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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需要自作诗吗?

 好读又读1856 2016-02-24

来源《美术报》

原题目《当代书法家有必要“自作诗词”吗》

作者:王犁

读《书法》2013年第八期郑荣明先生的《当代书法家有必要“自作诗词”吗?》一文,在其推荐下,又翻开《书法》2013年第四期《唐诗宋词,招谁惹谁了?》,多好的话题,硬生生写成一篇贯彻当前大好形势政策的文章。我还是借郑荣明先生的题目,谈谈一己之见。

  几天前,看“行草书十人展”,洪厚甜兄、林峰兄作陪,边看边聊,让我有机会更接近优秀书家的创作心境和表达意图。在参观者要求与厚甜兄合影之际,有一位年龄稍长的观众,或许看我在与厚甜兄的一问一答过程中,表现的不是太外行,就问我对当代书家只写古人的诗词、古人的文章怎么看?于是,我粗略地给他介绍了这个展览的情况,以及这些书家作品中流露对当代公共展示空间变化的思考。因为在展厅初次见面不熟悉,就简单说明书法创作本身的视觉表现功能以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交流传递思想,包括“为往圣继绝学”,古人也有很多写前人辞章的书法作品,如黄庭坚的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假如“自作诗词”在初学阶段,还不如写写古人的优秀辞章。让读者在挑剔书写水平高低的同时,还可以再次品味一下先贤的遗韵。展厅里也有一位书家写“台湾纪游”自作诗的,其实,有一位书家写陈小翠《翠楼吟草》作品的选择,让我更有触动!

  这又回到“唐诗宋词招谁惹谁了”,艺术语言和书写题材的选择流露创作者审美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肯定没有招谁惹谁,但作为一个书法作品创作者提笔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杨柳岸,晓风残月”,大抵也让人知道这位书写者对唐诗宋词的阅读量有限,或者是他主动放弃了题材这一成审美选择的表达机会。记得一次大学生阅读习惯的讨论,大学生课外阅读本身就是文学享受和个性养成的过程,作为高校课外阅读调查,我们看到的答卷开口就是“四大名著”,当千人一面地回答“四大名著”时,让我怀疑这个阅读选择的真实性和当代大学校园面对阅读选择的个性缺失。不是“四大名著”惹谁了,而是不要拿“四大名著”来作为阅读贫瘠的挡箭牌。不要说“唐诗宋词”的洋洋大观,就中唐大历诗人的作品,不吃不喝也可以重复抄上几年。艺术创作要求艺术家有独特的艺术语言,这种艺术语言追求的排他性,表现在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书法创作也是一样。再好的句子,当一万个人都写的时候,你就要质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有问题,或者你得问一问自己对大家都写的内容是否有写出不同审美价值的能力和自信。我相信这位以《翠楼吟草》为书写内容的书家,肯定比信笔就是“白日依山尽”的写手,阅读量和阅读范围要大。

  郑荣明先生提到当前书法创作提倡“自作诗词”的形势,“‘自作诗词似乎成了一种舆论导向,给许多不能‘自作诗词’的书法家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不少书法家甚至因此而自卑”。其实在当今“自卑”已经是一个稀缺品,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多的是忘乎所以、无视常识、漠视普世价值!能够借助学习写诗的过程慢慢发觉,那一点可贵的“自卑”也会转化成高贵的“谦卑”,又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呢?当代书法家有必要增加自作诗词等传统文学的阅读量,写得好可以信笔写来出口成章,写不好通过学习,也知道诗歌创作的难度在哪里,所谓“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退而求其次享受阅读的过程,写字写诗都是修人。

  近代很多书画大佬都写诗,有诗集传世,但并不以诗名世。如传统四大家的“吴、齐、黄、潘”。吴昌硕算是晚清秀才出身,一月安东令,晚年鬻书海上,诗名入《光宣诗坛点将录》,复堂光绪十三年丁亥日记:“安吉吴昌硕,诗篇峻削,剥落凡语,有傅青主、吴野人之遗风。”面对日益增多的求诗书客户,时常让身边的同好杨岘、诸宗元、高邕等代笔;白石翁早年参加乡里诗社,拜师王湘绮前还被讥为“薛蟠体”,虽不像他自己所说诗第一,也没有为其艺术追求减分,其诗直白浅显,巷尾村头的俚语用得别开生面,与其书画相映成辉,出诗集请当时的一流诗人樊樊山审定,文章千古事,足见重视;黄宾翁与邓实合开神州国光,以传递华夏文明为己任,交游近南社诗人群,诗有书卷气,但当您有基本的诗歌阅读体会后,读其诗会觉得真算不上有多少诗才;“四大家”中我最喜欢潘天寿的诗,张宗祥先生说他古诗似韩昌黎、玉川,我倒读出李昌吉的瘦硬冷峭,特别是抗日战争离开杭州西迁后,感时记事舒胸中之郁。就如潘天寿先生在浙江美术学院要求国画系学生,不求“四绝”但求“四全”,也是期望在年轻的阶段培养全面的修养,以图日后有更高的诉求。实际上,近代“传统四大家”有不同的诗文修养,都不是一流的诗人,如齐、黄、潘3位并未入当时的“骚坛点将录”,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没有入一线排行榜,仅作为自己表达情感的方式罢了。从今天看来,对于艺术史的书写,假如没有白石老人的“三家门里轮流转”和黄宾翁的“雨淋墙头月移壁”,在我们妄图接近大师的时候,那是何等的意犹未尽。

  当代书法家有必要“自作诗词”吗?假如只作为文化修养的“标签”,我倒同意郑荣明先生的观点,“如果只是为了‘表现’你的修养而勉为其难地拼凑、胡诌,不如罢了!当代书法家的修养是多维度的,何须执着于传统文人的‘诗词’背景呢?” 我想了半天,太多艺术创作形式可以语言追求不同为理由,躲掉包括“诗词”的古代诗文,还真就书法躲不掉!传统书法与古典诗文仿佛并蒂莲,花开两支,何等的绝妙啊!在古典文化氛围完全远离我们的现在,一些古代的蒙学读物都需要作为“心灵鸡汤”借助大众传媒传布的今天,假如我们面对祖先的成就还保留些许“自卑”的话,我们仍然可以从喝“鸡汤”开始,以古代诗文爱好者或者欣赏者的身份享受书写,借学习写诗的机会去更深层次欣赏诗词,或许会更符合实际一些。话说回来,读书、写字都是丰富自我的认识,假如“书法家”还算是“读书人”的话,对于现在的中国,或许对公民意识、价值观、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与担当等人性的思考和检讨,比“自不自作诗词”来得刻不容缓。

  假如为写诗而写诗也就罢了,开口就是为参展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等行业协会“加分”,硬“之乎者也”起来,容易让人感觉,好好的这人……怎么“说都不会话”了,写诗与写字一样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假如不就诗论诗,不就写字论字,容易探讨一些!最近读龚鹏程介绍台湾骚坛的文章,提到行武出身的将军诗人丁治磬,早年征战时期,吟咏出“忍饥何用劝加餐,褴褛军前挽粟难”,抗战艰难切身体会,颇得古代边塞诗余烈,解甲后本应更有闲暇觅句庭前,反而仅剩“大好河山供梦寝,小康岁月足欢娱”了。而晚年于右任一样偏寓海岛情怀故国,一首《望大陆》触动多少炎黄后人的内心隐痛。不管“以技入道”还是“以道入道”,游艺为了修人,都是为了增加自己对事物的认识,活着与吃饭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可以选择,高低却是人的境界。

  其实不管诗歌还是其他艺术门类,能够表达心灵深处的触动,并将其与人交流分享都是三两素心人的事,它有多少社会功用,不是你可以把握的。我庆幸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出版业发达有那么多好书可以读!生活过得不好也不坏,在“唐诗宋词”没有招惹你的时候,你去招惹它!记得杨绛先生在一篇谈读书的文章里,说自己不善于与人交往,也怕打扰别人,只能翻开书打扰古人,不管中西的人物都在书里等她,翻开书就可以交流,闭上书就各自离开,很方便!老太太今年105岁了,借此为她祈福!我为能与这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感到荣幸!仍然要相信透过云层的那丝月光,不仅可以照到人之为人的内心,也可以照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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