成员，黄文弼作为主力参与了由沈兼士倡导的《一切经音义》整理工作。他们以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对该书进行了标记、编目、纂辑、校审等一系列工作。从中分析出来的的辑佚《小尔雅》《白虎通》《释名》《切韵》《唐韵校勘记》等，也都在1927年就编就待梓；作为其成果之一的《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后来作为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丛刊》第四种，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而在这一领域，黄文弼还发表了研究性的论文，体现了他在文献学方面的理论修养。如《整理文心雕龙方法略说》、《拟编续四库书目略说明书》、《对于改革中国图书部类之意见》等。 1922年，在主任沈兼士的倡导下，国学门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及陈列室。1923年5月 24日，北京大学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更名考古学会）成立。这一系列的举动再度吸引并转移了黄文弼的研究兴趣。他协助沈兼士在国学门建立了以上的相关机构，并参与到古物保存与研究的工作中。在1927年之前，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制定了详细的考古调查范围、方法，以求预流于现代考古学的科学领域。 对于河南新郑、孟津两县出土周代铜器之调查，大宫山明代古迹之调查，洛阳北邙山出土古物之调查，甘肃敦煌古迹之调查，以及观摩朝鲜汉乐浪郡汉墓的发掘，与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建立东方考古学协会等等的具体活动，都体现了建设中国考古学的宏大气象；对于文物的收集、保存，如传统的金石、甲骨、玉、砖、瓦、陶，以及壁画、拓本等，也力图跨出以往文人赏玩的古董行业而给予考古学的研究。 参与到考古学会中的黄文弼，发现了理解古代历史的新方法，不遗余力地从中获取新的经验。1926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创刊，第一卷第一号即是“考古学专号”，其第一类“宗教美术·壁画”中，是一组对国学门购得的山西稷山县小宁村兴化寺之南壁壁画的考证文章，黄文弼《山西兴化寺壁画名相考》是其中的主干，考证了七佛像为“孔雀明王经变画”，从而分析了这一元代壁画的美术史意义。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黄文弼从事美术考古的第一篇力作。而在此前，他也做了许多相关的考古学工作，如在1925年校庆二十七周年纪念中研究所的成果展览中，就有黄文弼翻译的《秦筑长城用料考选材》抄本一册。 黄文弼担任助教时期的国学门，正是北京大学在这些领域中新旧文人荟萃，以胡适、沈兼士为代表的学者力图走出传统学问的死胡同，而向现代学术迈进最为努力的时刻。1923年创刊的《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以下简称“《国学季刊》”），成为他们攻坚的堡垒，由编辑委员会主任胡适起草的长篇发刊词，对国学的前途寄予厚望，提出了“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的目标。 1927年3月起，国学门又举办“月讲”，即在学期中的每月5日，举行专门的学术演讲；1927年春季学期就由国学门的导师陈垣、刘复、马幼渔、沈兼士率先开讲。而每年一次的国学门恳亲会，也成为同人交换学术信息的重要时机。黄文弼的学术素养和科学精神，在这种明确的道义承担、和谐的学术环境中得到了充分的积累。 3. 西北考查以来的黄文弼 1927年，在一段漫长和复杂的交涉之后，中国西北地区的探险考察出现了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查团。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作为中方考古队员参加了这次考查活动。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参与到西北考查的行列中。黄文弼于1927年5月9日从北京出发，经过蒙古高原，走向新疆的戈壁沙漠，于1930年9月回到北平，历时三年零四个月，取得了巨大的考古收获。 从黄文弼的日记和《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等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于黄文弼一行的远征，充满了期待。《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六号发布的一组学术消息，都是与考查团远征相关的：《中西人合组西北科学考查团》《本学门欢送西北考查团纪事》《新出塞曲》（周肇祥）。今天，80多年前从北大三院到火车站的欢送场面，也被摄影照片所保留下来。 作为远征者的大后方，北京大学始终关注着这些远征的“特派员”。黄文弼等人也通过书信、电报汇报着前方的考古成果，并在地方遇到各种困难时，通过北京大学向政府提出解围的途径。《北京大学日刊》始终不断地报道着他从内蒙古、新疆发来的消息。下面的这则报道让我们了解在那样一个通讯并不发达的时代黄文弼等中方学者与北京学术团体之间所保持的联系： 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报告 敬启者，近接考查团六月五日自距贝勒庙七十里之明安加沙所来公函，及六月五日袁希渊致刘半农信、六月三日黄仲良致庄尚严信、六月五日刘衍淮致刘半农信、五月二十七李宪之致刘半农信，撮其重要事项如下： 一、团员全体健胜平安 公函 二、昶等现在明安加沙，因骆驼尚未购齐，大约有二三星期之逗留 公函 三、采集品一木箱，记团员Von Kaule君回京之便带上 公函 四、弟等于五月二十六至此，地名胡城图（按：即明安加沙），因骆驼未购齐，在此尚须半月方可启身 袁信 五、弟在此发现石器遗址……在此画地图二日，骑马巡行二日半，日行七十里 袁信 六、旭生与黄仲良、丁仲良、龚醒狮前六日至贝勒庙，丁考查地址，黄发现石器遗址三处 袁信 七、詹君作图尺助记，气象学生等均努力看气象，学德文 袁信 八、在包头，旭生提议分股作事，黄为文牍，詹为庶务，丁为巡夜主任，袁为工作主任 袁信 九、如有信，寄绥远区固阳县北黑教堂邮局收下存交西北科学考查团 袁信 十、弟现由亚姆塞河到贝勒庙，拟在此一带调查古物 黄信 十一、到居延海约在阴历七月初间，有信寄甘肃毛目县邮局存交 黄信 十二、旅行日记到迪化方能寄上 黄信 十三、五月二十，在包头起身时，雇二百多骆驼，到贝勒庙再换自己的骆驼。可是于二十八到阿木塞河近处荒野中住了，此地趾贝勒庙当有八九十里 刘信 十四、我们一路真是有趣，穿过无数河沙，越过很多山岭，二百多骆驼摆成一字长蛇，浩浩荡荡的往前进，每日行不过三五十里，找有水草地方住下 刘信 十五、二十二，起风很大，是夜温度表最低点到了二度。二十四，经过村子叫“黑教”，有天文堂是列，赫定请神父来吃饭。据黑教的人说，这一带土匪很多。二十五，到“草地”，草地野兽很多，外国人常打来做食品，差不多我们每天都吃打来的黄羊肉。二十八，到现在的地方。我们四个学生每天跟德国人学德文、学气象，他们在此地安无线电。大约外人重气象，瑞人重考古 刘信 十六、从今天起，正式与德人学德文 李信 十七、最近通信处是甘肃毛目县邮局，永久通信处是哈密邮局暂存 李信 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启 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历时三年多的考查结束，黄文弼回到北京。他一如既往地受到了北京大学师生的欢迎。《地学杂志》刊载的《蒙新考古报告》，记录了黄文弼在1930年9月21日受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隆重欢迎的演讲会内容。 欢迎会上代理校长陈百年（大齐）亲自到场致辞，表彰云：“外人在新省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的材料之丰富，亦不亚外人，尤可庆幸。” 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也演说云：“我国科学的考古事业，今尚在幼稚时代，人才经济及环境，均有种种困难。黄先生当时勇往直前，今果战胜一切，成功而归。现在国内学术机关，已果有伟人成功。至于以后应如何继续努力，尚应研究进行之策。” 黄文弼在演讲之前回应说：“余虽在前方努力奋斗，设无先生等在后方筹划，帮助一切，亦不能有成功，故对于先生等，尤不能不表示谢意。” 黄文弼继续回到了国学门研究所，而学术的目标变的更加明确，即为从事西北考古报告的撰写而精研西域史地。考古学者的事业，确如黄文弼在上述演讲时坦承：“然余考查之事业，虽暂告结束，而材料之整理与工作之继续，其事务之繁巨，或有过于考查之时，适沈先生说以后应如何继续工作，所当研究，此尤弼所欢欣而自勉者也。”野外发掘获得材料，只是暂时的结束，真正的考古工作完成，伏案研究的困难“或有过于考查之时”。 黄文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仅止步于西北古物的挖掘和收集，而是以加倍的努力完成着考古调查的研究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黄文弼的研究成果如井喷一般汹涌而出。1930年秋，黄文弼的《蒙新旅行之经过及发现》在《国学季刊》上发表，代表了他本人在西北考察方面的成果发表的开始。
1932年，《国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开始出版，黄文弼名列编委行列，与丁文江、朱希祖、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陈受颐、汤用彤、赵万里、刘复、郑奠、钱玄同、魏建功等并列。这是黄文弼本身的研究成果得到学界认同的标志，也是西域学术的研究在国学领域中为学界所重视的标志，表明了北京大学国学门推行的“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的身体力行。那一年，黄文弼在《国学季刊》上发表了他在高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篇章《高昌疆域郡城考》和《兽形足盆形像考释》。同年，他也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 自1931年以来，他所编著的相关著作如《高昌》《高昌砖集》《高昌陶集》陆续出版，书名均由语言学家刘复以独特的汉简书法郑重题签，而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蒋梦麟纷纷为之题词、撰序。这与当时北大的名教授黄侃、马衡为其西域写真作题跋一样，体现了北京大学对于黄文弼西域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和由衷庆贺。
黄文弼从1927年由北京大学迈向西域的历程，似乎是一条学术的不归路。随着他在西北问题方面的成就彰显，1933年，他应教育部考察新疆教育文化专员的身份第二次赴新疆考察。1934年归来不久，又于1935年被任命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兼西安办事处主任，从此正式离开了北京大学。 即使如此，黄文弼第二次新疆考察的重要成果，即他对罗布淖尔考察而于汉代西域史研究的重要篇章《居卢訾仓考》，仍然在告别北大之后，首发在《国学季刊》上。 北京大学时期的学术生涯，塑造了后来的黄文弼。 （本文原刊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本微信公号发布的版本省略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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